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關于宗赜的籍貫，在早期的文獻中，沒有任何異議，一致記載爲“洺州”，即河北永年人。如：

　　北宋元照《芝園集》：“赜老禅師，河北沼水人。”

　　南宋普濟《五燈會元》：“真州長蘆宗赜慈覺禅師，洺州孫氏子。”

　　永年之所以在曆史上被稱爲“洺州”，因流經其境內的洺河而名。宋代洺州，別稱廣平，建隆元年(960年)升爲防禦，隸真定府，轄永年、雞澤等五縣，治永年(今永年舊城關)。

　　真定，隋唐時期大多數時期稱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唐寶應元年(762)置成德軍于恒州。唐元和十五年(820)爲避穆宗李恒諱，改恒州爲鎮州。宋慶曆八年(1048)廢鎮州，置真定府路(相當現在省級政府)，統真定府及磁、相、邢、趙、洺六州。正因爲沼州屬于真定府路，所以當楊畏出任真定地方長官後，馬上邀請宗赜回故土“出世說法”。

　　據宗曉《樂邦文類》卷二記載，常山比丘瓊安刻印《觀無量壽經》時，宗赜曾爲之作序。常山，是真定的別稱。

　　《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四，紹聖二年(1095)正月記載：“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德軍。”根據《續傳燈錄》卷十二，宗赜住持在“真定府洪濟院”。

　　正定之洪濟寺，唐代開元年間始建，馬祖道一弟子金牛和尚曾長期住持該寺，並在圓寂後葬舍利于此，故名金牛寺。爲正定“八大寺”之一，建國後毀廢。

　　同時，勸勉他出家的元豐清滿禅師是河北滄州人，當時住在北京(今大名縣)天缽寺。大名距洺州很近，只有如此，二人的相遇、相交、相知才合情合理。

　　還有一條信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志磐的《佛祖統記》卷二十八有這樣的記載：“師(宗赜)住廣平普會，迎母方丈東室勸念佛。”“廣平”是沼州的別稱，“普會”乃寺院的名稱。如此，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宗赜住持真定洪濟禅院的同時，兼任著家鄉普會寺住持。這種情況古今屢見不鮮。

　　總而言之，宗赜禅師是在家鄉——真定府路的寺院“出世”的，並就近奉養、侍候老母親。如此才順理成章，合乎邏輯。這也反過來與宗赜的籍貫形成互證，宗赜無疑是真定路溶州人。

　　最早記載宗赜是襄陽人的資料，乃元代普度的《蓮宗寶鑒》。其卷四說：“師諱宗赜，號慈覺，襄陽人也。父早亡，母陳氏鞠養于舅氏o”明代明河的《補續高僧傳》延續了這種說法：“宗赜，襄陽孫氏子。父早亡，母攜還舅氏鞠養。”

　　這些元明的資料，距離宗赜所在年代已經很晚，且沒有表明出處。而早之幾百年的宋人著述，都表明宗赜是河北洺州人。對照宋代的文獻，到元明時期才出現的記載，明顯不具備說服力。筆者猜測，《蓮宗寶鑒》乃淨土宗著作，之所以那樣記載，恐怕是爲了讓被尊爲淨土五祖的“宗赜”與禅宗的宗赜區分開來，而故意爲之。

　　四、《禅苑清規》的曆史價值

　　宗赜在住持真定府洪濟禅院之時，曆時五年，于崇甯二年(1103)完成了《禅苑清規》的編撰。因其在宋徽宗崇甯年間刻印，所以又稱《崇甯清規》，也稱《重刻補注禅苑清規》或《禅規》。

　　禅宗清規之作，肇始于百丈懷海。禅宗有句話：“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盛唐時期，禅宗發展突飛猛進，各地叢林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百丈懷海從禅宗教團的實際出發，根據佛祖戒律，結合中國傳統禮製風俗，製定了結構嚴謹的叢林製度——這便是標志著禅宗教團革命性覺醒、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百丈清規》。叢林清規，爲禅宗的興盛與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

　　然而，到北宋，《百丈清規》已經散佚，禅林規則頗爲紊亂。宗赜爲禅宗發展之長遠計，決心恢複《百丈清規》的基本內容。于是，他“佥謀開士，遮摭諸方”，搜集殘存于諸山之行法偈頌，撰成本書。在彙集過程中，宗赜“凡有補于見聞，悉備陳于綱目”，因此，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所涉及的清規製度也比較廣泛，成爲後來清規製度類著作的基礎，具有極爲重要的曆史價值。

　　《禅苑清規》共十卷，每卷下列若幹主題，對禅宗僧人日常的生活起居、法事活動中所應遵守的清規製度、禅宗寺院僧職人員的職責，分門別類地進行了說明。其內容主要如下：

　　卷一、二爲禅僧日常生活起居所應遵守的清規戒律，卷叁、四、五爲寺院知事人員的安排、設立及其職責，卷六、七爲佛事活動所應遵行的規則，卷八、九、十則收錄宗赜自己撰寫的《龜鏡文》、《坐禅儀》、《自警文》、《訓童行》、《勸檀信》等相關著作。

　　《禅苑清規》最初刊行于崇甯二年(1103)，在現存的禅宗清規著作中是最古老的。在其後的二百多年中，它一直在禅宗叢林中推廣使用，影響相當廣泛。到目前爲止，在同一時期內，沒有發現其他清規類的著作在全國流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宗赜的《禅苑清規》比較適應當時禅宗寺院的情況，在很長時間內滿足了佛教寺院製度發展的需要。由此可見，宗赜的《禅苑清規》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淨土五祖

　　宋哲宗元祜年間，宗赜禅師曾在真州長蘆寺組織蓮華淨土念佛社。他依照東晉慧遠的廬山白蓮社的規範，普勸信衆修行念佛法門，要求參與者“日念阿彌陀佛，自百聲至千聲，千聲至萬聲，回向發願，期生淨土。各于日下，以十字計之，以辦功課。”爲了鼓勵信衆修行淨土，宗赜撰寫了一系列相關的著作。據《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叁冊，弟子普慧于崇甯叁年爲他所編的文集《勸化集》，集中收錄著作共十七篇，其中與淨土修行直接相關的就有：《蓮池勝會錄文》、《佛忏悔文》、《念佛發願文》、《念佛防退方便》、《淨土頌》、《戒酒肉文》、《發菩提心文》、《自警文》、《在家修行儀》等，篇幅占一半以上。

　　宗赜禅師出家之前是飽學儒士，因而他的著作文筆流暢，文辭優美，在宋代影響甚大，流行極廣，傳遍華夏。在遙遠的四川大足石刻和西夏黑水城文獻中，都有遺存。他所寫的那些通俗易懂的偈頌，更是爲當時人們所喜愛，“最在人口”。正是此故，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將他與善導、法照、少康、省常，並稱爲蓮宗五祖。

　　宗赜作爲禅師，爲什麼不遺余力地弘揚淨土法門

　　這就是大師的作略：隨緣度人，應機而化。(本文摘自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河北佛教史》)

《洪濟宗頤與《禅苑清規》(張志軍)》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