..续本文上一页叙在虎跑出家因缘。遂命余到其静室笔录，山窗明净，遥望可见风帆沙鸟，摒绝万虑，聆其法音，娓娓动听，至今犹萦回脑际也。后由其删改交《越风》发表，惜东鲸滋扰，编者避地，刊行未果。稿件存亡，至今无闻。后仅于《永怀录》传记中为追叙一二而已”。

　　这里所说的“《永怀录》传记”，指的是高先生所撰《弘一大师的生平》一文。该文发表于《每周导报》(泉州)第一卷第五期上，有引题“一代艺人与高僧”，文末署“中华廿七年暮春，胜进居士高文显，于刺桐城。”当写于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此文收入《弘一大师永怀录》(1943)有所删改；一九七九年——《南洋佛教》一百二十七期重刊，与《每周导报》同；《弘一大师全集

　　十

　　附录卷》(1993.2)收入此文系据《觉音》第二十，二一１期合刊(1941)；文字与《永怀录》编入同，看来为《觉音》杂志编辑所删改，因其时高先生已遵母命“背着”弘一大师远游菲律宾了。

　　现据《每周导报》上所刊的第三部分“飘然动出世想”，援引于下：

　　“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缘，大家都是莫明其妙的，他的教师蔡元培(曾提倡美术代替宗教之说)及国内名人如吴稚晖、叶楚仓……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如夏丐尊，丰子恺等，都是莫明其妙的。去年(1937)春间，因为《越风》杂志社的编辑黄萍荪先生要出版杭州的专号，写信来请弘一法师将他在杭州出家的因缘写出来，但是法师因为精治梵典未得空闲，且不便再入世谛文字因缘，那时适我因为厦门大学的学程尚未结束，也寄居在南普陀寺内，而法师则在寺前的功德楼上，于是法师便命我于星期日的时候，到他的楼上去，由他亲口述当时在杭州出家的经过，由我笔记，再经过一番整理，以应《越凤》之请。于是约当在春假的某星期日，我便到他的楼上去。两个人对坐着，我集中注意力，听他的叙述，而一方面笔头忙着在动，于一小时余，将他的出家因缘叙述完毕了。可是不幸因杭州沦陷，越风社虽然出了预告的篇目，可是至今连那篇经过法师删改的旧稿，也不知流落何处。”

　　弘一大师１９３７．４．１０致函高文显：“《越风》稿，定于五日截止。今天已是十日，宜速寄去”。(33)同年覆黄萍荪函：“惠书诵悉。老病颓唐，未能执笔撰文。惟回忆昔年琐事，为高君言之，请彼笔记。呈奉左右，聊以塞责耳”。(34)

　　“聊以塞责”是弘一大师自谦之词。他却是认真地口述，认真地修改，并且催促“宜速寄去”。不论是高文显先生，或他人所记录的讲词，弘一大师都认真地删改润色过，一丝不苟，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出于对大师的景仰，也都经大师本人认可后才正式印行，《弘一大师全集

　　八书信卷》就有许多关于刊印讲演订正的信函。刊本衍文漏字误植的现象是存在的，应尽可能地据在大师删改的记录稿本加以订正，而不宜归咎笔记者；更不宜以“行文也不合现行阅读习惯”为由，加以指责。须知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着的。

　　六十多年前的语言习惯(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行文怎能要它合乎“现行阅读习惯”呢？

　　弘一大师的出家，夏丐尊先生《弘一法师之出家》(１９３９)(35)可以印证。不论远因或近因，都与老友、挚友有关，大师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36)

　　夏居士因说了“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后悔负疚，而大师却“笑颜对我，毫不介意”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在佛教中称为“增上缘””。(37)“增上缘”还是外因。内因，大师“当民国二年夏天”到西湖广化寺“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当夏丐尊与他为避“名人来演讲”，去湖心亭吃茶，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大师说：“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后来我出家的一个远因了。…“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弘一大师留下的《断食日志》(38)，是出家前两年首尾二十天的断食记录，是极为珍贵的人体生理极限自我实验报告。实践与认识，不断升华。断食实验后，茹素、诵经、礼佛、拜师、受三皈依、着僧衲、剃度、受戒，终生“以戒为师”，严守戒行。慧明法师的忠厚笃实、平等待人、感化“马溜子”，弘一法师说：“令我佩服不已的。”

　　出家，对大师的一生来说，是个“突变”。读了高文显先生笔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可以感受到他是无数的量变中，合理合情地“突变”的。弘一大师口述此文时(１９３７)，已经做了二十年和尚。十年在江浙，来闽南也十年了。认真回顾在闽南十年的生活，加以总结，解剖自己。《南闽十年之梦影》便是结晶。

