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四大”學說與維吾爾醫學之關系
楊富學
【摘要】維吾爾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和燦爛文化的民族,自古以來醫學發達,吐魯番出土的回鹘文寫本及各種傳世文獻對此多記載。從中不難看出,回鹘醫學深受印度醫學與佛教醫學的影響。
9至15世紀間,佛教一直是維吾爾族祖先回鹘人所崇奉的主要宗教,對維吾爾族曆史文化的曾産生過重大的影響。今天的維吾爾族盡管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佛教的影響猶存,最明顯的莫過于維吾爾族宇宙觀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維吾爾醫學。11世紀中葉成書的伊斯蘭文化名著《福樂智慧(Kutadγu Bilig)》對這一現象有著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從《福樂智慧》的有關內容可以看出,在古代回鹘人的觀念中,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氣、水、土四種物質構成的,是“四大”運動、變化的結果。“四大”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製約的關系,從而維持著宇宙動態的平衡。這種理論在伊斯蘭教經典中是找不到依據的,而且與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萬物的四根論也迥然有別,也與中原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說大不相同。究其來源,直接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學說。以《福樂智慧》所載維吾爾族的宇宙觀與《金光明最勝王經》所載的佛教宇宙觀相比照,可以發現,其內容如出一轍。
“四大”學說代表著佛教宇宙觀。人既爲宇宙萬物之一種,人體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製約,由是而派生出相應的佛教醫學理論,認爲人體生病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風四大不調。這一理論爲古今維吾爾族所吸納,從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維吾爾醫學。其理論認爲人體是由“四大”組成的。“四大”在人體內則表現爲寒、熱、幹、濕四種狀態,經常保持或基本保持著平衡,如果關系失調,就會誘發疾病。這一理論顯然是對佛教醫學理論中地火水風四大物質運動不調而致病學說的借用。這種辨證、施治方法一直影響至今,成爲今天維吾爾醫的基石。
【關鍵詞】醫學;維吾爾族;吐魯番回鹘文寫本;佛教
一、維吾爾醫學中的印度文化因子
回鹘是今天新疆維吾爾族與甘肅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悠久曆史而文化燦爛,以善于兼容外來文明而著稱于世。今天的維吾爾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但在曆史上卻並非如此,他們曾信仰過薩滿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和祆教以及東來的中原道教,從公元10世紀中葉始,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中逐步得到發展,到15世紀以後,維吾爾族才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多種宗教的流行,對維吾爾族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在回鹘中流行了600多年,對古代維吾爾族的文化藝術、哲學思想、語言文字、科學技術都産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1] 佛教“四大”學說對回鹘醫學的影響就是突出的例證。
古代維吾爾族醫學昌盛,有著爲世人注目的成就,這在11世紀中葉成書的維吾爾族古典名著《福樂智慧》和《突厥語大辭典》中都有著突出而集中的反映,國內外學術界也已有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這二部名著都産生于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的哈喇汗王朝時代,具有濃重的伊斯蘭教文化色彩,這種文化色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當我們審視今天的維吾爾族醫學的辨證、施治方法時,卻不難發現其中隱含有一定成分的印度佛教文化因子,引人興趣。此前,筆者曾對這一問題有所論及,但由于當時資料未備,見解也有不盡妥當之處,[2] 故特撰此文再予申論。
這裏需先從吐魯番木頭溝遺址出土的古代回鹘文醫學文獻說起。在編號爲T III M 66的回鹘文寫本中記載有這樣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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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n
: pidpidi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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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b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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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藥散:長胡椒五錢、胡椒四錢、kürbi叁錢、肉桂二錢、小豆蔻一錢、熟筋叁錢、長胡椒枝四錢、qurnu一錢、苋蒿一錢、鮮芝麻叁錢。將這些草藥搗碎研細,和蜂蜜摻和在一起,做成狀如狗鼻子的藥丸……疼痛就會止住。若出麻疹或患便秘,煉好牛油用之,即愈。[3]
