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敘在虎跑出家因緣。遂命余到其靜室筆錄，山窗明淨，遙望可見風帆沙鳥，摒絕萬慮，聆其法音，娓娓動聽，至今猶萦回腦際也。後由其刪改交《越風》發表，惜東鯨滋擾，編者避地，刊行未果。稿件存亡，至今無聞。後僅于《永懷錄》傳記中爲追敘一二而已”。

　　這裏所說的“《永懷錄》傳記”，指的是高先生所撰《弘一大師的生平》一文。該文發表于《每周導報》(泉州)第一卷第五期上，有引題“一代藝人與高僧”，文末署“中華廿七年暮春，勝進居士高文顯，于刺桐城。”當寫于一九叁八年叁四月間；此文收入《弘一大師永懷錄》(1943)有所刪改；一九七九年——《南洋佛教》一百二十七期重刊，與《每周導報》同；《弘一大師全集

　　十

　　附錄卷》(1993.2)收入此文系據《覺音》第二十，二一１期合刊(1941)；文字與《永懷錄》編入同，看來爲《覺音》雜志編輯所刪改，因其時高先生已遵母命“背著”弘一大師遠遊菲律賓了。

　　現據《每周導報》上所刊的第叁部分“飄然動出世想”，援引于下：

　　“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緣，大家都是莫明其妙的，他的教師蔡元培(曾提倡美術代替宗教之說)及國內名人如吳稚晖、葉楚倉……以及他的朋友，學生，如夏丐尊，豐子恺等，都是莫明其妙的。去年(1937)春間，因爲《越風》雜志社的編輯黃萍荪先生要出版杭州的專號，寫信來請弘一法師將他在杭州出家的因緣寫出來，但是法師因爲精治梵典未得空閑，且不便再入世谛文字因緣，那時適我因爲廈門大學的學程尚未結束，也寄居在南普陀寺內，而法師則在寺前的功德樓上，于是法師便命我于星期日的時候，到他的樓上去，由他親口述當時在杭州出家的經過，由我筆記，再經過一番整理，以應《越鳳》之請。于是約當在春假的某星期日，我便到他的樓上去。兩個人對坐著，我集中注意力，聽他的敘述，而一方面筆頭忙著在動，于一小時余，將他的出家因緣敘述完畢了。可是不幸因杭州淪陷，越風社雖然出了預告的篇目，可是至今連那篇經過法師刪改的舊稿，也不知流落何處。”

　　弘一大師１９３７．４．１０致函高文顯：“《越風》稿，定于五日截止。今天已是十日，宜速寄去”。(33)同年覆黃萍荪函：“惠書誦悉。老病頹唐，未能執筆撰文。惟回憶昔年瑣事，爲高君言之，請彼筆記。呈奉左右，聊以塞責耳”。(34)

　　“聊以塞責”是弘一大師自謙之詞。他卻是認真地口述，認真地修改，並且催促“宜速寄去”。不論是高文顯先生，或他人所記錄的講詞，弘一大師都認真地刪改潤色過，一絲不苟，連標點符號也不輕易放過。出于對大師的景仰，也都經大師本人認可後才正式印行，《弘一大師全集

　　八書信卷》就有許多關于刊印講演訂正的信函。刊本衍文漏字誤植的現象是存在的，應盡可能地據在大師刪改的記錄稿本加以訂正，而不宜歸咎筆記者；更不宜以“行文也不合現行閱讀習慣”爲由，加以指責。須知語言是發展的變化著的。

　　六十多年前的語言習慣(甚至標點符號的用法)，行文怎能要它合乎“現行閱讀習慣”呢？

　　弘一大師的出家，夏丐尊先生《弘一法師之出家》(１９３９)(35)可以印證。不論遠因或近因，都與老友、摯友有關，大師說：“我的出家，大半由于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36)

　　夏居士因說了“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後悔負疚，而大師卻“笑顔對我，毫不介意”身體力行，付諸實施。“這在佛教中稱爲“增上緣””。(37)“增上緣”還是外因。內因，大師“當民國二年夏天”到西湖廣化寺“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裏卻感覺得很有意思呢！”當夏丐尊與他爲避“名人來演講”，去湖心亭吃茶，夏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大師說：“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有意思，這可以說是後來我出家的一個遠因了。…“我之到虎跑寺去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弘一大師留下的《斷食日志》(38)，是出家前兩年首尾二十天的斷食記錄，是極爲珍貴的人體生理極限自我實驗報告。實踐與認識，不斷升華。斷食實驗後，茹素、誦經、禮佛、拜師、受叁皈依、著僧衲、剃度、受戒，終生“以戒爲師”，嚴守戒行。慧明法師的忠厚笃實、平等待人、感化“馬溜子”，弘一法師說：“令我佩服不已的。”

　　出家，對大師的一生來說，是個“突變”。讀了高文顯先生筆記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可以感受到他是無數的量變中，合理合情地“突變”的。弘一大師口述此文時(１９３７)，已經做了二十年和尚。十年在江浙，來閩南也十年了。認真回顧在閩南十年的生活，加以總結，解剖自己。《南閩十年之夢影》便是結晶。

　　此文最初發表于《佛教公論》第一卷第九號(１９３７．４。１５．出版)第１７一２１頁。文末標明講演及重記時間爲：“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叁月廿八日(舊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在養正院講。計九日晨于樓上重記。”題目下署：“弘一老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全文分爲七個大段。《弘一大師全集

