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明延寿的“万善观”
杨柳 张家成
杨柳 张家成(浙江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佛教自身发展状况等方面概括了永明延寿提倡“万善”的时代背景。然后从何为“万善”、缘何倡导“万善”、因缘与空、如何修习“万善”这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延寿的“万善”的思想。笔者认为：延寿的“万善”是“理善”与“事善”在大乘精神上的统一，最终是要达到善、恶不二的境界。“万善”作为一种助道不仅对个人的修习有利，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真正修习“万善”是以“心”为本，以“般若”为指归，但“万善”与“般若”又非决然对立，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因缘”和“空”的彻底领悟的基础之上的，这与禅教一致、禅净双修乃至三教合流都是合拍的。最后，本文结合当今现状，提出了“万善”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关 键 词】：万善/永明延寿／因缘／空／般若
当前，人们已从心性论、理事观、禅净合一、禅教会通等方面对永明延寿思想中鲜明的兼容特色进行了研究。关于“万善”，虽然也有提及，但未做深入展开。本文以此入手，以“事”显“理”，对三教合流、诸宗会通背景下的“万善”以及由此突显的现代意义进行了论述。
一、延寿其人及其“万善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永明延寿(904—975)，唐末、五代、宋初著名法眼宗禅僧。俗姓王，字仲玄，号抱一子，钱塘人。自幼归心佛乘，三十四岁时舍妻出家，投浙江宁波翠岩禅师。后得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器重，密受玄旨。在浙江明州雪窦山传法时，“除悔人外，瀑布前坐讽禅默”，于是学侣云集，名声大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请住到灵隐新寺，次年，移住永明寺(即净慈寺)15年，钱俶赐“智觉禅师”称号。开宝七年(970)入天台，戒度众万余。同年，奉敕建六合塔。开宝八年跏趺而化。
延寿强调万法唯心，以心摄事理，统禅、教、净和性、相之学，其理高远，其论雄健，为宋以后的禅教一致，禅净双修、性相融合的佛教大趋势做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在修持实践上，他持律清严，行道念佛，主张禅净合一，鼓励百姓营塔造像，慈悲为怀，放生积德。
延寿的著作颇丰，以《万善同归集》、《宗镜录》闻名。
五代十国(907—960)是中华帝国继隋唐大一统之后又一个充满纷争的时期。相对五代更替的北方，江淮以南虽然也是群雄并起，但略显安定。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后历五世七十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始终和平稳定。吴越诸王对佛教都十分推崇，尤其是忠懿王钱俶，他曾在周世宗整饬佛教之时，制八万四千铜塔，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并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全国佛教精英莅杭，德韶、义寂、延寿等皆在其间。同时，江南地区适宜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使得经济中心不断南移，为寺院的建设以及佛教法事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也促使人们在温饱之余追求更深层的精神关怀。再加上吴越地区本身兼容开阔、勇于吸取新鲜事物的文化特性，使得杭州地区逐渐成为了全国佛教中心，为佛教诸宗的融合，及其佛儒道三教的合流创立了客观条件。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至隋唐而进入兴盛，形成了中国化佛教八大宗派并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各教派中比较繁荣的是禅、净二家。此时的禅宗正处于越祖分灯时期，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相继产生，禅宗需要面对纵、横两个方向的延伸。从纵向来看，受到江南飘逸游玄的学风之影响，对禅理的一味深入，使得文字禅、默照禅、枯木禅、野狐禅等五花八门的禅观争相并起，其重视心性的内在超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也容易导致偏执。一些禅门僧人以不立文字而轻视一切经典，以无念为宗而斥责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正信尚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甚至以呵祖骂佛、玄谈空禅为趣，渐渐失去了禅门醇厚的门风。所谓“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1]，“天下禅学之弊极矣，以饱食熟睡，游谈无根为事情”[2]指的就是这种现象，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已对此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可见，这样的禅门流弊极大地阻碍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禅宗只会在死胡同里越陷越深。从横向来看，禅宗还必须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宗教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社会的结合度，这进一步推进了禅、净、天台、华严等宗的会通，以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进一步整和，只有双方互相渗透、互补才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尤其是禅净合一的佛教新结构，将深奥的佛教理论探索转向了重视念佛、礼佛、供佛、放生、行忏等实践的大众佛教，这种倾向为宋代以及明清佛教所继承和发展，并演化为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见，延寿基于上述几点所提倡的“万善”既是扭转禅宗流弊之所需，也是整个佛教发展到唐末、宋初要求圆融统一的必然趋势。
