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
刘建平
内容提要：佛教所谓的“殉教”，是指耗尽自身的生命来拯救他人的痛苦，为了佛法，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耗尽生命。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主要体现在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为而不有”的奉献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护教精神以及忍辱负重的担当精神等四个方面，这体现了一种不甘沉沦的匡扶救世之心，他所殉之教不仅仅是佛教，更是一片菩萨心。
关 键 词：殉教 慈悲心 为而不有 护教
王国维曾以临终之眼来看世界，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虚云和尚的一生，可谓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注脚。他的一生虽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漫长的120年的近代大变局，然而又是那样的短暂，至到临终前依然有太多的不舍和依恋，这集中体现在他强烈的殉教意识上。佛教所谓的“殉教”，是指耗尽自身的生命来拯救他人的痛苦，为了佛法，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耗尽生命，这样尊贵的一生就是菩萨心，虚云和尚的人生就是菩萨心的人生。
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源自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不仅仅体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更包含着浓厚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色彩。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政局混乱，中西文化冲突，佛教也是鱼目混珠，真理大厦将倾，近代佛学复兴的宗师杨仁山以出世间法(佛教思想)为体、以世间法(儒道思想)为用，开创了融儒、道、佛为一体的思想进路，“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世间法拘于现生，不脱轮回；出世法透彻根源，永脱轮回……出世法门，如何能括世间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见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沤，有何沤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法起耶？”[[1]]虚云和尚无疑践行了这一佛学复兴的进路。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体现了一种不甘沉沦的匡扶救世之心，他所殉之教不仅仅是佛教，更是一片菩萨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
一、
虚云和尚秉承六祖惠能大师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教导，一生坚韧不拔，在平凡的生活的自证自觉，在绝望中决不动摇、放弃，始终在一种辛苦寻觅、执着探寻和深情向往的企盼中追求自己的理想。章太炎认为，孔子、老子之言对于化民成俗、弘扬人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要促进国家进步富强、增进国民道德，则要依靠佛教，“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2]]佛教普渡众生的观念，与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观念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哲学是与现代政治观念最接近的学派。梁启超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佛教)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3]]章太炎、梁启超所弘扬的“以宗教发起无畏心”，是向腐朽的封建体制宣战；而虚云和尚身上体现的这种自由无畏心，则是一片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的爱心，对于一切不妒、不恼、不憎、不厌、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的悲悯和伟大的同情心，“佛与众生同一体，瓶盘钗钏总是金。了知瓶等无殊异，生死涅槃一例平。”[[4]]“不逐幻名色空转，石人看山岂是痴。了知冰雪即是水，佛生何曾隔一丝。”[[5]]为了这个目的，他不畏强权，不辞劳苦，置生死于度外，“忽然怒作狮子吼，独露须眉照大千”。[[6]]在去五台山朝圣的途中，虚云和尚多次面临生死危亡的困境，如光绪九年在黄河铁卸渡，“过往无人，更不知去向。先则枯坐念佛，饱受饥寒。因草棚并无遮拦，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饥，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7]]“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8]]虚云和尚的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高尚品质正是源于他对佛法“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圣道，愿度一切人。”[[9]]的证悟，源于他以天下之忧为忧、以人民之苦为苦的普度众生的大慈悲心。
