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元王室完全笃信藏傳佛教，並被忽必烈尊爲宗教上的老師。從此爲他及其所代表的藏傳佛教在後來的元朝政治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不過，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蒙哥即位，從曆史角度說來，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因爲它結束了窩闊臺去世以後蒙古王室內部長達十年的分裂狀態，［16］使蒙古王室能在原有基礎上全面理政，尋求發展。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擴大蒙古括戶和投下［17］分封製範圍，蒙哥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壬子年(1252年)進行了大規模括戶，除了“籍漢地于民戶”、“料民丁于中原”(到次年正月甚至“道必阇赤別兒哥括斡羅思戶口”)之外，同年(1252年)還派人入藏括戶征稅，說明在蒙哥的全盤施政計劃中，吐蕃是其所關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蒙哥根據實情，一方面以武力征討吐蕃未降之部，［18］派人入藏括戶征稅；一方面與各教派直接接觸，加強聯系，確定歸屬關系，［19］欲將吐蕃完全納入蒙古勢力範圍之內。當蒙哥在吐蕃括戶時，八思巴給予了積極的配合，他在1252年2月3日寫給涅塘巴·紮巴僧格(sNye-thang-pa Grag-pa Seng－ge)的信中提到此事，並強調“命薩迦派管理所有執事和僧衆”。［20］事隔兩天後(1252年2月5日)他在“涼州王宮之佛殿”(ling-chu rtsir-khab kyi gtsag-lag-khang)［21］寫的另一封信［22］中再度重申了“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薩迦派掌領”，並說：“汗王並宣谕于吾：“已派金字使者赴吐蕃各地清查戶口，劃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住”。”從信中可以看出，蒙哥即位之初即向吐蕃頒布即位诏書，又另下诏免除僧人兵差、賦稅、勞役等，並承認了薩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領先地位，以確保善地政策之延續。
從八思巴信函可以看出，就括戶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對吐蕃之經營也比闊端進了一步。闊端是由薩迦派代理上報戶口清冊，而蒙哥卻是直接插手派遣政府要員赴吐蕃清查戶口和劃分地界。令薩迦代表協同前往，只是爲了便利盡快熟悉當地情況，開展工作，同時形式上承認了薩迦地位，也可減少當地不必要的驚慌和混亂。這次括戶使蒙古王室進一步摸清了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勢力的大致情況，進而擴大蒙古的分封製範圍，將藏區納入正式的管轄之下，促使“西藏真正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24］並爲西藏完全統一于元朝奠定了基礎。
但蒙古的分封製並未解決而是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吐蕃各教派和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蒙古王室必須與西藏宗教領袖進一步合作，建立全藏統一、完整的政治機構和組織製度，並加強吐蕃與內地的經濟、文化和宗教諸方面的聯系，才有可能維持已有的穩定，推進已有的統一進程。這個責任很快就將曆史性地落在了忽必烈與八思巴的肩上。
經過長期的接觸和交往，八思巴的人品學識、忠誠無畏［25］終于贏得了忽必烈的完全信任。八思巴講論佛法、追述祖德、講述曆史時，乘機利用古代吐蕃、西夏諸地君王崇信西藏佛教的曆史傳統來影響、啓發忽必烈，從利用西藏佛教轉變爲崇信西藏佛教，認識到仿照帝王崇佛的古製對安邦定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于是，忽必烈皇後察必請求八思巴傳授薩迦派密法灌頂，之後十分信仰。從此，八思巴與王妃察必成爲師徒關系。據信，這是薩迦派密宗喜金剛灌頂正式在蒙古王室傳布之始。而有趣的是，當忽必烈正式提出灌頂之時，八思巴卻未即刻同意，他非常聰明地借此良機向忽必烈提出名爲宗教實爲政治的條件，而察必絕妙地充當了出色的調停人。［26］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八思巴才于陰水牛年(1253年)年末爲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吉祥喜金剛灌頂。［27］年僅19歲的八思巴成了業已38歲的忽必烈王子宗教上的老師。八思巴要求忽必烈灌頂之後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身份禮遇尊奉上師。這表面上是宗教教規，實質是將西藏佛教教權置于世俗王權之上，或者說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影響王權的要求。這一事件直接影響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系元朝後來奉西藏佛教爲國教、設立帝師製度之濫觞。另一方面，對忽必烈而言，他從此成爲薩迦派施主，其勢力範圍自然伸展到了薩迦派所屬的後藏地區。
