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的文化使者——玄奘
常学
前言
玄奘大师生于隋末唐初，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佛教事业，是我国四大翻译家之一，传译了许多经典，丰富了祖国的文化。为印度和各国建立了文化友谊的桥梁。他还将法相之理，新因明之学移植华夏，并让其在当时的都界盛极一时，他那种顽强的意志，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伟大的贡献和强烈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回顾和继承发扬的。
一、玄奘所处的时代背景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毕生追求事业和奉献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地的民众所珍视。
玄奘及其业绩无疑是初唐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当时印度文化大量涌入汉地，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语言文字和手工艺等知识的传入，印底的佛教哲学入其相关文化也日益渗透到唐朝的上流社会之中。
另外，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后，很注意改善农民的处境，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迅速的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为佛教及其文化事业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佛教自两汉时传入中国后，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才逐渐在民众中间扎根，并开始繁荣起来。正因为隋唐时期，佛教受到帝王和贵族的尊重，才使得玄奘、义净等人从印度取回很多的经典，经过释译广泛普及开来，为中国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大师求法之因由及其成就
(１)勇于探索真理
在我国南北朝时，佛教正处于汇合时期。北学蕴含深芜，穷其枝叶；南学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简要。于是不少佛学家著书立说，以述为作。用疏解、文句、注释等种种形式解释佛教经典，发挥其意蕴，从而形成许多的学派和宗派，各擅其胜，百家争鸣，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
玄奘在出国前，就曾辗转各地，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向他们请益受教。从他学习的经典情况看，无疑他已掌握了当时佛教的义理、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他不满足于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进行寻根问底，渴望了解佛教全面正确的知识。因此，当他从印度来华学者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于是为了“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便“杖策孤征，乘危远迈”，却印度寻求新的知识，开辟佛学研究的新途径。当是虽未得到唐太宗的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险寻真理。
正如《慈恩传》云：“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所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可追，清风绝后，大丈夫当继之！”由此可知，玄奘西行的主观愿望是为佛教界解决问题，而其客观的效果则对当时思想界起了不小的影响。这一伟大的志愿，在玄奘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始终一贯的。
玄奘法师不怕困难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愿到印度去求法，须具有最大的牺牲精神，也是行菩萨道的一种实践。他在出国的时候，孤身孑影，突破重重关隘，横渡渺无人烟的沙漠，攀越号称世界屋脊的葱岭，忍受了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困难。行程数万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就是因为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使他的事迹甚至于为神话，流传世间，妇孺皆知。
此外他还克服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三难”——即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如果没有坚忍的拔的精神，玄奘是无法克服这些难关的。正如道宣云：“历天险而志愈慷慨，受凶贼而神弥厉勇。”这正描绘出奘师坚强的意志，艰忍的精神。
(２)攀登学术高峰
玄奘在求法旅途中，只要一过到有专长的学者，他都会殷殷
请教，这样不断的充实，不断的磨练，在到达那烂陀寺时，他已经是一位有深厚根底的学人。
在那烂陀寺，他受到了特别隆重的欢迎。戒贤法师对这个极其勤恳的远地学生，显然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五年之间，他为玄奘把卷帙浩繁的《瑜伽师地论》讲了三遍，其他许多重要经论，讲了三遍、二遍、一遍不等。五年之后，玄奘不仅是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学者，并且是造谐极高的梵文大家。他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四大名师之一，在印度学术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但是玄奘法师并未满足，又以几年的工夫，遍游印度南北各地，同各宗各派的学者广泛接触。
