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努力学修并进，充实、完善自身，弘扬佛法。这也就是他一生积极成立佛教组织，创办佛教会的原因和目的所在。虚老于1954年11月，还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五)、维护寺产 平息祸乱

　　1、维护寺产

　　中国佛教自从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创东山法门，至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后，很多大丛林都是自力更生、自耕自给，开荒种地，以维持寺院经济。因此有很多寺院也就广有田地、山林、茶园等寺产。如扬州高旻寺及由虚老所重建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曹溪南华寺、乳源云门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几所名山大刹，及虚老在云南所重建华亭寺等诸山大刹都广有寺产。昆明华亭寺不仅有田地千亩之多，还拥有寺周围的山场、树林。筇竹寺所占山场、田地比华亭寺更多。山林、草场广达寺周二十华里，出租土地仅水田一项就达三百三十六亩之多。普贤寺也有八十亩水田。还有如太华寺、会龙寺、龙泉寺等都广有寺产。寺院有寺产作为经济保障，生存发展可保无虞。可是由于“庙产兴学”的风潮，使全国各地乃至云南各寺庙寺产，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幸而有以虚老为首的高僧奋力护持，才使这一风波平息。

　　“庙产兴学”的风潮，最先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洋务派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将所著《劝学篇》一书上奏清廷，书中在“设学”一章中提出：“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光绪皇帝阅后批示“持论平，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后言。”同年六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奏请光绪帝下令各省“改诸庙为学堂”，也被采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令“庙产兴学”立即付诸实施，部分佛教寺产开始被没收占用设立学堂。[[34]]

　　在云南“庙产兴学”的实施范围更宽，据李子辉《昆明近代佛教概况》、方树梅《滇会痕影录》等书记载，“庙产”不仅用于“兴学”，还被用于办企业、机关、团体、会馆，甚至有的被出售给达官贵人、巨贾富商改建为私宅或用做墓地，这些情况多发生于清末和民国初年。

　　当时云南寺庙被用于办学的有：五华山悯忠寺改办为高等学堂、大德寺改为工矿学堂、咸宁寺改为女子师范学堂、大宁庙改为华山小学、祝国庵改为圆通小学等。用于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有：报国寺改办官印局、圆通寺中殿与两廊罗汉殿拆除后改办幼孩工厂、定光寺改办寄柩所、莲华寺改为俱乐部、地藏寺改为古幢公园等。用于用作机关团体办公地址或同乡会馆的有：荩忠寺改为自治总局附设自治研究所、翊灵寺改为高等审判厅、武安王庙改为警察局、五灵庙改为消防总部、宝华庵改为楚雄九属会馆、慈慧庵改为洱源会馆等。用于建私宅的有：华国寺、定慧寺、海潮庵、介福庵、广慧庵、吉祥庵、静云庵、西竺庵、积善庵等。用作墓地的有：进耳寺、报恩寺、松隐寺等。[[35]]

　　这次全国乃至云南刮起“庙产兴学”的风波时，虚老正远在南洋弘化。事态严重，滇省全体僧众及中华佛教总会敬安等至电老和尚，请其速回，共图挽救。虚老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抵沪(上海)，与佛教会代表敬安等进京，为护寺产事请愿。抵京住贤良寺。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光诸师，亲自招待；萧亲王还请虚老为太福晋说戒法。当时还有很多王公大臣旧友，多来探望，共同策划上奏诸事。同年奉上谕：

　　前因筹办捐款，叠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也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36]]

　　此谕颁发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可是好景不长，“庙产兴学”之风，在民国初年又死灰复燃。民国初年(1912)十一月，中国佛教总会首任会长敬安和尚会晤北京政府内务部礼俗司长杜关，要求政府尊重《约法》，下令禁止各地侵占寺产，遭到无理拒绝。敬安据理力争，却被杜掴以耳光。当晚，敬安即圆寂于北京法源寺。敬安和尚的圆寂激起社会公愤。[[37]]次年即民国二年(1913)，为保护寺产，虚老与尘空、莲洲二位和尚联名向军都督府民政司呈报，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云南支部，经获准成立后，立即通告全省寺院，凡有借“庙产兴学”为名驱僧霸产者，立即向支部报告，由支部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都督府请求制止。此类案件均由民政司责令该处地方官查复核办。由此才使得云南各寺院和僧尼暂得相安无事。[[38]]