　　八。雜著卷》收入，依弘一大師紀念會編《晚睛老人講演錄》(1９４３．上海大雄書店印行)，不分七個大段，文字有所改動，僅于題目下署“丁醜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未署筆記者。此文確爲高先生所筆記。林子青先生《弘一大師新譜》于１９３７年有此記載，並說：“此文詳述師與閩南十年之法緣，爲研究大師晚年之重要史料”。(39)

　　弘一大師對于閩南的氣候，是逐步適應的，先是怕熱，後來致蔡冠洛函雲：“閩南冬暖夏涼，頗適老病之軀也”。(40)對于佛學教育，也是視因緣成熟與否而爲之的。他說：“做一個佛教徒必須十分深信善惡因果報應及諸佛菩薩靈應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資格！”初級的學僧應該如此，就是升到佛教大學也要如此。要重視品行道德，所謂僧寶，出家人要在俗家之上。他還舉了有趣的細節——“草庵鍾”，我看到這個鍾，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慚愧我德薄業重！”“所以我故意地把鍾改慢兩刻，仍照草庵的鍾那個老樣子”。十年的閩南生活，“所做事情，成功的卻是很少很少，殘缺破碎的居大半。”他自己起了個名字，叫“二一老人”。

　　“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閩南居住了十年的一個最好的紀念！”

　　高文顯先生說：“他(指大師)講《南閩十年之夢影》，由我譯廈語並筆記，整理後再送上去給他修飾，也許他認爲不要進文章病院”。(41)一九叁七年六月五日弘一大師致書蔡冠洛：“旬日後郵奉聯幅等時，附講稿二種(《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及《南閩十年之夢影》)，皆在養正院所講者(去年正月及今年二月)。

　　養正院創辦于叁年前，朽人所發起者(教育青年僧衆)。今夏或將與他院合並。養正之名，難可複存。此二講稿可爲養正院紀念之作品，爲朽人居閩南十年紀念之作也。唯筆記未甚完美，擬請仁者暇時爲之潤色。(多多刪改無妨，固所記錄者亦不盡與演詞同也)並改正其訛字、文法及標點。題目亦乞再爲斟酌。(“青年佛徒”等)

　　更乞仁者爲立一總名。即以此二篇講稿合爲一部書。雖非深文奧義，爲大雅所不取，或亦可令青年學子浏覽，不無微益也”。(42)

　　既表明弘一大師對此二篇之重視，又希望蔡冠洛居士“多多刪改”．再“爲之潤色”。信中接著說：“此講稿擬別刊行。世界書局或欲受刊者，廣洽法師處存有數十元，願以付印也。又擬請仁者撰序及題簽，以爲居南閩十年之紀念耳。”

　　一九叁四年七月二十日弘一大師《擬定佛教養正院教科用書表》“以奉勝進居士”，聘他爲教員，商定于秋季招生開學。一九叁七年初大師函請高先生代授養正院訓育課。

　　一九叁五年影印弘一大師爲李汝晉居士手寫《大悲咒》，高先生作《序)，盛贊“弘一法師來閩數載，居常運用其藝術手腕，書寫經文佛號，贈諸缁素，以廣結勝緣。”當弘一大師赴惠安淨峰寺之前，書贈葉青眼居士華嚴經句聯文“持戒到彼岸，說法度衆生”等，葉說：“余謂此次州人士多來求公字，少來求法，不無可惜。

　　公笑謂余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過爲分別”。(43)弘一大師認爲書藝也是“說法度衆主”的方式，更具魅力的方式。廈門大學的師生通過高文顯向大師求字者不少。

　　廣義(昙昕)法師在《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中說：“是年(廿五年)在佛教養正院講《十善業道德經概要》。又教寫字方法，須由篆字下手，……寫字最要緊的是章法，章法七分，書法叁分，合成十分，然後可名學書。吳昌碩的字並不好，不過有幾分章法而已。

　　經雲：“是法非思量蔔度之所能解”。書法亦爾”。(44)伍稼青先生《特立獨行的弘一法師》一文于第四節”書法精妙冠絕一時”

　　亦有同樣的記載。(45)此事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亦收在１９３６年。然高先生筆記的《最後一言》，刊于《南洋佛教》１２７期、文末時間標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叁月二十八日講于佛教養正院)”此文是否首次刊發，待查。《弘一大師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未收入。《南洋佛教》１２７期所刊，無“吳昌碩的字並不好”等語，筆者覺得弘一大師的德行絕不會在學僧面前評論他人是非。及至讀了高芬陀小姐提供的其父的筆記原稿影印件，恍然大悟。筆記原稿有這樣一段語：“在一幅字的中間頂重要的，就是章法。所以章法是第一，其次才論到字。我的朋友豐子恺居士也曾說過的。當他批評上海書法家吳昌碩的字時，他說吳昌碩的書法，單就一個字，一個字看起來，倒不大好看，但是合並起來，全部觀之，那就很好看了。”

　　廣義法師說得過略，走了樣，把引述豐子恺的話當作弘一大師說的，而且也曲解了原意。豐子恺的話還是贊揚吳…

《記終生敬奉弘一大師的高文顯先生(王爾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