玄奘还就自己的心得，为那烂陀寺僧众们讲说，并写出一部１６００颂的《破恶见论》来显发大乘佛教之真义，破斥小乘之我见，并用梵文撰写了《会宗论》三千颂，以解决印度佛学“性相”二宗的争执。他参加种种学术论辩集会，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在曲女城召开的无遮大会上，玄奘立“真唯识量”，以无碍辩才驳印度数千学者，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印度各界僧人，普天同庆，共唱：“佛法重兴！”声誉之陲我以复加。
三、学成归国在文化领域上的贡献及其学术成就
历代高僧访问印度，不仅携归大批梵文经典，并把印度天文、历算、医学、因明等传入我国。这些对中国文化虽有很大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的本位依然存在，并未受其同化。由于中国文化体系不断的吸取印度文化新血液，故使我国的文化内容更加充实伟观。玄奘在译经等多方面的成就，更助显了中国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１)对传译经典之贡献
翻译是玄奘一生活动的突出方面，也是他对我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从他开始，我国古代的翻译史就进入了所谓的“新译”时期，他不仅开我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纪元，即使在世界学术界上亦少有其匹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翻译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玄奘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称赞效仿。玄奘法师学成归国后，几乎没有休息，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在短短三个月，他就在弘福寺组织起一个规模完整，人员精干，分工精细的译场，开始翻译工作。可见他对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如何地不肯轻易放过一时一刻。整整十九年，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慈恩传》对他每日的工作情况有一段总的描述。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为弟子们讲解新译的经论，和为远来请教的学僧解答问题，并与寺中大德研讨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其译业彪炳、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绝的，据前人的统计，在他译经这十九年中间，他平均年译七十卷，最后四年间乃才高到年译一百七十卷之多。
玄奘毕生翻译的经论共有７５部１３３５卷，约３００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另外，他还写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并把《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又将《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本而归还印度，所谓“法化之级，东西互举”。就当时的学术的情况看，他实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２)对中印文化沟通之贡献
中印两大民族，为亚洲文化之巨擘，虽然汉武帝开辟西域，张骞出使大夏，但因自然环境的重重阻碍，所以并没有使此两大文明古国发生直接接触。然由我国历代高僧，以誓求大示的坚韧精神，舍己为人的悲愿，以冒险而不屈不挠的毅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和阻碍，从汉至唐七百年间，陆续前往，多达二百人左右，奘公乃其中之一人也。
玄奘法师怀着解决教理问题的目的游学西方，回国后大力传译经论，由他带来的佛教，理性思维的成份特别丰富。其所著之西域记，取材之广、记事之精，独步古今。今之史学家、考古家、旅行家，从事中亚的探险者，无为珍视其为史地学之鸿宝。后来被译为英、法、德等版本。是故奘师不惟是我国渊博之佛学家，也是我国深入西域伟大的探险家。其不仅命名中印文化得以沟通，并使中印两大民族得以融合，成为安定亚洲的柱石。千百年来，中印两大民族从未发生过领土战争，而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属空前，亦绝后。
唐代是中古时期我国和亚洲国家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代。玄奘就是首先为这个时代在各国关系上开辟道路最有成绩的一人。他从东到西，从北到面，穿越了当时的中亚细亚，走遍了印度次大陆的全境，亲见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他随处采风问俗，尊师求友，参访他们的圣地，倾听他们的传说。他以平等心尊重当地人民，也得到当地人民的尊重。从此一百多年中间，唐朝和印度的关系一直未断，道宣称：“天竺信命，自奘而通。”作为一个佛教徒，奘师的确为生长他的时代作出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千多年来，他所播下的友谊种子，仍深深植根于东方各民族之中。
(３)对因明学的贡献
玄奘在印度参学未回国前，中土所流传是因明学的古因明，这些古因明论典在译成汉文其间，印度陈那所创的新因明也诞生，但还未及时译传来华。
玄奘在那烂陀寺住了五年，他在探研大乘真义的同时，也研习了佛教古因明和新因明的理论，尤其是对陈那的新因明体系，他用力甚勤。因为此因明是大乘有宗立破的工具，是那烂陀寺传统的方法论与知识论，戒贤是陈那的二传的弟子，玄奘既然受业于戒贤，自然要承继因明的传统，故其深得因明的要旨。
玄奘从印底回国时，携带经论中有３６部因明经典。回国后，他传译新因明，其中所译的《正理门论》，是陈那的早年著作。此论以立破为方轨，以论证的反破为纲，将正理派遣２２种误难整理成品１４种过类。这是一部划时代的逻辑论，它影响着整个汉传因明的风格。
奘公在译经的同时，还不辞辛劳，每日抽出时间为僧众讲解经论，无论请教他的人有多少，他都会循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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