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佛教。特别是中国禅宗更是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慧能曾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另一位禅宗大师神会也说：“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后来的禅宗沿着这一佛教世俗化的方向一直发展到不读经，不拜佛，不坐禅，鼓吹坐卧行坐，砍柴挑水都可以悟道成佛。
在中国许多佛教徒那里，他们的信仰也往往是徒具宗教形式，极少宗教精神的。他们并不重视精神的解脱，而是关心来世的幸福和现实的利益。许多信徒烧香拜佛，集资造像，举行斋会，写诵佛经。或者是求财、求子、求去病免灾，希望菩萨保佑他们拔除现世的痛苦；或者是积累功德，为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购买“门券”。北魏时造像风尚十分普遍，从许多造像题刻上看，都带有祈福免灾的功利性目的，或为皇帝造像，希望“皇道赫宁”。“国祚永隆”(见《金石萃编·解伯达、孙秋生造像记》)；或希望来世托生西方妙乐国土(《比丘法庆造像记》)，下生人间为公主《比丘尼惠智造像记》)；或希望出征平安，仕途日升(《元详、解伯达造像记》；或愿病恶除灭，延年益寿(《比丘惠鉴、刘洛真造像记》)。
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体现了它的世俗性。本来印度佛教主张出家、脱离家庭父子伦理关系，不受世俗礼法道德约束。中国佛教则不然，从禅宗创始人慧能起，就自觉地把儒家的礼教与佛教的修行联系起来，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坛经》)后来的许多佛教僧人也大肆宣扬“孝名为戒”，孝蕴之于佛教戒律之中。“佛以孝为至道之宗”，孝是成佛的基础。甚至还说佛教比儒学更重视孝。
中国佛教文化的世俗性特点源于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缺乏抽象思辨的兴趣。因此，像唯识宗那样思辨性较强的佛教哲学流派就不可能持久发展。这种思维方式，致使人们较少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而往往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求神拜佛只是服务于现实生活，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欢乐。这种思维方式也致使人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而不可能舍弃固有的约束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不可能舍弃对现实社会的道德责任。因此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接近印度佛教原始思想的教义，被贬为“小乘”，受到普遍的蔑视。相反，以“自利利他”，倡导“入世”、“救世”的大乘思想则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和主流，中国佛教在形式上似乎取得了超尘脱俗的独立地位，但在思想实质上则逐渐被纳入世俗王法礼教的轨道。
三、调和性
在中国佛、儒、道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中可以说佛教最具调和性。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它对儒、道的吸收远远多于排斥。前文已经指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始终存在着“三教调和”的思潮。不仅如此，中国佛教徒还摄取儒道两家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佛教理论。例如，晋宋之际的竺道生在《大本涅槃经》传来之前孤明先发，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亦可成佛”的佛性说，这正是受到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缘故。印度佛教的佛性论强调抽象本体。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则把抽象之本体归之于现实之人心，把佛性论转化为心性之学。其思想渊源也在于儒家注重心性、强调道德主体的学说。隋唐时期创立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更是吸收了儒道思想的结果。天台宗以《法华经》里的方便法门为依据，竭力调和佛教和儒、道思想。他们把止观学说和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认为佛和一切众生都具先天的善恶之性，佛教修持实践也就是要去恶从善。天台宗还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摄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倡修习止观和坐禅除病法。华严宗从《华严经》圆融学说出发，强调事事无碍，一切事物皆无矛盾，为调和儒、佛、道，把儒道直接纳入佛教思想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和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来。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禅宗则改造儒家性善论、良知说为“性净自悟”学说，并且继承发展了道家的自然主义、玄学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自我逍遥的传统，形成随机应变，不立文字，以至呵祖骂佛的独特风格。
中国佛教不仅与儒道文化相调和，而且还调和佛教内部各派。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信徒在语言、风俗、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各派教理和修持方法又经历了时代变迁。使印度佛教由小乘而大乘中观学派，再瑜伽行派，后为密教，先后经历了不同教派的发展过程。印度佛教的各个教派门户之见很深，往往势不两立，不可调和。有时互相间的争论甚至以生命为注(失败者斩首相谢)。中国佛教则不然，虽有争辩，但不激烈。人们可以同时信奉两三个宗派，而且还采用判教方法去调和佛教内部教义的分歧。所谓判教，就是对所有佛学理论加以分科组织，即不以简单的对待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处理各派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各派学说作为佛在不同时间、地点对不同听众的说法，从而有种种的差异。即以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的个别情况来加以区分高下等级，按照本宗的理论体系对各派学说给以系统的安排，分别给予一定的地位。其中以天台宗“五时八教”的判教主张最具代表性。中国佛教的判教方法是其调和性的集中表现。
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各个宗派之间互相调和，互相吸收，逐渐合流。先是宣扬禅教一致的观点。如唐代宗密倡言“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宋代延寿也说：“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并以禅理为准，统一各家学说，编定《宗镜录》一百卷。其次是禅净合流，融为一体。如延寿曾作“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的偈语，主张禅净双修。后来又有人提出念佛即禅观，念佛念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入定”，离开一切生死取舍，分别执着。这种念佛三昧境界与禅门真如三昧完全一致。最后，是主张各宗同唱，归趣净土。如明代袾宏曾说：“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云栖遗稿》卷三)智旭也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并以净土摄一切佛教。明初曾经把佛教寺院分为禅、讲、律、净、教五种寺制。所谓教寺就是密宗寺院。但明代以后，一般寺院则是把参禅、讲经、传戒、念佛和做水陆放焰口混为一体了。中国佛教的调和性特点，正是反映了中国人处理各种矛盾的高超思维能力以及追求和谐的独特思维方式。
四、简易性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在修行方法上繁琐复杂，教义理论上暗昧难明，语言文字上琐碎烦杂。这很不合中国人崇尚简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为了要在中国站住脚，中国佛教必然逐渐简易化。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弘扬，更是把佛教徒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理中解脱出来。禅宗不讲累世修行，不追求繁冗的宗教仪式，不搞布施财物，而是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顿悟成佛。如慧能所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完全否定了印度佛教那套修行的阶梯层次，是一种高度快速的成佛法。在着述方面也一改印度佛经那种庞大驳杂的体系，繁复琐碎的论证，而是抓住理论核心，以语录、短诗的形式，明快直截地表达出来。净土宗更是以“易行道”自诩，提出成佛有难行和易行二道。宣传只靠自力，没有他力扶持，要修行成佛是痛苦的，也是困难的。反之，乘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净土，就非常快乐，也易于达到目的。主张称名念佛就可凭借阿弥陀佛本愿力往生佛国。这种净土法门虽有违佛教原始教义，但因其简易方便而流行于中国古代的大小城镇、穷乡僻壤，满足了那些没有文化的底层民众的信仰需要。
总之，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些特点，是印度佛教在中国长期演变的结果。它构成了中国佛教最根本的民族特色，并在中国佛教的哲学、道德、教育、史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普遍反映出来。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一章 绪论：中国佛教文化论纲》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