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时这些地区都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15世纪初，即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一带，见到不少佛寺，当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13]，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14]。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曾是高昌回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甚大。
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十分兴盛。俄国学者曾在哈喇和卓遗址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间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顶上绘着一只嘎热德鸟(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鸟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嘎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倒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画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15]蒙古传说中的嘎热德鸟出现在哈喇和卓的藏传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而充分的交流。“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番僧(指吐鲁番)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园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吐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16]清来被封为国师，证明藏传佛教僧人地位之高；当时设有僧纲司官，证明僧徒的数目也是很可观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见到众多的佛寺，并听到各种有关佛教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当地的很多地名联系在一起，证明佛教影响的深远。
与此同时，陈诚也看到了佛教衰落的征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13人烟唯多，佛僧堂寺过半，今皆零落。”[17]而柳中的居民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其服饰已迥然不同。1420年，沙哈鲁使臣路经哈密时，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寺内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着一个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图。寺院门前，有两个看来准备相互扑击的魔鬼像。历代哈密蒙古忠顺王皆为藏传佛教徒。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在位期间，为报答父恩建立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进贡佛像、铜塔、舍利。说明哈密王特别信奉藏传佛教。在高昌回鹘主要活动的吐鲁番地区，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藏传佛教高级僧人“国师”之职。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土鲁番地面国师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传》作“巴刺麻儿”—— 引者)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18]。证明当时佛教势力还很强大。此时，藏传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刺人中13趋兴盛。《新疆宗教》一书云︰“贵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发现的《释迦院碑》，用汉、蒙两种文字刻于蒙哥汗七年(1275年)，就是瓦刺部人、驸马八立托为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就确凿地说明在此之前瓦刺贵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时，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瓦剌人中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发展。”[19]瓦刺占有天山北路时，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地区的佛教还十分兴盛。在此期间，瓦刺与哈密、吐鲁番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双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当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鲁番地区逐渐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刺占有的天山北路。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命瓦刺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
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
”[20]正统三年(1438年)“命瓦刺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物”[21]。藏传佛教僧人被委以重任，充当使臣，并受到明英宗的封赐，证明当时藏传佛教在瓦剌人当中地位是很高的。当时脱欢已取得了控制蒙古的实权，但因无法打破人们在血缘问题上的正统观念，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因此脱欢以各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夺取汗位。而这些喇嘛高僧，正是脱欢抬高自己的政治筹码和笼络人心的工具。脱欢去世后，子也先继续其父的策略。他非常希望明皇帝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以得婚中国夸诸酋”。同时，迫切要求朝廷给他的喇嘛高僧们提高地位。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刺太师也先奏︰“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喇嘛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谰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22]“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23]。两次的要求，明廷都未答允。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就是在也先提出给喇嘛高僧赐封的三个月后，兵部上书︰“河州卫番僧伽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结深密。今本僧来朝，意在与外夷缉探中国事情，不宜使还本土，宜发往南京锦衣卫安插居住”[24]。也先继任蒙古太师以后，曾于“土木堡之役”中俘获明英宗，瓦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蒙古人中的藏传佛教，由赞助一变而为排斥，主要是出于抑制也先势力的考虑。这说明藏传佛教的势力在此期间有所发展，才会被明朝廷视为也先的一股重要辅助力量而加以排斥。因此，那种认为蒙古退居漠北以后，瓦剌蒙古中的藏传佛教已濒临绝迹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1453年，也先终于袭杀了脱脱不花可汗，而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也先次年即被阿剌知院击杀。随着也先的死去，瓦剌政权崩溃，东西蒙古之间兵端又起。瓦剌又退居西北一隅，并不断受到东蒙古的军事进攻。15世纪后期，出于内外形势的需要，也先死后的瓦刺不久即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的四卫拉特联盟。帕拉斯曾发现过一部旧法典的断片，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不同于1640年法典，而是卫拉特同盟结成的时代，至迟是在16世纪前半期以前编成。卫拉特旧法典中写着，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都是指藏传佛教各派喇嘛僧人。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传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在法律面前，喇嘛高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从此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即渐次传人东西蒙古各部，新疆卫拉特蒙古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 陈臻平着︰《中华通史》第7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第451页。
[2] 杨富学着︰《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3] 《回鹘之佛教》，第31页。
[4] 葛玛丽着；耿世民译︰《高昌鹘王国(公元85O～1250年)》，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5] 葛玛丽着︰《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问夺取了别失巴里
》，转引自《民族译丛》l982第3期。
[6] [法]哈密顿着；耿异、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l986年，第67页。
[7] 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1~262页。
[8] 《(元史二种)新元史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第28页。
[9] 《元史·列传铁哥》。
[10]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11] 《出使蒙古记》，第156～l57页。
[12] 《出使蒙古记》，第156～157页。
[13] 《西域番国志》，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
[14] 《明史·西域传》。
[15] 《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
[16] 《明史·西域传》。
[17] 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第293页。
[18] 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9]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20]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6页。
[21]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8页。
[22]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106～107页。
[23]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223页。
[24] 《(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第儿O页
稿源︰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元明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才吾加甫)》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