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共同的基础；不论在家出家的学佛者，都离不开戒。①至于《四分律》在中国的弘传，他也略有所述。②至于他为提供专究者作博览参考的〈佛教读经示要〉中，指示阅《五分律》③，而非传统中国所重的《四分律》。笔者请教何以故，他表示：《五分律》的简要。原来《四分律》有六十卷，《五分律》只有三十卷；《五分律》的简要，即在条文的解释上如前已述，则省略重复，而以「皆如上说」代之；文字简洁，段落清晰。④因此笔者认为：若个人自修可读《五分律》；若要研究则应先读印顺法师研律指南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再依《五分律》章目类法次第，比对各律研读；而本论第三章可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纲要；第四章第一节，可知其透过各律比对的研律方法。
二、传统中国佛教认为佛陀最后遗教是「以戒为师」，故重于个人的行持。印公则认为无论就行者个人、道场僧团、整体教团，都应「法与律」⑤并重；故在其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理论原则即是「法与律的合一」⑥。因：
㈠、就个人言，本来「法」是一切佛法的总称，所以不妨说「法为依止」；但佛法分为法与律后，二者实都是比丘们所应依止的；因戒不能代表一切。⑦故如不能安心于佛法的喜悦中，即使持戒谨严不敢违犯，内心矛盾也不过人天功德，不能趣向圣道解脱。⑧
㈡、就僧团言，为了正法久住，释尊「依法摄僧」使僧众过着集团的生活；受了戒在僧团中有五年不得离依止师修学的严格义务；是为了一面修学戒律以自度，一面熟悉僧团中的一切僧事，使安住于律仪生活中；但这并非偏于戒学，因除外出乞食外，不是听闻佛及弟子们的说法，便是水边林下精勤禅思，修习定慧；故对传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认为是事出有因⑨而不免误解了。⑩至于今日希望宏法人才辈出，认为必须养成向学风气；这不外戒定慧的修学，而应以慧学为中心，安住于律仪僧团中。⑾
㈢、就教团言，他认为佛教是法与律二者的总和，必须均衡发展，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但在佛法的流传中，显然重法而轻律，如原始佛教经律数量约为四比一；而传来中国的大乘经虽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且受本生谈影响，大乘菩萨都略带伟人倾向，独来独往而不大重视僧团的律制；并且后世的尊律者，只知过午不食⑿、手不捉持金钱，大都漠视僧团真义；一分重禅的，及以佛法为思辨的论师，又都轻视律制。故认为宏扬佛法，整兴佛教，绝不能偏于法(义理的研究，心性的契证)，而必须重视制度；希望热心中国佛教行政的大德们要发心探究，而这教制必须顾全到古代的佛制，演变中的祖制，及适合现实情况的修正或建立。⒀
从以上与传统研律者之异，可知印公几乎为二千年来的中印(主要是中国)佛教在律制上的偏失，作了一个大翻案。其次，让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其思想对现代佛教社会，起了何种作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肩负起怎样的时代使命？
为了整顿中国佛教积压已久的种种谬误现象，印公认为必须先从思想上加以革新；所以全面地研究戒律的基本义涵与宗旨。对于戒律的重要性，他站在解脱道与正法久住的立场，对世人的偏失有所指正，他说：
世之言佛法者，或意存性净而轻僧制；虽无碍于个人之修证，而续佛慧命则不足。或拘泥事相，以为重戒律；不知内阙性净之德，无以引发定慧；徒存形仪，安能使佛法以久住世间乎！是知学佛之道，净化身心以求解脱，严净僧众以张大法也，非戒莫由！⒁
他以回归原始佛教戒律精神，及改革中国佛教的使命自负；认为传统律宗重于自律而疏于群治，他说：「中国之研律者，于精严自律有可取，于现实和乐清净之僧制，则殊少成就。」⒂而事实上，戒律就是有组织的集团生活，不论在家出家，都极需建立合理的组织，携手共为人间佛教净土而努力。身为现代研律者的终极关怀，不但要严于自律以求解脱，更应着眼于如何使正法久住。故虽碍于时代环境因缘，他仍拟出「办一道场(和乐清净的僧团)，以树百年规模」的理想，希望为佛教未来开拓光明的前途。
笔者认为其所指出的教制弊端与诤议，近几十年来由于台湾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虽有改善但仍存在；然而透过其体大思精的探讨，已为后学奠下从传统过渡现代的厚实基础；今后如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拿捏得当，以推动佛教现代化，愿此论文能有抛砖引玉的参考。
