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疖疽肿,疮痍溃澜(烂),脓血流溢,臭秽竞充;若火大损,则四体羸瘠,腑藏(脏)如水,瞧隔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尝温慰,食不消化,患常呕逆;若风大增则气满胸塞,腑胃否隔。手足缓弱,四体疼痹;若风大损则身形羸瘠,气裁如线,动转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哕,咽舌难急,腹厌背偻,心内若水,颈筋喉脉,奋作鼓胀。如是种种,皆是四大乍增乍损,致有屙疾。[10]
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四大”医学理论越过帕米尔高原、新疆、河西走廊而传入中原地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致在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代医籍就已经开始引入佛教医学的“四大”理论了,如唐人王涛在其所著的《外台秘要》卷二十一中即曾就西国胡僧授于陇上道人的疗眼方做了如下记载:
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火、水、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愧然处,是地大也;血泪清津之处,是水土也;生气温暖,是火土也;举动行来,曲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土也,四种假合。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610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682年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古代医学著作中。
三、“四大”理论与维吾尔族宇宙观
佛教“四大”宇宙观在西域也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例证可见于古代维吾尔族文学名著《福乐智慧(Kutadγu Bilig)》一书中。该书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 Hajib,约1019~1080年)是喀拉汗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学者和思想家,于1070年写成的《福乐智慧》是一部具有浓重伊斯兰教色彩的伟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竟然也有对“四大”理论进行描述的内容:
三者属春天,三者属夏时,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三者为火,三者为水,三者为气,三者为土,由此构成了宇宙。它们之间,互相敌对,互为制约,上天以敌制敌,从而了结了怨仇。[11]
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谓的“四大”(即火、水、气、土)与汉族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说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二者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然以之与佛教宇宙观与佛教医学理论中的“四大”(Mahābhūta)说相比,我们就可发现它们的内容竟几无二致。这里且看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相关内容:
三月是春时,三月名为夏,三月名秋分,三月谓冬时,此据一年中,三三而别说。[12]
譬如机关由业转,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此四大蛇性各异。[13]
回鹘“四大”中的气相当于佛教所谓“四大”中的风,而土则又与地对应,水、火,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在《福乐智慧》中被称为“四敌”,《金光明最胜王经》则喻之为“四蛇”,其义一也。古代回鹘人认为,由于“四大”同“居一箧”,“互相敌对,互为制约”,由此而形成了世间万象。
《金光明经》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在东亚地区流传广,影响大,有多种译本传世,其中以唐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最为完备,为后世通行的本子。回鹘文《金光明经》译本就是以义净本为底本的。
回鹘人对《金光明经》是极为崇奉的,此可由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大量回鹘文写本为证,如仅吐鲁番一带出土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就多达583件,其中,高昌故城76件;木头沟遗址163件;吐峪沟遗址17件;葡萄沟废寺遗址2件;吐鲁番山前坡地12件;交河故城11件;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者302件。吐鲁番出土的这些写本、印本大多都已非常残破,惟有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本子保存比较完整,现存399叶,对于研究《金光明经》的翻译与流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4]
至于该经的被译成回鹘文的具体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俄国的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书译于13~14世纪,同时承认该书的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15] 而德国的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自10世纪,[16] 学术界多倾向于10世纪说。文殊沟本《金光明经》在跋尾中明确地记录了它的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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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dün uluγ tab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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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lγu
asatarlar
γ nomlar
γ q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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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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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ilintin taw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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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 bu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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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ük bulγanyuq yaw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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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luta kinki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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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qu s
li tutung tawγa
tilintin türk uyγur tilin
ikil
wirmis altun
nglüg yaruq ya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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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lmi
nom iligi atl
γ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
tildi sadu
dgü ym
qutluγ bolz-un!
时幸福的东方之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洞彻大乘[与]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从印度语译为汉语。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S
ngqu S
li Tutung)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写讫。善哉!善哉!祝福! [17]
此跋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18] 依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而转译的。
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可看到回鹘人颂赞《金光明经》的诗篇与偈语。可以说,《金光明经》是目前所知存留写本最多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之一,由此可见该经在回鹘中的盛行。故而可以说,《福乐智慧》的作者曾受到《金光明最胜王经》宇宙观的影响自为情理中事。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医学家、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西西里医学派的创立者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万物的四根论。他在《论自然》一书中指出:宇宙万物是由水、火、气、土四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其动力来源于元素之外。他把元素的生、克称作“爱”与“恨”。爱使几种元素结合起来,恨使各种元素分离开来。[19] 四元素按相生可分为水火,因为水生气,火生土。水火是互不相容的两种要素。石油、煤气、酒精是水的范畴,却能生火,可以说水是本原。科学证明,有水就有生命。水的特性是柔弱,代表女性即母性。因此,万物之母水也。水的沉淀物是土,水的纯净物是气。水、土、气结合产生火。但是,须在时空、数量、度量及质量上得到平衡,才能生长、生存万物。
这一理论与印度佛教及回鹘人所说的“四大”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如恩培多克勒把四元素的生与克表述为“爱”与“恨”,《福乐智慧》则称之为“四敌”,佛经喻之为“四蛇”。相较而言,“四敌”“四蛇”意义相同,与希腊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相去较远。故可以认为,维吾尔族的“四大”理论当直接来源于佛教,而佛教的“四大”理论有可能曾受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的影响。
四、“四大”说与古今维吾尔医学
基于上述宇宙观,古代回鹘人把人也视为宇宙万物之一种,认为人体也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在人体内则表现为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经常保持或基本保持着平衡,如果关系失调,就会诱发疾病。这种思想在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编号为T III M 190(U 496)的回鹘文佛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译本之回向文中即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
mn s
l
γ tigin[…]-ig aγr
γ
z-
bast
qmaq t
ltaγ-
[…] bu yitik
n sudur-nung yig-in daruq
itip.
我色利的斤……由于地、水、火、风失调而生病……我想从不同〔地方〕听到此《七星经》的妙音,以摆脱病魔。[20]
由上可见,回鹘医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较为完整、独立的医药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后来逐步发展成熟,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理论。尽管今天的维吾尔族已全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佛教医学理论却被维吾尔医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依其理论,人的生、老、病、死都和自然界的四大物质(火、气、水、土)和人体自身产生的四要素(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黑胆质)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为基本理论来解释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创立了一整套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诊断疾病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内科疾病以内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重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十多种疗法。
在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中,气质失调,可以说是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大纲。用于调整失调气质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维吾尔族医学的治疗大法,从整体言,其疗法庶几乎可分为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和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二种。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与佛教思想、佛教医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方法:
1.寒法,采取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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