需引起注意的是,該文獻雖短,但藥方中使用的梵語借詞卻相當多,藥方首題rasayan
urn
,應來自梵文rasāyana cūrna,意爲“長年藥散”。其中,Rasāyana是生命吠陀的八個分之之一。在《耆婆書》中也有以rasāyana 直接命名的藥方。[4] pidpidi借自梵語的pippali,意爲“長胡椒”,古代漢語多寫作“筚拔”;suksumur借自梵語的sūksmqilqmsūksma elā,意爲“小豆蔻”。從這些借詞及特殊的藥方名稱“長年藥散(rasayan
urn
)”諸因素看,該文獻當譯自梵語,至少應受到印度醫藥學的深刻影響。
印度著名醫學家日藏(Ravigupta)所著《醫理精華(Siddhasāra)》在13世紀以前便被譯爲回鹘文。20世紀初在吐魯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鹘文《醫理精華》殘片11件(編號分別爲T II Y 17、T II Y 18、T II Y 27、T II 2、T II Y 46、T II Y 59、T II Y 66、T II D 296等)。[5] 此外,吐魯番勝金口遺址也有用婆羅迷文回鹘語書寫的《醫理精華》殘片出土,一葉,編號爲T II S 49(Mainz 208)。[6] 這些文獻體現了印度醫學對回鹘醫學的影響,這種影響無疑是印度佛教在回鹘中廣泛流行的結果。
宋元時代,在印度、中原乃至波斯等多種醫學文化的交互影響下,回鹘醫學不管在理論上還是施治手段上都取得了較爲明顯的發展。
二、“四大”學說與佛教醫學
古代回鹘人認爲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氣、水、土四種物質的運動、變化生成的,事物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製約的關系,從而維持著動態的平衡,並産生周期性變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的合理內核。究其來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學說。
佛教所言“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化及佛教化的。這種理論認爲地、水、火、風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質現象的種子。一切的物象,都是通過“四大”的調和與分配而完成的。比如山嶽土地屬于地大,海洋河川屬于水大,陽光炎熱屬于火大,空間氣流屬于風大。如把它們化爲人體生理的,比如毛發骨肉屬于地大,血液分泌屬于水大,體溫屬于火大,呼吸屬于風大。若從“四大”的物性上說:堅硬屬于地大,濕潤屬于水大,溫暖屬于火大,流動屬于風大。“四大”和諧,便會欣欣向榮;“四大”矛盾,便會歸于毀滅。物理現象是如此,生理現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稱爲“四大違和”。
概言之,“四大”學說代表著佛教宇宙觀。人既爲宇宙萬物之一種,人體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製約,由是而派生出相應的佛教醫學理論,認爲人體生病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如叁國時代竺律炎共支越譯《佛說佛醫經》載: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叁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7]
北涼昙無谶譯《金光明經》卷一亦雲:
地火水風,合集成立,隨時增減,共相殘害,猶如四蛇,同處一箧,四大蚖蛇,其性各異,二上二下,諸方亦二,如是蛇大,悉滅無余,地水二蛇,其性沈下,風火二蛇,性輕上升。[8]
除了印度佛經的記載外,隋代著名佛學家、天臺宗開祖智顗講述,由其弟子灌頂所筆錄的《摩诃止觀》卷八對佛教醫學“四大”理論也有敘述:
四大不順者,行役無時強健擔負,棠觸寒熱,外熱助火,火強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爲水病。外風助氣,氣吹火,火動水,是爲風病。或叁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撒大,亦是等分,屬地病。此四既動,衆惱競生。[9]
唐代著名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中更是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說:
夫叁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爲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黝黑,肌肉青瘀,症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支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顔常喪,手腳潢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脈沈,唇舌幹燥,耳鼻焦閉,五藏(髒)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水大增,則舉體煩镬,焦熱如燒,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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