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作用和影响

　　一、蒙藏关系的开创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去世。此后，由掌管着蒙古大军军权的幼子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①为大汗，从此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即位后，窝阔台遵父遗命，②于1234年灭金。在他的治下，真正开创了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人，③就是窝阔台汗幼子阔端，而不是某些藏文史籍中所说的成吉思汗。④

　　阔端，系窝阔台幼子(即第三子)。在蒙古灭西夏(1227年)和金朝(123年)之后，窝阔台于1235年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决议发动“长子西征”(亦称第二次西征)，贵由等随即远征东欧各地；而窝阔台则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阔端份地。阔端筑宫定于凉州，开始了对包括藏区在内的国内经营。

　　窝阔台卒(124年)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曾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支持下称制五年。其间，据《新元史》卷111说，贵由、蒙哥等在处理完窝阔台后事之后继续率军随拔都远征东欧，国内唯有皇子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权势越来越大，政治上颇为活跃。自然，就只有“承制得以专封拜”的阔端有资格和机会，以蒙古汗国在国内的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承担起包括经营藏区、开创蒙藏关系在内的国内重大任务了。

　　1239年，阔端派部下多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烧毁了热振寺(rwa－sgreng，1056年建)和杰拉康(rgyal－lha－khang，1012年建)，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一名叫赛教(se－ston)的佛教法师。⑤除此而外，蒙古军队并未再开杀戒，而是短暂地驻守一阵之后又突然撤军北还。⑥这一过程一直为古代藏族史家们所描述和渲染，其中夹杂了不少猜测和虚构，这里我们不必赘述。

　　实际上，多达那波进军西藏并非意在武力攻占西藏，正如某些宗教史书所说，多达那波之入藏，是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去蒙古“传布佛教”。这较为可信，因为阔端份地内之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广大藏区笃信佛教，若要很好地经营藏区，就必须因势利导，以佛治佛，即“以善治蕃”方为上策，故而极有可能需要一位佛教领袖与自己配合。蒙古军进入藏区之后，由于藏区僧俗势力长期分割而治，自然意见不尽统一，多数慑于蒙古汗国之威力，早有归降之意，但依然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于是，在蒙军入藏后就遭到了小规模寺院武装的反抗。“道尔达(即多达那波)便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烧毁杰拉康寺。从此以后，……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与他们开始了和平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⑦

　　以武力反抗的寺院有可能就是被焚之寺，其他寺院未遭杀劫。而“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而达垅和止贡是噶举派的两个支系”，事实上后来“只有噶当派没有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也没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后盾，可是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族的统治阶级做它们的靠山。”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说明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对蒙古入主持有不同意见，而蒙古对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态度也有所偏向。

　　此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习惯于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就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继之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⑨如果不从，即发大军征服之。而阔端对西藏并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套办法，原因是当时分裂的西藏根本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式的、能统治全藏的名王可召请；同时，西藏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而蒙古军队数量有限，加上难于适应西藏特殊的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就难以攻克，纵使克之也难于守之。所以，“从当时的环境条件观之，1240年远征(实为1239年发兵，1240年焚寺)主要目标是侦察。”⑩其目的就近来说，是确定西藏政体的性质如何，谁能充当西藏首领，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降服西藏；就远来说，这对未来蒙古从藏区进攻南宋的军力调动，可能也会得到一份可靠的估价性的情报。当时阔端没有亲征，这一事实也加强了此次远征旨在侦察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蒙古大汗及其王室系统内的王子们亲自指挥作战早已成其惯例，而阔端这次却例外地将“入藏”的统帅权交给了部将多达那波。如果只是为了入藏侦察，以了解藏区情况，以便延请合适人选作为西藏代表与阔瑞合作的话，因何要派军队呢？我们认为，在当时对西藏各教派势力及其对蒙古的态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派几位代表不带武装入藏是极其危险的，遇到意外(比如后来小股寺院的武装反抗)就必定“客死他乡”。故而这次入藏虽是侦察，却又是特殊的侦察，带上部队以防意外是必要的。事实上后来焚烧寺院可能是对一小股反抗蒙古的噶当派寺院武装采取的镇压行为，此后对其他寺院可谓“秋毫无犯”，据说被焚之寺后来又“由蒙军所修复”。［11］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入藏将领多达那波给阔端的信中明显看出，此次入藏是为了探清西藏情况，寻觅合适的代表与阔端谈判。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下文简称萨班)。其原因一方面是阔端的确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位“具大法力”能威震全藏、统率人心的佛教领袖，想集政教大权于这样一位代言人身上，令其代为统领藏区。萨班学贯五明，且萨迦教派在藏区影响巨大，自然是最佳人选之一；另一方面，阔端需要的是一位将西藏政权拱手让于蒙古统治者，即称臣于蒙古汗国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样的人物不会只有萨班一位人选，问题在于蒙古统治者希望这种臣属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固性，而在这一方面，其他任何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不比萨班的条件优越，因为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决定其宗教领袖是从僧院组织共同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偶然性，他们的继承人在生前也是未知数，而萨班的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继承人也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这是由于萨迦派并没有活佛转世一说，向来是血缘传承，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族，这种世代相传的延续性为蒙古汗国统治者提供了可行的施政手段，邀请萨班就极有利于确保西藏长期臣服于蒙古汗国。

　　1244年，阔端再度委派多达那波和杰门入藏。不过，这次没有带上军队，而是带上请柬(召请信)和礼物“邀请”萨班。所谓邀请，无疑是对萨班发出的一道最后通牒。无论愿意与否，都得前往。［12］

　　此时萨班已是63岁的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决定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一同迅即前往凉州。是年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

　　萨班一行1244年从萨迦启程，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是时恰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里勒台去了，未能立时相见。贵由即大汗位后，阔端方于1247年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揭示了蒙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萨班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班到后，给曾经听过维吾尔族僧人讲论佛法的阔端再度说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晓畅的讲授，使他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对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从今往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阔端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sde)，作为驻锡之所。另外，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据说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最后由萨班治好，继而对萨班倍加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双方顺利地协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双方达成共识之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此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3］此信写得风趣生动而又情恳意切，识大体，顾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逐步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经过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的正式建立，为蒙古统治西藏和西藏后来归顺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藏传佛教对元代初创时期政治的历史作用

　　正当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正式开创的蒙藏关系顺利发展之际，蒙古王室上层一时巨变。贵由在萨班抵达凉州的当年(1246年)被推举为大汗，此后其弟阔端对吐蕃的经营自然是畅行无阻；即使在短命的贵由1248年驾崩，蒙古大汗的继承问题再度引起纷争时，他也基本上未受到大的冲击，因为从1248年起是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政权好歹还在窝阔台系手中。可是好景不常，长期的汗位争斗突然有了质的变化，1251年6至7月间，蒙哥［14］即大汗位，王权由此转移到了拖雷系手中。宫廷的权力斗争少不了刀光剑影：失败者当然不甘失败，但结局是悲惨的，窝阔台系(以及察合台系)的部下臣僚被大批处死。拉施特的《史集》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15］

　　好在阔端与蒙哥关系较好，未受诛连，份地得予保留，直至元末；但权力却被大大削弱，管理吐蕃的权力即刻被蒙哥夺走；这意味着萨迦派在蒙古王室取得的优于其他教派的地位受到动摇并时刻有被取代的可能。更伤脑筋的是，蒙藏联合的两位代表，阔端和萨班1251年相继去世，可谓雪上加霜。在这错综复杂、扑溯迷离的严峻形势面前，八思巴在维护藏区稳定与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王室(从蒙哥到忽必烈)，经营吐蕃，最后取得忽必烈的信任，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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