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后完成《楞严经玄义》、《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近十种著述。一生为四众弟子讲经说法开示次数难于统计。仅据香港岑学吕居士于五十年代所整理、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净慧法师整理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虚云和尚开示录》等，就有数百万字之多。综观这些论述以及虚老和尚近百年的修持实践，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宗门的弘传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虚老在云南的二十多年里，也是为四众弟子讲经无数，在他的带领下，使云南出现了讲经、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的热潮。

　　1、讲经弘法

　　虚老首次在云南讲经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应归化寺和尚契敏之邀请，到寺中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当时皈依者有三千多人。同年秋，梦佛上人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并在该寺刊刻《楞严经》及《寒山诗》，板存于该寺。之后大理提督张军门松林、李军门福兴，率众官绅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皈依者又有数千人。宣统元年(1909)，虚老入京请藏，奉旨回山讲经，是年于鸡足山祝圣寺升座为大众讲《楞严经》，感庭前古栗，涌优昙钵华数十朵，大如盆，形若芙蕖，色似黄金，含裹香蕊，中虚体洁，数月不枯萎。[[24]]民国三年(1914)鹤庆诸山长老请赴龙华山讲经。正修和尚请往丽江金山寺讲经。民国七年(1918)，唐继尧请至昆明讲经，待昆明云栖寺建好后，逢年就在此寺讲经、传戒，使四众弟子欢心踊跃。

　　虚老不仅自己讲经、弘法，还邀请外地的高僧大德及有识之士来滇中讲经。民国二十年(1931)夏，虚老不顾自己老迈之躯，和定安和尚亲赴浙江，礼请天台宗大德、宁波观宗寺主讲宝静法师(按：谛闲法师大弟子)来昆明弘法讲经。先后在省佛教会讲《妙法莲华经》、《大乘起信论》，从是年的十月十日起至十二月十一日止，前后共计两个月，未尝中辍，听众达千余人。此外，宝静法师还在云南佛教居士林讲《弥陀要解》，在华亭寺讲《楞严经》， 并受聘担任新成立的云南佛教居士林永久导师。宝静法师在云南昆明弘法约十个月，后因谛闲老人病重及宁波观察弘法研究学社全体学员的恳求，始于当年年底离昆回宁。

　　受邀来云南讲经弘法的还有太虚法师。民国二十八年(1939)，太虚法师应云南省佛教会的邀请到达昆明。虚老当时任云南省佛教会监察委员。在昆明期间，太虚应各方要求，从是年的五月二十六日起，在省佛教会宣讲《大乘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并接见各界学佛同仁，详为解答；在华亭寺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省佛教会欢迎大会上讲《几点佛法要义》；在云南省军医学校讲《万有皆因缘所生》；在云南大学讲《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在云南佛教界追悼常惺法师会议上讲《菩萨行与大乘胜解》；在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大会上讲《服务国家和宣扬佛教》；在省佛教会启建的护国息灾法会上讲《仁王护国般若经》等。

　　此外受邀来云南讲经的还有常惺法师、居士欧阳竟无、陈维庚等。常惺法师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应王九龄居士的邀请来云南讲经的。来昆明后，为四众弟子讲授《佛学概论》，在东陆大学讲《佛学与学佛》，还召集诸山沙弥来昆明学习佛法。他讲的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得四众赞叹，各界名流如袁嘉谷、陈古逸、张学智、胡郁生、张希庵、由齐云等都受戒皈依为弟子。常惺在云南弘法半年多，于民国十七年(1928)离昆回上海。[[25]]由以上可见当时云南讲经之盛。

　　2、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

　　除了讲经弘法外，虚老还非常注重培育僧才。所以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时，虚老就以很愉快的心情写成《云居管见》一文，在文中他说：“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佛学院一成立，就可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才。”[[26]]在此之前，虚老为了培育僧才，早在云南就创办了佛教学校、成立佛学研究社。民国二年(1913)，在以虚老为首领导下的“中华佛教总会云南支部”，虚老即号令召集诸山青年僧人开办佛教讲习所，邀请高僧及有道行学识之士讲授佛学，还学习文化知识。这是本省进行僧才现代教育的开端，云南各寺庙因此受惠不浅。之后，民国二十四年(1934)，省佛教会也开办佛教讲习所一班，录取学僧五十名，当年八月十九日正式开课。聘请戒尘、月沧、体学三位法师讲授佛学及国文。陈履及张譬光讲授历史、地理、算术等，还请木喇教授藏文，以备阅藏文经典之需。

