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永明延壽的“萬善觀”
楊柳 張家成
楊柳 張家成(浙江大學)
【內容摘要】：本文首先從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佛教自身發展狀況等方面概括了永明延壽提倡“萬善”的時代背景。然後從何爲“萬善”、緣何倡導“萬善”、因緣與空、如何修習“萬善”這四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延壽的“萬善”的思想。筆者認爲：延壽的“萬善”是“理善”與“事善”在大乘精神上的統一，最終是要達到善、惡不二的境界。“萬善”作爲一種助道不僅對個人的修習有利，而且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真正修習“萬善”是以“心”爲本，以“般若”爲指歸，但“萬善”與“般若”又非決然對立，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對“因緣”和“空”的徹底領悟的基礎之上的，這與禅教一致、禅淨雙修乃至叁教合流都是合拍的。最後，本文結合當今現狀，提出了“萬善”之于當代社會的意義。
【關 鍵 詞】：萬善/永明延壽／因緣／空／般若
當前，人們已從心性論、理事觀、禅淨合一、禅教會通等方面對永明延壽思想中鮮明的兼容特色進行了研究。關于“萬善”，雖然也有提及，但未做深入展開。本文以此入手，以“事”顯“理”，對叁教合流、諸宗會通背景下的“萬善”以及由此突顯的現代意義進行了論述。
一、延壽其人及其“萬善觀”提出的時代背景
永明延壽(904—975)，唐末、五代、宋初著名法眼宗禅僧。俗姓王，字仲玄，號抱一子，錢塘人。自幼歸心佛乘，叁十四歲時舍妻出家，投浙江甯波翠岩禅師。後得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器重，密受玄旨。在浙江明州雪窦山傳法時，“除悔人外，瀑布前坐諷禅默”，于是學侶雲集，名聲大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吳越王錢俶請住到靈隱新寺，次年，移住永明寺(即淨慈寺)15年，錢俶賜“智覺禅師”稱號。開寶七年(970)入天臺，戒度衆萬余。同年，奉敕建六合塔。開寶八年跏趺而化。
延壽強調萬法唯心，以心攝事理，統禅、教、淨和性、相之學，其理高遠，其論雄健，爲宋以後的禅教一致，禅淨雙修、性相融合的佛教大趨勢做了系統的理論准備。在修持實踐上，他持律清嚴，行道念佛，主張禅淨合一，鼓勵百姓營塔造像，慈悲爲懷，放生積德。
延壽的著作頗豐，以《萬善同歸集》、《宗鏡錄》聞名。
五代十國(907—960)是中華帝國繼隋唐大一統之後又一個充滿紛爭的時期。相對五代更替的北方，江淮以南雖然也是群雄並起，但略顯安定。後梁太祖開平元年(907年)錢镠被封吳越王，後曆五世七十二年，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叁年(978年)錢弘俶歸順北宋，吳越境內始終和平穩定。吳越諸王對佛教都十分推崇，尤其是忠懿王錢俶，他曾在周世宗整饬佛教之時，製八萬四千銅塔，封藏《寶箧印陀羅尼經》刻印卷子頒發境內，並以杭州爲中心興建大型寺院數百，招攬全國佛教精英莅杭，德韶、義寂、延壽等皆在其間。同時，江南地區適宜的氣候與地理環境使得經濟中心不斷南移，爲寺院的建設以及佛教法事活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支持，也促使人們在溫飽之余追求更深層的精神關懷。再加上吳越地區本身兼容開闊、勇于吸取新鮮事物的文化特性，使得杭州地區逐漸成爲了全國佛教中心，爲佛教諸宗的融合，及其佛儒道叁教的合流創立了客觀條件。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以來，經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至隋唐而進入興盛，形成了中國化佛教八大宗派並立的局面。“安史之亂”後，各教派中比較繁榮的是禅、淨二家。此時的禅宗正處于越祖分燈時期，沩仰、曹洞、臨濟、雲門、法眼五宗相繼産生，禅宗需要面對縱、橫兩個方向的延伸。從縱向來看，受到江南飄逸遊玄的學風之影響，對禅理的一味深入，使得文字禅、默照禅、枯木禅、野狐禅等五花八門的禅觀爭相並起，其重視心性的內在超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同時也容易導致偏執。一些禅門僧人以不立文字而輕視一切經典，以無念爲宗而斥責修習有爲，以定慧齊等而反對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叁劫五乘，正信尚未生根，便說已經“開悟”，菩提尚未發心，侈談已經“見性”，甚至以呵祖罵佛、玄談空禅爲趣，漸漸失去了禅門醇厚的門風。所謂“發狂慧而守癡禅，迷方便而違宗旨”[1]，“天下禅學之弊極矣，以飽食熟睡，遊談無根爲事情”[2]指的就是這種現象，法眼文益在《宗門十規論》中已對此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可見，這樣的禅門流弊極大地阻礙了佛教的健康發展，如果不及時加以糾正，禅宗只會在死胡同裏越陷越深。從橫向來看，禅宗還必須向社會的各個層面滲透，宗教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和社會的結合度，這進一步推進了禅、淨、天臺、華嚴等宗的會通，以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進一步整和，只有雙方互相滲透、互補才可能得到新的發展。尤其是禅淨合一的佛教新結構，將深奧的佛教理論探索轉向了重視念佛、禮佛、供佛、放生、行忏等實踐的大衆佛教，這種傾向爲宋代以及明清佛教所繼承和發展，並演化爲近代佛教的主要內容。
