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在元代政治作用和影響
一、蒙藏關系的開創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去世。此後，由掌管著蒙古大軍軍權的幼子拖雷監國二年。1229年蒙古貴族召開忽裏勒臺，遵照成吉思汗遺命推舉窩闊臺①爲大汗，從此進入了窩闊臺統治時期。即位後，窩闊臺遵父遺命，②于1234年滅金。在他的治下，真正開創了與西藏的直接關系的人，③就是窩闊臺汗幼子闊端，而不是某些藏文史籍中所說的成吉思汗。④
闊端，系窩闊臺幼子(即第叁子)。在蒙古滅西夏(1227年)和金朝(123年)之後，窩闊臺于1235年在和林召開忽裏勒臺，決議發動“長子西征”(亦稱第二次西征)，貴由等隨即遠征東歐各地；而窩闊臺則將原西夏轄區，及今甘肅、青海的部分藏區劃歸闊端份地。闊端築宮定于涼州，開始了對包括藏區在內的國內經營。
窩闊臺卒(124年)後，闊端和貴由之母乃馬真皇後曾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支持下稱製五年。其間，據《新元史》卷111說，貴由、蒙哥等在處理完窩闊臺後事之後繼續率軍隨拔都遠征東歐，國內唯有皇子闊端“開府西涼，承製得以專封拜”，權勢越來越大，政治上頗爲活躍。自然，就只有“承製得以專封拜”的闊端有資格和機會，以蒙古汗國在國內的最高統帥代表的身份，承擔起包括經營藏區、開創蒙藏關系在內的國內重大任務了。
1239年，闊端派部下多達那波率軍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薩一帶)，燒毀了熱振寺(rwa－sgreng，1056年建)和傑拉康(rgyal－lha－khang，1012年建)，殺害了500余名僧俗人衆，其中包括一名叫賽教(se－ston)的佛教法師。⑤除此而外，蒙古軍隊並未再開殺戒，而是短暫地駐守一陣之後又突然撤軍北還。⑥這一過程一直爲古代藏族史家們所描述和渲染，其中夾雜了不少猜測和虛構，這裏我們不必贅述。
實際上，多達那波進軍西藏並非意在武力攻占西藏，正如某些宗教史書所說，多達那波之入藏，是受闊端之命尋找一位有學問的高僧去蒙古“傳布佛教”。這較爲可信，因爲闊端份地內之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廣大藏區笃信佛教，若要很好地經營藏區，就必須因勢利導，以佛治佛，即“以善治蕃”方爲上策，故而極有可能需要一位佛教領袖與自己配合。蒙古軍進入藏區之後，由于藏區僧俗勢力長期分割而治，自然意見不盡統一，多數懾于蒙古汗國之威力，早有歸降之意，但依然有部分人持反對意見，于是，在蒙軍入藏後就遭到了小規模寺院武裝的反抗。“道爾達(即多達那波)便以武力攻占了熱振寺，屠殺僧衆數百人，繼(而)又燒毀傑拉康寺。從此以後，……再未與當地僧俗勢力發生武裝沖突，而且與他們開始了和平的接觸和頻繁的交往。”⑦
以武力反抗的寺院有可能就是被焚之寺，其他寺院未遭殺劫。而“被破壞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當派的寺院，而達垅和止貢是噶舉派的兩個支系”，事實上後來“只有噶當派沒有受到蒙古統治者的布施，也沒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後盾，可是薩迦派和噶舉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族的統治階級做它們的靠山。”⑧這並不是一種巧合，說明了當時西藏各教派對蒙古入主持有不同意見，而蒙古對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態度也有所偏向。
此外，“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習慣于在進攻一個新國家之前就把其首腦召來投降，繼之就是索取質子、征收貢賦並任命蒙古官吏統治當地。”⑨如果不從，即發大軍征服之。而闊端對西藏並沒有也不可能采用這套辦法，原因是當時分裂的西藏根本沒有一個名正言順的、正式的、能統治全藏的名王可召請；同時，西藏地域廣闊，自然環境惡劣，而蒙古軍隊數量有限，加上難于適應西藏特殊的嚴寒多變的雪域氣候，就難以攻克，縱使克之也難于守之。所以，“從當時的環境條件觀之，1240年遠征(實爲1239年發兵，1240年焚寺)主要目標是偵察。”⑩其目的就近來說，是確定西藏政體的性質如何，誰能充當西藏首領，以便進一步采取措施降服西藏；就遠來說，這對未來蒙古從藏區進攻南宋的軍力調動，可能也會得到一份可靠的估價性的情報。當時闊端沒有親征，這一事實也加強了此次遠征旨在偵察這一觀點的可靠性。蒙古大汗及其王室系統內的王子們親自指揮作戰早已成其慣例，而闊端這次卻例外地將“入藏”的統帥權交給了部將多達那波。如果只是爲了入藏偵察，以了解藏區情況，以便延請合適人選作爲西藏代表與闊瑞合作的話，因何要派軍隊呢？我們認爲，在當時對西藏各教派勢力及其對蒙古的態度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僅派幾位代表不帶武裝入藏是極其危險的，遇到意外(比如後來小股寺院的武裝反抗)就必定“客死他鄉”。故而這次入藏雖是偵察，卻又是特殊的偵察，帶上部隊以防意外是必要的。事實上後來焚燒寺院可能是對一小股反抗蒙古的噶當派寺院武裝采取的鎮壓行爲，此後對其他寺院可謂“秋毫無犯”，據說被焚之寺後來又“由蒙軍所修複”。［11］