　　在以虚老为首等高僧的带领下，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人物也纷纷起来捍卫寺产。

　　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庙产兴学”的风潮又刮起来了。是年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扬言“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39]]他的这几项主张，不仅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但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这一议案被搁置下来。事隔两年后，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邰爽秋等人死不罢休，又成立什么“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号召没收寺院财产办学，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捣毁佛像，占据寺院，甚至殴打逮捕僧尼、抢劫寺院财物等重大事件。以圆瑛法师为理事长的中国佛教会，一方面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要求制止此非法行为；另一方面发动全国佛教界人士对邰爽秋的言论猛烈抨击。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云南省佛教会发出“代电”[[40]]，反对“邰某庙产兴学主张”，指出“果其说得行，直无异于灭绝宗教矣”，“本会代表云南僧众誓死力争，务恳钧府(国民政府)、钧院(行政院)、钧部(内政部、教育部)依照法律，主持公道，严行驳回，不准置议。”同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颁布条令，重申早先公布的保护寺院财产的规定，至此全国性“庙产兴学”风潮才趋于平息。[[41]]中国佛教乃至云南佛教正是在虚老、太虚、圆瑛、定安等高僧的领导下，才得以稳步发展乃至振兴。

　　2、平息祸乱

　　虚老生处的年代，也可谓是多事之秋。先是清末咸丰年间的回、汉战争，接下来就是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再之后就是抗日战争乃至国、共两党的内战。他在云南时，也无有一天安宁的日子，不是护国战争就是靖国战争，时局混乱，动荡不安。他在云南时，曾多次调解过地方混乱，使云南人民少了几次战争的痛苦，也维护了佛教的安宁。

　　宣统三年(1911)，在武汉发起的辛亥革命，传至滇中，致使地方大乱。宾川县城被包围，几肇大祸，虚老冒死前往调解。原来是宾川县知县张某，因得罪滇中盗贼甚多，盗贼又结乡营党，很有势力，他们对张某一直怀恨在心。辛亥革命事起，宾川先响应，盗贼乘机煽动群众围攻县署。张坚守，而又无外援，情况危机。虚老乃下山诣县，前往调解，劝众人勿围攻县署，并请士绅张静轩也前来调解，静轩又至大理晤王公以兵至，乃得解围。事后张某离开宾川，滇中独立，蔡锷任滇都督，张之子任外交司长。张乃写信感谢虚老说：“公非独救吾生，且造福宾川，不然，杀父之仇，吾子能不报哉？”[[42]]

　　民国成立，西藏王公活佛，凭藉地势险远，不肯归顺。中央乃命滇出兵二师前往讨伐，以殷叔桓为总司令。前锋兵已达宾川，虚老以边畔一启，祸无宁日，乃与前锋军队同至大理，见殷叔桓，劝其不要对西藏动刀戈，只要选一明佛理者前往劝说，即可令之归服，殷接受虚老的提议。虚老又建议他派丽川喇嘛东保前去西藏游说，但东保以衰老辞而不去，虚老乃对东保说：“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舌，而残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乎？”听虚老此言，东保乃答应前往，并同老僧法悟一同往西藏，要约而还，滇遂罢兵。经这次藏汉之间的沟通，西藏与云南三十年来相安无事。[[43]]

　　宣统三年(1911)经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各省逐僧毁寺，风动一时。时李根源任云南省革命军协统。李素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率兵进驻鸡足山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铜像及佛殿、诸天殿，并指名要捕虚老问罪。虚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直诣军门，同李根源往复论辩，终使李氏开颜致敬，停止毁寺逐僧之举。自后李氏皈依佛教，数十年护持法门，老而弥笃。[[44]]

　　由以上二三事可见，虚老之智慧、辩才、勇敢也诚属不可思议。为了芸芸众生、为了佛教他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众生与佛法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

　　(六)、成立慈善机构 为滇民排忧解难

　　为了体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情怀，云南佛教界在虚老、太虚、常惺、戒尘、定安等高僧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医院等慈善机构。

　　民国二十七年(1938)，华亭寺设立“云栖儿童教养院”，收养无父无母无亲的孤儿，院址设在华亭寺下院普贤寺内，由该院常务理事定安兼任副院长，该院有难童七十多名，连同走读生约有百余名。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成立了省佛教慈济医院，下设医务所，以救治僧侣伤病员为宗旨。医务所设于佛教会内，并在胜因寺设立门诊部，赤贫者免收门诊费及医药费，由此昆明百姓受益者甚众。

　　除此之外，还成立过云南省僧众救护队，以赴灾区救护抗日伤病员为宗旨，由昆明僧众中选定曾受过救护训练者六十人组成，发给臂章、药品，每年由队长(定安和尚)召集训练二次，遇有救护任务，随时集合待命而出发。抗战期…

《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以对云南佛教的贡献为主(法缘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