注释
①师著，〈净土新论〉，《净土与禅》，页一～二。
②见师著，〈中国佛教史略〉，《中国佛教史地考》，页五十、八十二、九十一。笔者请教印顺法师：最早传来中国的是有部律，而在各部广律中，最后为何以《四分律》为主。印公认为佛教初传入中国，虽大小乘兼弘而以大乘为主。《四分律》中有数条与「佛塔」(后来以佛像代表〉有关的戒条，此与大乘思想有关。而唐朝研究《四分律》特别发达的另一原因，与华严的十地论师有关；对于道宣把戒体解释为与唯识有关，认为无太大意义。又说：佛法传来中国，初尚依律而住，到了唐朝；宗派思想发达，使得修潭者聚为禅宗，研律者聚为律宗；虽人人持戒，而有各自的丛林规约，代替了戒律的团体规约。到了元朝，喇嘛教把整个佛教弄乱，律典迭失后律宗也几乎不存在；故明朝只有讲经师、禅师、瑜伽师，但因人人出家都须受戒，而有古心、见月等法师专办所谓宝华山传戒(民国七十八年十一月九日，笔者访问于南投「永光别苑」)。
③传顗法师编，《佛教读经示要》，页七十一。
④师著，《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页七十一、三一○。
⑤对于「法与律」(经与戒〉的关系，印顺法师认为：起初是同一内容的两面，因「法」是圣道的修证，这必离罪恶、缚着，而使身心调伏，故又称「毗尼」。法如光明的显发，毗尼如阴暗的消除，二者本是不相离的；法与律的分化，起于释尊在世时，由于随佛出家的多了，不能没有组织。分化而对立的法与律，有着明显而不同的特性，即法是说教的，律是制立的；法重于个人的修证，律重于大众的和乐清净；法重于内心的德行，律重于身语的轨范；法是自律的、德化的，律是他律的、法制的。由于僧伽日渐发展，无论个人的身心活动，或僧加的自他共住，有不清净不和乐时，就与法不相应，而有碍于修证；故「毗尼」就是依于法而流出的规制，调伏个人错误的思想行为，调伏自他斗诤，使遵从僧伽规制。而所谓「依法摄僧」是说组合僧众的一切制度是依于法的；依法而立的僧制，有助于法的修证，及佛法的增长广大。但这需要激发为法的真诚，依僧团律制的陶冶，使学者渐入于律(师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页一七六～一七七)。
⑥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佛在人间》，页一○四。
⑦师著，〈佛陀最后之教诫〉，《海潮音月刊》，第四十六卷，三月号，页八上。今收入《华雨集》，第三册，页一三三。
⑧昭慧法师，〈生死根本解惑〉《新雨佛教文化中心月讯》第二十三期，页五。今收入《华雨集》，第五册，百二五二。
⑨满五夏得离依止，并非无条件；除说一切有部外，其余各律都说要「善知法」；这是由于有部有重律轻法的倾向，而可能莲池大师受此影响，才进而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经参禅。」(昭慧法师，《如是我思》页三○八。
⑩师著，〈论佛学的修学〉，《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五六～一五七。
⑾师著，〈论僧才之培养〉，《教制教典与教学》，页一五○。
⑿对于传统持戒者的「持午」、「用钵」问题。印顺法师曾述及续明法师因亲近过慈舟老法师，而有重戒的倾向；故于民国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时，建议全体持午。但因慧日讲堂没有持午，且会使学舍旧住者散去的可能，故印顺法师未表支持；但也认为续明法师的持午建议不是缺点，只是不能关顾到整体而己(师著，〈平凡的一生〉，《华雨香云》，页二一五)。并补充说：「持午」是印度始终奉行的，这定适应印度乞食托钵的生活；初为日中一食，后来寺院成立后，有了净人，划一界为净厨，可煮早餐。故不反对持午，但认为有胃病者不宜。至于「用钵」问题，由于印度人吃饭用手抓，故以钵装饭；现在吾人用碗筷、汤匙吃饭，这是时代环境使然，并无损于戒的意义(民国七十八年十一月九日，笔者访问于南投「水光别苑」)。有关「持午」，笔者认为要视个人身体与环境而订，因饮食与健康有密切关系，如身体好，午后又无太多工作，且很早即能休息的山林清修者可持午；但真正精进专修时，有时更须食物补充体力；且今日都市弘法活动多在晚间，如身体不很健康，工作量多或课业重，为了持午而吃高价位的营养品或药物，那就大可不必了；且今日憎众应有的饮食观，是要懂得营养学，吃得简单、经济又健康。
⒀师著，〈人间佛教要略〉，《佛在人间》，页一○五～一○六。〈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教制教典与学》，页一～二、五。
⒁师著，〈松山寺千佛大戒同戒录序〉，《狮子吼杂志》，十八卷，第一期，页六。
⒂师著，〈中国佛教史略〉，《佛教史地考论》页五十。
《印顺导师的律学思想(清德法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