最後，我們還可以從入藏將領多達那波給闊端的信中明顯看出，此次入藏是爲了探清西藏情況，尋覓合適的代表與闊端談判。闊端最終選定了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貝桑波(下文簡稱薩班)。其原因一方面是闊端的確在想方設法尋找一位“具大法力”能威震全藏、統率人心的佛教領袖，想集政教大權于這樣一位代言人身上，令其代爲統領藏區。薩班學貫五明，且薩迦教派在藏區影響巨大，自然是最佳人選之一；另一方面，闊端需要的是一位將西藏政權拱手讓于蒙古統治者，即稱臣于蒙古汗國的代表人物，應該說這樣的人物不會只有薩班一位人選，問題在于蒙古統治者希望這種臣屬關系具有長期性和穩固性，而在這一方面，其他任何教派的領袖人物都不比薩班的條件優越，因爲其他教派的“活佛轉世”製度決定其宗教領袖是從僧院組織共同體中挑選出來的，具有一種偶然性，他們的繼承人在生前也是未知數，而薩班的領袖地位是與生俱來的，其繼承人也是法定不變的薩迦本族人，這是由于薩迦派並沒有活佛轉世一說，向來是血緣傳承，宗教和經濟權力始終高度集中于一族，這種世代相傳的延續性爲蒙古汗國統治者提供了可行的施政手段，邀請薩班就極有利于確保西藏長期臣服于蒙古汗國。
1244年，闊端再度委派多達那波和傑門入藏。不過，這次沒有帶上軍隊，而是帶上請柬(召請信)和禮物“邀請”薩班。所謂邀請，無疑是對薩班發出的一道最後通牒。無論願意與否，都得前往。［12］
此時薩班已是63歲的高齡，但他不顧年老體弱毅然決定攜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一同迅即前往涼州。是年八思巴10歲，恰那多吉6歲。
薩班一行1244年從薩迦啓程，經過兩年的艱苦跋涉，終于在1246年8月抵達涼州。是時恰逢闊端赴和林參加推舉貴由即大汗位的忽裏勒臺去了，未能立時相見。貴由即大汗位後，闊端方于1247年返回涼州，與薩班進行了曆史性的會晤，揭示了蒙藏關系史上嶄新的一頁。
在薩班到涼州之前，闊端身邊已有數位藏族僧人，但因他們不甚精通佛學，在舉行祈願法會時均由也裏可溫和蒙古薩滿教的巫師坐在僧衆上首。薩班到後，給曾經聽過維吾爾族僧人講論佛法的闊端再度說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曉暢的講授，使他對佛教教義更加明了，對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從今往後在祈願法會上也裏可溫和薩滿教巫師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薩班坐在僧衆之首，並由佛教僧人首先祈願。闊端還在涼州專爲薩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sde)，作爲駐錫之所。另外，薩班精通五明，深谙醫道，據說闊端身患頑疾，久治不愈，最後由薩班治好，繼而對薩班倍加崇敬，兩人之間的感情交流得到進一步改善和升華。在此基礎上促成了雙方順利地協商西藏歸順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勢力。雙方達成共識之後，由薩班寫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領袖的公開信，此即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13］此信寫得風趣生動而又情懇意切，識大體，顧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難爲大義，有理有據地逐步陳述利害關系，力勸藏區歸順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滅亡之災。這封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公開信，是經過薩班長期努力、精心准備和苦心經營才誕生的。它的誕生標志著蒙藏直接的政治聯合關系的正式建立，爲蒙古統治西藏和西藏後來歸順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礎。
二、藏傳佛教對元代初創時期政治的曆史作用
正當薩迦班智達與闊端正式開創的蒙藏關系順利發展之際，蒙古王室上層一時巨變。貴由在薩班抵達涼州的當年(1246年)被推舉爲大汗，此後其弟闊端對吐蕃的經營自然是暢行無阻；即使在短命的貴由1248年駕崩，蒙古大汗的繼承問題再度引起紛爭時，他也基本上未受到大的沖擊，因爲從1248年起是由皇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政權好歹還在窩闊臺系手中。可是好景不常，長期的汗位爭鬥突然有了質的變化，1251年6至7月間，蒙哥［14］即大汗位，王權由此轉移到了拖雷系手中。宮廷的權力鬥爭少不了刀光劍影：失敗者當然不甘失敗，但結局是悲慘的，窩闊臺系(以及察合臺系)的部下臣僚被大批處死。拉施特的《史集》稱：“被誅者共七十七人。”［15］
好在闊端與蒙哥關系較好，未受誅連，份地得予保留，直至元末；但權力卻被大大削弱，管理吐蕃的權力即刻被蒙哥奪走；這意味著薩迦派在蒙古王室取得的優于其他教派的地位受到動搖並時刻有被取代的可能。更傷腦筋的是，蒙藏聯合的兩位代表，闊端和薩班1251年相繼去世，可謂雪上加霜。在這錯綜複雜、撲溯迷離的嚴峻形勢面前，八思巴在維護藏區穩定與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積極配合蒙古王室(從蒙哥到忽必烈)，經營吐蕃，最後取得忽必烈的信任，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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