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元王室完全笃信藏传佛教，并被忽必烈尊为宗教上的老师。从此为他及其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元朝政治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蒙哥即位，从历史角度说来，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因为它结束了窝阔台去世以后蒙古王室内部长达十年的分裂状态，［16］使蒙古王室能在原有基础上全面理政，寻求发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扩大蒙古括户和投下［17］分封制范围，蒙哥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进行了大规模括户，除了“籍汉地于民户”、“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道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之外，同年(1252年)还派人入藏括户征税，说明在蒙哥的全盘施政计划中，吐蕃是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蒙哥根据实情，一方面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18］派人入藏括户征税；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系，确定归属关系，［19］欲将吐蕃完全纳入蒙古势力范围之内。当蒙哥在吐蕃括户时，八思巴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他在1252年2月3日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sNye-thang-pa Grag-pa Seng－ge)的信中提到此事，并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20］事隔两天后(1252年2月5日)他在“凉州王宫之佛殿”(ling-chu rtsir-khab kyi gtsag-lag-khang)［21］写的另一封信［22］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并说：“汗王并宣谕于吾：“已派金字使者赴吐蕃各地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住”。”从信中可以看出，蒙哥即位之初即向吐蕃颁布即位诏书，又另下诏免除僧人兵差、赋税、劳役等，并承认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善地政策之延续。
从八思巴信函可以看出，就括户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之经营也比阔端进了一步。阔端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蒙哥却是直接插手派遣政府要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利尽快熟悉当地情况，开展工作，同时形式上承认了萨迦地位，也可减少当地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这次括户使蒙古王室进一步摸清了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进而扩大蒙古的分封制范围，将藏区纳入正式的管辖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24］并为西藏完全统一于元朝奠定了基础。
但蒙古的分封制并未解决而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吐蕃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蒙古王室必须与西藏宗教领袖进一步合作，建立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并加强吐蕃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联系，才有可能维持已有的稳定，推进已有的统一进程。这个责任很快就将历史性地落在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肩上。
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学识、忠诚无畏［25］终于赢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讲论佛法、追述祖德、讲述历史时，乘机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诸地君王崇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启发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为崇信西藏佛教，认识到仿照帝王崇佛的古制对安邦定国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忽必烈皇后察必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之后十分信仰。从此，八思巴与王妃察必成为师徒关系。据信，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之始。而有趣的是，当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却未即刻同意，他非常聪明地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名为宗教实为政治的条件，而察必绝妙地充当了出色的调停人。［26］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八思巴才于阴水牛年(1253年)年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27］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了业已38岁的忽必烈王子宗教上的老师。八思巴要求忽必烈灌顶之后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身份礼遇尊奉上师。这表面上是宗教教规，实质是将西藏佛教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或者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影响王权的要求。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系元朝后来奉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之滥觞。另一方面，对忽必烈而言，他从此成为萨迦派施主，其势力范围自然伸展到了萨迦派所属的后藏地区。
灌顶之后，忽必烈为八思巴颁赐了《藏文诏书》(vjav sa bod yig ma)，向后藏僧人宣告了他们之间的供施关系，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他承担起了保护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职责，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是年未，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这在《元史·世祖本纪》上也有记载，但却将国师误载为帝师：“(中统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驻骅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八思巴受封国师，年仅26岁，他的成功既有必然的因素，又有偶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一向需要宗教信仰，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忽必烈的元王朝也不例外。忽必烈时代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此时的国师不只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是藏族地区政治代表；封授国师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以蕃治蕃”，顺利而有效地统治吐蕃，故而国师人选必然在藏传佛教界产生。
其次，忽必烈在选择西藏佛教领袖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选中了八思巴，显然曾在蔡巴派(蒙哥汗曾将此派分封给他)、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当中寻觅，而噶玛噶举的噶玛拔希曾真正构成了八思巴的强大对手。好在老谋深算、世故多变的噶玛拔希错误估计了当时力量较弱的忽必烈王子的未来前程，弃他而走漠北，为八思巴留下了大展其才的自由场所。释道辩论使八思巴大出风头，名声大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噶玛拔希又站到了后者一边，这更是加深了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赖和喜爱，对噶玛拔希的不满和仇怨。此外，在宗教地位上或许高于八思巴的海云和那摩的先逝，当然也给八思巴的出场让出舞台。［29］然而由于时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即使有如海云、那摩之类的佛教高僧与八思巴同时存在，如果他们不是藏传佛教僧人的话，就再不会成为八思巴“竞选”国师的对手了。他们一般不会再被封为国师，而只可能成为元朝幕府中的高级幕僚而已，如僧子聪(刘秉忠)等属之。
自从有国师(以及后来晋封帝师)这一正式身份，八思巴既是忽必烈一家的宗教导师，又是元朝高级幕僚。作为国师，八思巴的主要职能和贡献如下：
首先，身为国师(后为帝师)，他必须履行圣职，不时地为帝王、后妃、皇室人员传法授戒，传授灌顶，讲经说法，举行法会；每逢新年之际还要写颇具佛教色彩的诗体祝辞向忽必烈全家祝贺新年，等等，使忽必烈的元朝宫室具有浓郁的佛教氛围。关于元朝宫廷守戒学佛的情形，在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中有栩栩如生的记载。［30］
其次，八思巴发现、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有些先从八思巴学佛，后经他举荐给忽必烈委以朝廷要职，这些人对元朝及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中最典型的是八思巴胞弟恰那多吉。自从恰那多吉于1244年随萨班离开萨迦赴凉州后，他先后得到萨班和八思巴始终如一的悉心照顾和培养，他大概与八思巴同时来到大都。作为国师之弟，蒙古王室之姻亲，受过良好的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熏陶的恰那多吉，当然备受忽必烈器重，后于1265年受封白兰王。［31］除萨迦款氏亲属外，八思巴也大力扶植其他有为之才，其中著名者有如元代神僧胆巴(1230～1303年)、著名译师沙罗巴(1259～1314年)、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1244～1306年)、仕于元廷的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1307年)、敢于直谏不惧的青海人刘容，当然还有后来的元代权臣、毁誉参半的藏族宰相桑哥。
最后，作为藏族地区代言人，八思巴还直接参予或影响了中央王朝对吐蕃的施政，为藏区完全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协助建立吐蕃驿站。其目的在于联结汉地至萨迦地方的交通路线，以使藏区政令通达，确保中央政府通过八思巴对西藏地方实现全面统治。此外，负责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蛮入蕃，沿途都是凭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藏区发号施令而一路畅通。［32］这正与汉文史料中的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33］的说法相吻合，说明元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34］
二、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忽必烈自建立新王朝之初，就始终在思考“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方略。1264年，忽必烈决定派八思巴和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萨迦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临行前，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酷似授权令的诏书《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里谓之为《珍珠诏书)(vjav-sa mu tig-ma)。［34］
《珍珠诏书》将八思巴置于所有教派和地方领主之上的总的领导者地位，要求西藏僧俗人众通通遵从八思巴的管理。可见它实质上是一份委任状或授权书。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都要踢给帝师珍珠诏书，这成为一种定制。［35］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走后不久，忽必烈在颁布《建国都诏》(1264年8月)、以上都［36］为都城的同时，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改为大都)，升为都城，年号改为至元；并在，中央政府设置总制院，领之于国师，掌管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
《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作用和影响(王启龙)》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