在1951年的“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遭受非礼，受到残酷的囚禁和审讯，被木棒、铁棒打得头破血流，肋骨折断，直至昏迷，但他对这种群魔乱舞的倒行逆施勇者无惧，泰然处之；“云门事变”后，虚云和尚虽深感时世沧桑，世道艰难，但仍义无返顾的弘扬佛法，决不退缩，他甚至立下遗嘱以明志，《云门遗嘱》曰：“身心济世，自他均益。拔众生难，刀山不畏。死生业定，何须忧虑。菩提愿满，顿超圣地。”[[10]]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殴打后，他心中没有丝毫的埋怨和愤懑，而是“一场灾难一惭惶”。为了让云门寺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他勇敢挺身而出筹建中国佛教协会，“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一有力量机构，其事变恐不止一云门也。我为佛法故，义当北行。”[[11]]在此过程中他力挽狂澜，驳斥了很多毁灭佛法佛教“末法衰相”的决议，并力排众议，提倡大力规范佛教的戒律，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意义，主张对佛教僧尼寺院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针对名山名刹要进行宗教立法予以保护，[[12]]通过政府法律和相关法规的完善促进佛教的自治、自立，这体现了佛教以身殉道、普渡众生的大无畏精神，“许多忍受敌手进攻、抵抗肉体诱惑的人都是殉道者。因为即使是在和平时代，这样做也要依靠他们心灵深处对神的自我献身精神。由此可见，他们在遭受迫害的时代也必然会是殉道者。”[[13]]虚云和尚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所计较的并非是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一心不乱，心境一如，挂念的始终是佛法之不扬和天下苍生之命运。[[14]]
二、“为而不有”的奉献精神
“为而不有，长而不宰”一般被视作是道家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对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出了钱，并不一定要求其因此而属于自己。西方的文化精神，则似乎是，出了钱，便必定要属于自己。”[[15]]虚云和尚的身上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他一生以建造寺庙、重振祖庭为己任，“世有迁流，界有方位，道有隐显，事有废兴，况夫道在人弘，理因事显，欲承先而启后，续慧命以传灯。”[[16]]每建成一座寺院，他都为而不有，功成身退，另觅破败的道场来主持修建。
“世无一所常，知足放下强。盖将云作被，卧以石为床。月如额上珠，照醒梦中狂。一枕天地老，哪管世忙忙。”[[17]]虚云和尚真正继承了佛教淡泊名利的传统，把修己与度人统一起来，将自利与他利完美的结合起来，主张只要身与口合，口与心唯，不贪利，则“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18]]1912年，他受鸡足山大觉寺道成长老之邀主持钵盂庵，他历尽周折到南洋募捐化缘，建成了护国祝圣寺；1920年，虚云和尚移锡昆明华亭寺，历经十年的艰辛重新修建了这座佛教名刹，改名云栖寺；1929年回到福建鼓山涌泉寺，创办戒律学院，恢复禅堂规则，讲经传戒，对福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虚云和尚来到广东曹溪，主持重兴六祖道场南华寺，“十载经营，综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规模。”[[19]]1943年，虚云和尚重修完南华寺后，了解到作为云门宗的发源地广东乳源县云门山大觉寺残破不堪，“自元以后，信根薄弱，淳风寖息，嘉音停响，整理乏人，遂成荒坞。”随时有崩塌荒芜沦为榛莽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不胜悲苦。为了承续云门法脉，重振宗风，兴灭继绝，以百岁之躯，十年心力而重建之，他“义不容辞，虽勉负责，即于癸未岁(1943年)腊月十日就事，鞠躬尽瘁，八易寒暑，略获端绪。”[[20]]1954年，虚云和尚不顾年老体迈，不畏云居严寒，主持重修佛教着名道场云居山真如寺，到1959年，“殿宇工程，大部完竣，诸余房屋，尚待工成。媲之唐宋建造，则华朴悬殊；较之明清重修，似益周备。”[[21]]直至最后积劳成疾，圆寂于云居山。他为了重修祖庭，保存佛教的血脉可谓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更难得的是，尽管虚云和尚为佛教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却淡然处之，未尝想过一己之私，“争名攘利处，秦关楚汉骛。一枕熟黄粱，梦回空与无。”[[22]]虚云和尚身上真正体现了这种“视钱财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的达观气度，体现了一种不慕虚名、看淡权利、一心向佛的高贵气质，“几经兴废没山坡，沧海桑田变幻多。名与残碑相契合，依旧云栖供佛陀。”[[23]]他在重建云居山真如寺后谦虚的写到，“此皆赖佛天垂荫，檀护弘施，以及四众，辛劬之力，云何与焉。”[[24]]而在就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界全国委员后，他依然不改其本色。1953年广州弟子数人去云居山拜访虚云和尚，“及抵寺，第见断垣残壁，瓦砾荒榛。遇一禅人，问老和尚何在，禅人指示之，则一牛棚也。蔓草支离，积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见人，稍立定，乃见师坐木板塌上，如入定状。”[[25]]这种“把身心世界一齐放下，人我障碍一切放下”[[26]]的境界，不惟道家至人之境也，实乃真佛之境也。
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护教精神
虚云和尚的一生，贯穿着忧时爱教、甘愿牺牲的殉教意识，这种殉教意识和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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