　　此文最初发表于《佛教公论》第一卷第九号(１９３７．４。１５．出版)第１７一２１页。文末标明讲演及重记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廿八日(旧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在养正院讲。计九日晨于楼上重记。”题目下署：“弘一老法师讲胜进居士笔记”全文分为七个大段。《弘一大师全集

　　八。杂著卷》收入，依弘一大师纪念会编《晚睛老人讲演录》(1９４３．上海大雄书店印行)，不分七个大段，文字有所改动，仅于题目下署“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未署笔记者。此文确为高先生所笔记。林子青先生《弘一大师新谱》于１９３７年有此记载，并说：“此文详述师与闽南十年之法缘，为研究大师晚年之重要史料”。(39)

　　弘一大师对于闽南的气候，是逐步适应的，先是怕热，后来致蔡冠洛函云：“闽南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也”。(40)对于佛学教育，也是视因缘成熟与否而为之的。他说：“做一个佛教徒必须十分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及诸佛菩萨灵应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初级的学僧应该如此，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如此。要重视品行道德，所谓僧宝，出家人要在俗家之上。他还举了有趣的细节——“草庵钟”，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惭愧我德薄业重！”“所以我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仍照草庵的钟那个老样子”。十年的闽南生活，“所做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大半。”他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二一老人”。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高文显先生说：“他(指大师)讲《南闽十年之梦影》，由我译厦语并笔记，整理后再送上去给他修饰，也许他认为不要进文章病院”。(41)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弘一大师致书蔡冠洛：“旬日后邮奉联幅等时，附讲稿二种(《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及《南闽十年之梦影》)，皆在养正院所讲者(去年正月及今年二月)。

　　养正院创办于三年前，朽人所发起者(教育青年僧众)。今夏或将与他院合并。养正之名，难可复存。此二讲稿可为养正院纪念之作品，为朽人居闽南十年纪念之作也。唯笔记未甚完美，拟请仁者暇时为之润色。(多多删改无妨，固所记录者亦不尽与演词同也)并改正其讹字、文法及标点。题目亦乞再为斟酌。(“青年佛徒”等)

　　更乞仁者为立一总名。即以此二篇讲稿合为一部书。虽非深文奥义，为大雅所不取，或亦可令青年学子浏览，不无微益也”。(42)

　　既表明弘一大师对此二篇之重视，又希望蔡冠洛居士“多多删改”．再“为之润色”。信中接着说：“此讲稿拟别刊行。世界书局或欲受刊者，广洽法师处存有数十元，愿以付印也。又拟请仁者撰序及题签，以为居南闽十年之纪念耳。”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弘一大师《拟定佛教养正院教科用书表》“以奉胜进居士”，聘他为教员，商定于秋季招生开学。一九三七年初大师函请高先生代授养正院训育课。

　　一九三五年影印弘一大师为李汝晋居士手写《大悲咒》，高先生作《序)，盛赞“弘一法师来闽数载，居常运用其艺术手腕，书写经文佛号，赠诸缁素，以广结胜缘。”当弘一大师赴惠安净峰寺之前，书赠叶青眼居士华严经句联文“持戒到彼岸，说法度众生”等，叶说：“余谓此次州人士多来求公字，少来求法，不无可惜。

　　公笑谓余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过为分别”。(43)弘一大师认为书艺也是“说法度众主”的方式，更具魅力的方式。厦门大学的师生通过高文显向大师求字者不少。

　　广义(昙昕)法师在《一公本师见闻琐记》中说：“是年(廿五年)在佛教养正院讲《十善业道德经概要》。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写字最要紧的是章法，章法七分，书法三分，合成十分，然后可名学书。吴昌硕的字并不好，不过有几分章法而已。

　　经云：“是法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书法亦尔”。(44)伍稼青先生《特立独行的弘一法师》一文于第四节”书法精妙冠绝一时”

　　亦有同样的记载。(45)此事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亦收在１９３６年。然高先生笔记的《最后一言》，刊于《南洋佛教》１２７期、文末时间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讲于佛教养正院)”此文是否首次刊发，待查。《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未收入。《南洋佛教》１２７期所刊，无“吴昌硕的字并不好”等语，笔者觉得弘一大师的德行绝不会在学僧面前评论他人是非。及至读了高芬陀小姐提供的其父的笔记原稿影印件，恍然大悟。笔记原稿有这样一段语：“在一幅字的中间顶重要的，就是章法。所以章法是第一，其次才论到字。我的朋友丰子恺居士也曾说过的。当他批评上海书法家吴昌硕的字时，他说吴昌硕的书法，单就一个字，一个字看起来，倒不大好看，但是合并起来，全部观之，那就很好看了。”

　　广义法师说得过略，走了样，把引述丰子恺的话当作弘一大师说的，而且也曲解了原意。丰子恺的话还是赞扬吴…

《记终生敬奉弘一大师的高文显先生(王尔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