二、延寿“万善观”的主要内容
(一)何为“万善”？
“夫众善所归。皆宗实相。如空包纳。似地发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众德。然不动真际。万行常兴。不坏缘生。法界恒现。寂不阂用。俗不违真。有无齐观。一际平等。是以万法惟心。应须广行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滞真修。”延寿在《万善同归集》的最开头就开章明意地提出了修习万善的主张。
那么，“万善”主要是指什么呢？“大凡善法……又略有二种。一理善。即第一义。二事善。即六度万行。”[3]这里的“事善”，除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外，文中比较明显的还包括念佛、行道、诵经、持咒、忏悔、放生、兴建塔寺、造像、供养、护法、随喜等等。这里的“理善”，简单的说即佛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教理，让人们不要执着于现实世界的种种表象，既便是所修的“善行”也是如此，若执着于果报、福德，即是有相之见，由此的“善行”也是有条件的，不彻底的。
当时，不少禅僧轻视佛祖教说，参禅流于空疏，重“理善”而轻“事善”。对此，延寿并没有矫枉过正，在他看来，“六度”之中，“前五是福德业，后般若是智慧业。前五福德业中，唯禅定一门最为枢要”。[4]但同时，他又将禅定看作万行之一，不仅争劝他人广修诸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五灯会元》卷第十中曾记载：“永明延寿禅师……总角之岁，归心佛乘。既冠不茹荤，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开宝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常与七众授菩萨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筭。六时散华行道，余力念法华经，计万三千部。”《佛祖统纪》中记载延寿在任华亭镇将时，由于“用官钱买鱼放生。事发当弃市。吴越王使人视之曰。色变则斩不变则舍之。已而色不变。遂贷命。”[5]他还坚持“日课一百八事，未尝暂废。学者参问，指心为宗，以悟为则。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旁人闻螺贝天乐之声。”
关于“万善”，还有这么两段话值得注意：
“问：万行之源以心为本。助道门内何法为先。
答：以其真实正直为先。慈悲摄化为道。以正直故果无迂曲行顺真如。以慈悲故不堕小乘功齐大觉。以此二门自他兼利。”[6]
“夫从凡入圣。万善之门。先发菩提心最为第一。乃众行之首。履道之初。”[7]
可见，延寿一生践履“万行”，并非单单为了求福报求功德，其内在所依附的是以慈悲喜舍为特征的大乘精神。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事善”和“理善”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关键在修行者本人。《大乘义章》中把善、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以顺益为善；以违损为恶”，基本可相应于“事善”；第二类“以顺理为善，以违背佛教所说之理为恶”，可相应于“理善”。第三类是指“体顺为善，体违为恶。”意思是，经过宗教修行，使体性合一，让自己的内心完全体悟到法界真如的本体，这样体性合一的行才是真正的善行。“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二种爱。一者善爱。二者不善爱。不善爱者。惟愚求之。善法爱者。诸菩萨求。华严经云……是以入道之初。欲为道本。至其极位。法爱须忘。阶降宛然。初后不滥。”[8]如果将不可言说者强名谓之“道”，将“天地不言”之美称之为“大美”，那么，这“法爱”忘却后的“善”即是一种“大善”。如果说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主要是针对世俗者的规劝，反映了佛教作为一种伦理宗教的特点，那“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则是对佛教徒更高的要求，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但同时，后者的超越性也恰恰是在对尘世的融合中实现的，这也是延寿不断提及真俗不二、俗不违真的道理。
(二)、缘何提倡万善？
对延寿倡导的“万善”，当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二：其一认为“万善”之行是向外寻求，会妨碍明心见性，“夫如来法身。湛然清净……何须众善。向外纷驰。反背真修。但成劳虑。”，“即心即佛，何须外求？”等等即是；其二认为佛教讲究一切平等，“善恶同源。是非一旨。云何弃恶崇善。而违法性乎。”所以应当善恶齐观，为何要单单提倡善行呢？
为此，延寿曾在《宗镜录》中答道：“约根利钝不同。于一真如界中。开三乘五性。或见空而证果。或了缘而入真。或三祇熏炼。渐具行门。或一念圆修。顿成佛道。斯则克证有异。一性非殊。因成凡圣之名。似分真俗之相。若欲穷微洞本。究旨通宗。”[9]正如一药不可医百病，要想引渡不同根基的人必须广开方便之法门，对症下药。延寿就常常借用水的比喻来开导众生。当有人求教“永明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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