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四大”学说与维吾尔医学之关系
杨富学
【摘要】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医学发达,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及各种传世文献对此多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回鹘医学深受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的影响。
9至15世纪间,佛教一直是维吾尔族祖先回鹘人所崇奉的主要宗教,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今天的维吾尔族尽管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佛教的影响犹存,最明显的莫过于维吾尔族宇宙观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维吾尔医学。11世纪中叶成书的伊斯兰文化名著《福乐智慧(Kutadγu Bilig)》对这一现象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从《福乐智慧》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在古代回鹘人的观念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构成的,是“四大”运动、变化的结果。“四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宇宙动态的平衡。这种理论在伊斯兰教经典中是找不到依据的,而且与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万物的四根论也迥然有别,也与中原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说大不相同。究其来源,直接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以《福乐智慧》所载维吾尔族的宇宙观与《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载的佛教宇宙观相比照,可以发现,其内容如出一辙。
“四大”学说代表着佛教宇宙观。人既为宇宙万物之一种,人体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约,由是而派生出相应的佛教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这一理论为古今维吾尔族所吸纳,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维吾尔医学。其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在人体内则表现为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经常保持或基本保持着平衡,如果关系失调,就会诱发疾病。这一理论显然是对佛教医学理论中地火水风四大物质运动不调而致病学说的借用。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今天维吾尔医的基石。
【关键词】医学;维吾尔族;吐鲁番回鹘文写本;佛教
一、维吾尔医学中的印度文化因子
回鹘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悠久历史而文化灿烂,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今天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他们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和祆教以及东来的中原道教,从公元10世纪中叶始,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逐步得到发展,到15世纪以后,维吾尔族才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多种宗教的流行,对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在回鹘中流行了600多年,对古代维吾尔族的文化艺术、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1] 佛教“四大”学说对回鹘医学的影响就是突出的例证。
古代维吾尔族医学昌盛,有着为世人注目的成就,这在11世纪中叶成书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中都有着突出而集中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也已有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这二部名著都产生于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哈喇汗王朝时代,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种文化色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当我们审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施治方法时,却不难发现其中隐含有一定成分的印度佛教文化因子,引人兴趣。此前,笔者曾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但由于当时资料未备,见解也有不尽妥当之处,[2] 故特撰此文再予申论。
这里需先从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古代回鹘文医学文献说起。在编号为T III M 66的回鹘文写本中记载有这样的药方:
rasayan
urn
: pidpidi bi
baq
r, mur
t
rt baq
r, kürbi ü
baq
r, qad
z iki baq
r, suksumur bir baq
r, bi
γ singir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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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
dbul t
rt baq
r, qurnu bir baq
r, ardun bir b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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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a ü
baq
r. bu ot-l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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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soqu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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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oγu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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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umγaq-lap,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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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ng
k ya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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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p] ang-a birgü ol,
t
r.
长年药散:长胡椒五钱、胡椒四钱、kürbi三钱、肉桂二钱、小豆蔻一钱、熟筋三钱、长胡椒枝四钱、qurnu一钱、苋蒿一钱、鲜芝麻三钱。将这些草药捣碎研细,和蜂蜜掺和在一起,做成状如狗鼻子的药丸……疼痛就会止住。若出麻疹或患便秘,炼好牛油用之,即愈。[3]
需引起注意的是,该文献虽短,但药方中使用的梵语借词却相当多,药方首题rasayan
urn
,应来自梵文rasāyana cūrna,意为“长年药散”。其中,Rasāyana是生命吠陀的八个分之之一。在《耆婆书》中也有以rasāyana 直接命名的药方。[4] pidpidi借自梵语的pippali,意为“长胡椒”,古代汉语多写作“筚拔”;suksumur借自梵语的sūksmqilqmsūksma elā,意为“小豆蔻”。从这些借词及特殊的药方名称“长年药散(rasayan
urn
)”诸因素看,该文献当译自梵语,至少应受到印度医药学的深刻影响。
印度著名医学家日藏(Ravigupta)所著《医理精华(Siddhasāra)》在13世纪以前便被译为回鹘文。20世纪初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鹘文《医理精华》残片11件(编号分别为T II Y 17、T II Y 18、T II Y 27、T II 2、T II Y 46、T II Y 59、T II Y 66、T II D 296等)。[5] 此外,吐鲁番胜金口遗址也有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的《医理精华》残片出土,一叶,编号为T II S 49(Mainz 208)。[6] 这些文献体现了印度医学对回鹘医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印度佛教在回鹘中广泛流行的结果。
宋元时代,在印度、中原乃至波斯等多种医学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回鹘医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施治手段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二、“四大”学说与佛教医学
古代回鹘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并产生周期性变化,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究其来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
佛教所言“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化及佛教化的。这种理论认为地、水、火、风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通过“四大”的调和与分配而完成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
概言之,“四大”学说代表着佛教宇宙观。人既为宇宙万物之一种,人体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约,由是而派生出相应的佛教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如三国时代竺律炎共支越译《佛说佛医经》载: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7]
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一亦云:
地火水风,合集成立,随时增减,共相残害,犹如四蛇,同处一箧,四大蚖蛇,其性各异,二上二下,诸方亦二,如是蛇大,悉灭无余,地水二蛇,其性沈下,风火二蛇,性轻上升。[8]
除了印度佛经的记载外,隋代著名佛学家、天台宗开祖智顗讲述,由其弟子灌顶所笔录的《摩诃止观》卷八对佛教医学“四大”理论也有叙述:
四大不顺者,行役无时强健担负,棠触寒热,外热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为水病。外风助气,气吹火,火动水,是为风病。或三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撒大,亦是等分,属地病。此四既动,众恼竞生。[9]
唐代著名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中更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夫三界遐旷,六道繁兴,莫不皆依四大相资、五根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之理既难,所以调和之乖为易。忽一大不调,四大俱损。如地大增则形体黝黑,肌肉青瘀,症瘕结聚,如铁如石;若地大亏则四支损弱,或失半体,或偏枯残戾,或毁明失聪;若水大增则肤肉虚,满体无华色,举身萎黄,神颜常丧,手脚潢肿,膀胱胀急;若水大损则瘦削骨立,筋现脉沉,唇舌干燥,耳鼻焦闭,五藏(脏)内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水大增,则举体烦镬,焦热如烧,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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