由此可見，延壽基于上述幾點所提倡的“萬善”既是扭轉禅宗流弊之所需，也是整個佛教發展到唐末、宋初要求圓融統一的必然趨勢。
二、延壽“萬善觀”的主要內容
(一)何爲“萬善”？
“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閡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延壽在《萬善同歸集》的最開頭就開章明意地提出了修習萬善的主張。
那麼，“萬善”主要是指什麼呢？“大凡善法……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3]這裏的“事善”，除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之外，文中比較明顯的還包括念佛、行道、誦經、持咒、忏悔、放生、興建塔寺、造像、供養、護法、隨喜等等。這裏的“理善”，簡單的說即佛陀“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教理，讓人們不要執著于現實世界的種種表象，既便是所修的“善行”也是如此，若執著于果報、福德，即是有相之見，由此的“善行”也是有條件的，不徹底的。
當時，不少禅僧輕視佛祖教說，參禅流于空疏，重“理善”而輕“事善”。對此，延壽並沒有矯枉過正，在他看來，“六度”之中，“前五是福德業，後般若是智慧業。前五福德業中，唯禅定一門最爲樞要”。[4]但同時，他又將禅定看作萬行之一，不僅爭勸他人廣修諸善，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五燈會元》卷第十中曾記載：“永明延壽禅師……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開寶七年入天臺山度戒約萬余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余力念法華經，計萬叁千部。”《佛祖統紀》中記載延壽在任華亭鎮將時，由于“用官錢買魚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5]他還堅持“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
關于“萬善”，還有這麼兩段話值得注意：
“問：萬行之源以心爲本。助道門內何法爲先。
答：以其真實正直爲先。慈悲攝化爲道。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真如。以慈悲故不墮小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6]
“夫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菩提心最爲第一。乃衆行之首。履道之初。”[7]
可見，延壽一生踐履“萬行”，並非單單爲了求福報求功德，其內在所依附的是以慈悲喜舍爲特征的大乘精神。正是從這一點上說，“事善”和“理善”之間並不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關鍵在修行者本人。《大乘義章》中把善、惡分爲叁大類：第一類“以順益爲善；以違損爲惡”，基本可相應于“事善”；第二類“以順理爲善，以違背佛教所說之理爲惡”，可相應于“理善”。第叁類是指“體順爲善，體違爲惡。”意思是，經過宗教修行，使體性合一，讓自己的內心完全體悟到法界真如的本體，這樣體性合一的行才是真正的善行。“涅槃經雲：一切衆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雲……是以入道之初。欲爲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8]如果將不可言說者強名謂之“道”，將“天地不言”之美稱之爲“大美”，那麼，這“法愛”忘卻後的“善”即是一種“大善”。如果說 “諸惡莫做，衆善奉行”主要是針對世俗者的規勸，反映了佛教作爲一種倫理宗教的特點，那“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則是對佛教徒更高的要求，是佛教作爲一種宗教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但同時，後者的超越性也恰恰是在對塵世的融合中實現的，這也是延壽不斷提及真俗不二、俗不違真的道理。
(二)、緣何提倡萬善？
對延壽倡導的“萬善”，當時的反對意見主要有二：其一認爲“萬善”之行是向外尋求，會妨礙明心見性，“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何須衆善。向外紛馳。反背真修。但成勞慮。”，“即心即佛，何須外求？”等等即是；其二認爲佛教講究一切平等，“善惡同源。是非一旨。雲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所以應當善惡齊觀，爲何要單單提倡善行呢？
爲此，延壽曾在《宗鏡錄》中答道：“約根利鈍不同。于一真如界中。開叁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叁祇熏煉。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真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旨通宗。”[9]正如一藥不可醫百病，要想引渡不同根基的人必須廣開方便之法門，對症下藥。延壽就常常借用水的比喻來開導衆生。當有人求教“永明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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