灌頂之後，忽必烈爲八思巴頒賜了《藏文诏書》(vjav sa bod yig ma)，向後藏僧人宣告了他們之間的供施關系，承認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師，這就意味著他承擔起了保護以八思巴爲首的薩迦派的職責，這無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1260年3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爲元世祖，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是年未，任命八思巴爲國師，授玉印，令其統領天下釋教。這在《元史·世祖本紀》上也有記載，但卻將國師誤載爲帝師：“(中統元年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駐骅燕京近郊，始製祭享太廟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八思巴受封國師，年僅26歲，他的成功既有必然的因素，又有偶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一向需要宗教信仰，需要宗教領袖作爲自己的精神支柱，忽必烈的元王朝也不例外。忽必烈時代與過去已有所不同，此時的國師不只是宗教上的領袖，而且是藏族地區政治代表；封授國師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也就是“以蕃治蕃”，順利而有效地統治吐蕃，故而國師人選必然在藏傳佛教界産生。
其次，忽必烈在選擇西藏佛教領袖時，並不是一開始就選中了八思巴，顯然曾在蔡巴派(蒙哥汗曾將此派分封給他)、噶瑪噶舉派和薩迦派當中尋覓，而噶瑪噶舉的噶瑪拔希曾真正構成了八思巴的強大對手。好在老謀深算、世故多變的噶瑪拔希錯誤估計了當時力量較弱的忽必烈王子的未來前程，棄他而走漠北，爲八思巴留下了大展其才的自由場所。釋道辯論使八思巴大出風頭，名聲大振。在忽必烈和阿裏不哥的鬥爭中，噶瑪拔希又站到了後者一邊，這更是加深了忽必烈對八思巴的信賴和喜愛，對噶瑪拔希的不滿和仇怨。此外，在宗教地位上或許高于八思巴的海雲和那摩的先逝，當然也給八思巴的出場讓出舞臺。［29］然而由于時代的更替，形勢的變化，即使有如海雲、那摩之類的佛教高僧與八思巴同時存在，如果他們不是藏傳佛教僧人的話，就再不會成爲八思巴“競選”國師的對手了。他們一般不會再被封爲國師，而只可能成爲元朝幕府中的高級幕僚而已，如僧子聰(劉秉忠)等屬之。
自從有國師(以及後來晉封帝師)這一正式身份，八思巴既是忽必烈一家的宗教導師，又是元朝高級幕僚。作爲國師，八思巴的主要職能和貢獻如下：
首先，身爲國師(後爲帝師)，他必須履行聖職，不時地爲帝王、後妃、皇室人員傳法授戒，傳授灌頂，講經說法，舉行法會；每逢新年之際還要寫頗具佛教色彩的詩體祝辭向忽必烈全家祝賀新年，等等，使忽必烈的元朝宮室具有濃郁的佛教氛圍。關于元朝宮廷守戒學佛的情形，在念常撰《佛祖曆代通載》中有栩栩如生的記載。［30］
其次，八思巴發現、培養了大批佛教人才，有些先從八思巴學佛，後經他舉薦給忽必烈委以朝廷要職，這些人對元朝及吐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他們中最典型的是八思巴胞弟恰那多吉。自從恰那多吉于1244年隨薩班離開薩迦赴涼州後，他先後得到薩班和八思巴始終如一的悉心照顧和培養，他大概與八思巴同時來到大都。作爲國師之弟，蒙古王室之姻親，受過良好的蒙古文化和藏傳佛教熏陶的恰那多吉，當然備受忽必烈器重，後于1265年受封白蘭王。［31］除薩迦款氏親屬外，八思巴也大力扶植其他有爲之才，其中著名者有如元代神僧膽巴(1230～1303年)、著名譯師沙羅巴(1259～1314年)、爲中尼兩國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的尼泊爾雕塑家阿尼哥(1244～1306年)、仕于元廷的維吾爾人阿魯渾薩理(？～1307年)、敢于直谏不懼的青海人劉容，當然還有後來的元代權臣、毀譽參半的藏族宰相桑哥。
最後，作爲藏族地區代言人，八思巴還直接參予或影響了中央王朝對吐蕃的施政，爲藏區完全統一于祖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一、協助建立吐蕃驿站。其目的在于聯結漢地至薩迦地方的交通路線，以使藏區政令通達，確保中央政府通過八思巴對西藏地方實現全面統治。此外，負責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蠻入蕃，沿途都是憑借“上師的法旨”和“皇帝的劄撒(诏書)”在藏區發號施令而一路暢通。［32］這正與漢文史料中的帝師之命與诏敕並行于西土［33］的說法相吻合，說明元朝統治者已充分“認識到藏傳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薩迦教派首領協助朝廷統治人民的決策。”［34］
二、獲珍珠诏書，領總製院事。忽必烈自建立新王朝之初，就始終在思考“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方略。1264年，忽必烈決定派八思巴和其弟白蘭王恰那多吉返回薩迦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體製的任務。臨行前，忽必烈賜給八思巴一份酷似授權令的诏書《薩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裏謂之爲《珍珠诏書)(vjav-sa mu tig-ma)。［34］
《珍珠诏書》將八思巴置于所有教派和地方領主之上的總的領導者地位，要求西藏僧俗人衆通通遵從八思巴的管理。可見它實質上是一份委任狀或授權書。從此以後，元朝曆代皇帝即位都要踢給帝師珍珠诏書，這成爲一種定製。［35］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走後不久，忽必烈在頒布《建國都诏》(1264年8月)、以上都［36］爲都城的同時，改燕京爲中都(1272年改爲大都)，升爲都城，年號改爲至元；並在，中央政府設置總製院，領之于國師，掌管天下釋教和蕃地事務。
從當時的情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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