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关于宗赜的籍贯，在早期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异议，一致记载为“洺州”，即河北永年人。如：

　　北宋元照《芝园集》：“赜老禅师，河北沼水人。”

　　南宋普济《五灯会元》：“真州长芦宗赜慈觉禅师，洺州孙氏子。”

　　永年之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洺州”，因流经其境内的洺河而名。宋代洺州，别称广平，建隆元年(960年)升为防御，隶真定府，辖永年、鸡泽等五县，治永年(今永年旧城关)。

　　真定，隋唐时期大多数时期称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唐宝应元年(762)置成德军于恒州。唐元和十五年(820)为避穆宗李恒讳，改恒州为镇州。宋庆历八年(1048)废镇州，置真定府路(相当现在省级政府)，统真定府及磁、相、邢、赵、洺六州。正因为沼州属于真定府路，所以当杨畏出任真定地方长官后，马上邀请宗赜回故土“出世说法”。

　　据宗晓《乐邦文类》卷二记载，常山比丘琼安刻印《观无量寿经》时，宗赜曾为之作序。常山，是真定的别称。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绍圣二年(1095)正月记载：“以吏部侍郎杨畏知成德军。”根据《续传灯录》卷十二，宗赜住持在“真定府洪济院”。

　　正定之洪济寺，唐代开元年间始建，马祖道一弟子金牛和尚曾长期住持该寺，并在圆寂后葬舍利于此，故名金牛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建国后毁废。

　　同时，劝勉他出家的元丰清满禅师是河北沧州人，当时住在北京(今大名县)天钵寺。大名距洺州很近，只有如此，二人的相遇、相交、相知才合情合理。

　　还有一条信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志磐的《佛祖统记》卷二十八有这样的记载：“师(宗赜)住广平普会，迎母方丈东室劝念佛。”“广平”是沼州的别称，“普会”乃寺院的名称。如此，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宗赜住持真定洪济禅院的同时，兼任着家乡普会寺住持。这种情况古今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宗赜禅师是在家乡——真定府路的寺院“出世”的，并就近奉养、侍候老母亲。如此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这也反过来与宗赜的籍贯形成互证，宗赜无疑是真定路溶州人。

　　最早记载宗赜是襄阳人的资料，乃元代普度的《莲宗宝鉴》。其卷四说：“师讳宗赜，号慈觉，襄阳人也。父早亡，母陈氏鞠养于舅氏o”明代明河的《补续高僧传》延续了这种说法：“宗赜，襄阳孙氏子。父早亡，母携还舅氏鞠养。”

　　这些元明的资料，距离宗赜所在年代已经很晚，且没有表明出处。而早之几百年的宋人著述，都表明宗赜是河北洺州人。对照宋代的文献，到元明时期才出现的记载，明显不具备说服力。笔者猜测，《莲宗宝鉴》乃净土宗著作，之所以那样记载，恐怕是为了让被尊为净土五祖的“宗赜”与禅宗的宗赜区分开来，而故意为之。

　　四、《禅苑清规》的历史价值

　　宗赜在住持真定府洪济禅院之时，历时五年，于崇宁二年(1103)完成了《禅苑清规》的编撰。因其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刻印，所以又称《崇宁清规》，也称《重刻补注禅苑清规》或《禅规》。

　　禅宗清规之作，肇始于百丈怀海。禅宗有句话：“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盛唐时期，禅宗发展突飞猛进，各地丛林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百丈怀海从禅宗教团的实际出发，根据佛祖戒律，结合中国传统礼制风俗，制定了结构严谨的丛林制度——这便是标志着禅宗教团革命性觉醒、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丈清规》。丛林清规，为禅宗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然而，到北宋，《百丈清规》已经散佚，禅林规则颇为紊乱。宗赜为禅宗发展之长远计，决心恢复《百丈清规》的基本内容。于是，他“佥谋开士，遮摭诸方”，搜集残存于诸山之行法偈颂，撰成本书。在汇集过程中，宗赜“凡有补于见闻，悉备陈于纲目”，因此，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所涉及的清规制度也比较广泛，成为后来清规制度类著作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禅苑清规》共十卷，每卷下列若干主题，对禅宗僧人日常的生活起居、法事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清规制度、禅宗寺院僧职人员的职责，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说明。其内容主要如下：

　　卷一、二为禅僧日常生活起居所应遵守的清规戒律，卷三、四、五为寺院知事人员的安排、设立及其职责，卷六、七为佛事活动所应遵行的规则，卷八、九、十则收录宗赜自己撰写的《龟镜文》、《坐禅仪》、《自警文》、《训童行》、《劝檀信》等相关著作。

　　《禅苑清规》最初刊行于崇宁二年(1103)，在现存的禅宗清规著作中是最古老的。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它一直在禅宗丛林中推广使用，影响相当广泛。到目前为止，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发现其他清规类的著作在全国流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赜的《禅苑清规》比较适应当时禅宗寺院的情况，在很长时间内满足了佛教寺院制度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宗赜的《禅苑清规》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净土五祖

　　宋哲宗元祜年间，宗赜禅师曾在真州长芦寺组织莲华净土念佛社。他依照东晋慧远的庐山白莲社的规范，普劝信众修行念佛法门，要求参与者“日念阿弥陀佛，自百声至千声，千声至万声，回向发愿，期生净土。各于日下，以十字计之，以办功课。”为了鼓励信众修行净土，宗赜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弟子普慧于崇宁三年为他所编的文集《劝化集》，集中收录著作共十七篇，其中与净土修行直接相关的就有：《莲池胜会录文》、《佛忏悔文》、《念佛发愿文》、《念佛防退方便》、《净土颂》、《戒酒肉文》、《发菩提心文》、《自警文》、《在家修行仪》等，篇幅占一半以上。

　　宗赜禅师出家之前是饱学儒士，因而他的著作文笔流畅，文辞优美，在宋代影响甚大，流行极广，传遍华夏。在遥远的四川大足石刻和西夏黑水城文献中，都有遗存。他所写的那些通俗易懂的偈颂，更是为当时人们所喜爱，“最在人口”。正是此故，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将他与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并称为莲宗五祖。

　　宗赜作为禅师，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弘扬净土法门

　　这就是大师的作略：随缘度人，应机而化。(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佛教史》)

《洪济宗颐与《禅苑清规》(张志军)》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