　　民国十八年(1929)，虚老任云南省佛教会督察委员。该会即成立佛学研究社，每周召开佛学研讨会一次，恭请导师一至五人指导研究，方法是：社员先提出关于佛学之疑问，于开会时讨论或请导师解答；社员研究佛学之心得，预拟讲题，定期讲演；邀请佛学专家作临时讲演，当时云南僧俗两界听讲的人很多，由此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当时还成立了通俗演讲团，“以宏扬佛法，挽救世道人心为宗旨”。每逢初一、十五及佛诞日演讲一次或二次，聘请精通佛法的高僧和社会名流担任讲演员，轮流演讲，有法师月沧、妙乘、体法、尘空、性空、本慈，居士王兆熊、陈履吉、周明斋、王裕如、王申武共十一位讲演员，深入到云南各寺庙向僧俗宣讲佛法，这些对云南佛教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27]]

　　(四)、成立佛教会保护发展佛教

　　各种佛教会社的建立，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征，也是佛教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明清云南佛教管理机构是政府管辖下的三级“僧司”制[[28]]。进入民国则创建教门组织“佛教会”。在民国元年(1912)，江浙各大寺代表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敬安和尚被推选为会长。上行下效，全国各省也纷纷成立省会。

　　为了弘扬佛法，保护佛教权益，推进云南佛教的复兴，虚老便于是年与敬安等谒孙中山，商订成立佛教会的章程。又与太虚、普常、谛闲、仁山等协商妥善，在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并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同年，虚老回云南办佛教会，成立“云南佛教总会”，并被推选为云南省首届佛教会会长，尘空、莲洲二和尚为副会长。设支部于文昌宫，将原华严会的田产租米拨作佛教会的经费，有许多西藏活佛喇嘛也前来参加。这次佛教会开展的工作是：办佛教学校、布道团及医院等慈善事业。后虚老回鸡足山祝圣寺，佛教总会迁至北门街慧林庵。

　　民国十六年(1927)，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昆明居士王九龄，在常惺法师的协助下成立“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原慧林庵旧佛教会和华严会田产租米移交“四众佛教会”。会议推举王九龄担任会长，虚老、平光和尚任副会长。一年后，筇竹寺方丈平光接任会长，成立大会还通过了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宣言》和《简章》，宗旨为“阐扬佛化，积极救世”，设会务、宏化、行持、利济四院，由月沧法师和周明斋、杨觉澄、段觉时居士负责，总会会址设在翠湖边禹门寺，并要求各州县设立分会。[[29]]

　　民国十八年(1929)，第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中华佛教会。民国十九年(1930)，按照中华佛教会的《组织大纲》，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在原会址改称“云南省佛教会”，虚老被推选为监察委员，平光、体学、蔡荣谦、张逢源、李正荣、由龙云、周开忠、金在镕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原总会会长平光法师当选为会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云南省佛教会会章》，确定了本会举办事项：(1)举办慈善公益事业；(2)普及平民教育；(3)提倡农工事业；(4)设立佛学研究所和阅经室；(5)宣传佛教，发行刊物及讲经；(6)整理教规，成立四众念佛净业社及坐禅事。以后继平光担任会长的还有吴锟、定安、王九龄。到了1947年还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云南省分会，定安任理事长，修圆、见机、本净、王九龄等任理事。[[30]]

　　以上，这些在以虚老为首创办或领导下，所成立的佛教组织，对云南佛教的发展、振兴，起着不可估量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虚老不仅是一位道德高超之士，而且还非常有智慧和眼光，对成立佛教会的事，他非常赞同认可并积极参与。在他看来“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有力量机构，其事[[31]]恐不止一云门也”。[[32]]所以1952年11月，虚老领衔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于1953年5月30至6月3日召开的成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会议期间，虚老还就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发表感想。他说：

　　此次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是开国后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我国自有佛教以来第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我国各地区、各宗派、各民族佛教徒的大团结……藉此机会我们可以作种种努力，扫除以往的障碍，矫正以往的缺失，建立将来开展佛教的基础。我想藉此时机把一些希望写出来：一、加强团结和学习，发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尽人民的责任，佛法本来是积极的、前进的，不是落后的、庸俗的。我们在这革命的时代，应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学习，补充各项知识技能，配合时代和政策，以便分担各项工作任务，与大众一同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二、清除外道迷信，恪守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三、阐发各宗精义，以明佛法真相，藏传密乘及南传上座部均应兼收并蓄。四、在现有经济基础上自力更生，以维佛门根本。[[33]]

　　依虚老的意思，当今的佛教应适应社会，成立一团结有力的组织，以期群策群力发展、振兴佛教。佛教徒则应自力更生，…

《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以对云南佛教的贡献为主(法缘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