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以专门弘律为已任的弘一大师也不例外。他曾在《改过实验谈》一文中引用大量儒书中的格言教训，对此他说：

　　以下所引诸书，虽多出于儒书，而实合于佛法。因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之一助焉。[259]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自唐代以来，宗密、契嵩、杨仁山、太虚等多位高僧大德在佛法的判摄中，都将儒学判为佛学中的人天乘或菩萨分学。

　　(三)、儒学得失之利弊

　　有人说：“古时中国寺院对前来出家的人，尤其是儿童，是先问其人曾否读书。若未受过儒家教育，则寺院先授以儒学，再教佛典。除非已读过书，才一开始便教授佛家经论。因此禹地僧尼普遍受过儒学薰陶，有些出家人对儒学和其它中国学问的修养往往好的不得了。”[260]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今日的史籍中还可以找出有关古代寺院传授儒学的材料。比如《梁高僧传》之“昙徽传”中云：

　　昙徽……年十二投道安出家……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兼学经史，十六方许剃发。于是专务佛理，镜测幽凝。[261]。

　　这里说的是昙徽要在道安那里出家，由于年少，道安就让他先读几年经史的儒书，然后才予以剃度而专务佛理。同一书中在写到僧济入庐山从远公受学时曰：

　　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皆游铄心抱，贯其深要。年始过立，便初邑开讲。[262]

　　这个例子说明慧远大师主持的庐山不仅传播佛学，同时也教授儒家的经典诗书。近代圆瑛大师说自己：“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條共贯”。[263] 太虚大师说：“我未入佛法以前，亦曾寝馈于孔孟学术之中”。[264]这些都古德重视儒学学习的例子。

　　正是由于寺院的教育重视儒学教育，给初入佛门者奠定了坚实的道德与文化基础，所以古代的僧众之中精通儒学，修学佛法有大成就的高僧大德比比皆是。如东晋的道安大师就是。当时知名学者习凿齿在给谢安的书信中称叹道安说：“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皆所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最是所长”。道安的成就甚直造成“长安一带衣冠子弟皆来附依，云“学不师安，义不中难”。”[265] 慧远大师也是如此，他“弱而好书……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内通佛理，外善群书”。[266]

　　再如明代的莲池大师，清末的印光大师，他们虽不是在寺院中接受的儒学教育，可是由于他们都是出儒入佛，在出家之前已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所以最终都能够深解佛法，成为一代宗师。

　　佛法不离世间法，尤其不能离开像儒学这样的与佛学有许多相通之处的，能为佛法修学作增上助缘的世法。可以说，中古时代中国佛教的繁荣，中土高僧的辈出，与当时佛教教育重视中国传统基础文化的培养是有极大之关系的。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缺乏儒学等传统文化的修养，那么无论学教、参禅都容易因为基础的薄弱而难

　　以契入佛法意旨，或者会因此而误入歧境。印光大师在其《宗教不易混滥论》一文中就有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今人多是少读儒书，不明世理，未穷教乘，不解佛法。才一发心，便入宗门。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亦学古人举扬，不论法道利害。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个个认为实法。或有与今人举处，古人录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总不出按文解意之外，便自谓彻悟向上，参学事毕，即处知识位，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谓非通家，因兹禅讲并弘，欲称宗说兼能。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竟作释义训文之言；谈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义之说。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徒效其轻佛凌祖排因拨果而已，古人语言绝未晓了。衲僧本分，何曾梦见？[267]

　　这里谈的虽然是当时之世，宗教混滥带来的弊端，可是追根寻源，原因应在缺乏基础知识的修学。这种现象即使在今日也不是已经根绝。相反的，某些人因此而造成的后果甚至远过于此，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果中国佛教整体缺乏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就会造成僧团质量的下降与整个佛教的衰落。近代中

　　国佛教的衰败末落就是这样。当时，“大批无文化，无真正信仰的流民贫穷破落者涌入僧尼队伍，藉佛谋食，使僧尼的素质和社会地位越来越低”。[268]僧众无文化，无信仰，只是为了衣食活命而加入佛教。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怎么不会江河日下呢？所以、近几百年的中国佛教是每况愈下，日益不为民众所重视。

　　好在经过许多有志之士诸多艰难的变革，这种境况已有所改变。但是传统基础文化的丧失依然是今日中国佛教的整体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学诚法师在《应当切实加强出家众的素质教育》一文中说：“从整个僧团来看，每一百个出家众中，谈得上有文化素质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世间学问素质好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佛学素质好的，在一百个人里面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整个僧团达成共识，共同努力来提高出家众的素质，在全球化的新世纪，佛教即使占尽天时地利，也无力去展开利乐有情的事业。”[269]此处所言真是非常有理。

　　不惟如此，在当今时代的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大潮的冲击下，“当前大陆佛教界，佛事商品化，一些僧尼为钱所役、生活腐化，已成为损害佛教形象的一个重大问题”。 [270]真是旧弊未除，新忧又起。怎样改变这种状况？这要我们除了加强戒律与行政的约束之外，要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初入佛门者在具备良好僧格之前先有一个高尚的人格，以此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儒学与佛学”是从理论上说明儒学于学佛之重要；“儒学与学佛”是从实践上说明儒学于学佛之重要；“儒学得失之利弊”是从利益上说明儒学于学佛之重要。以上三点内容，就是本文比较的意义之所在。

　　结 语

　　孔子和佛陀同为古代东方的两位圣人，儒学和佛学同为东方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孔子和佛陀的教育思想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本文对孔子与佛陀教育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都有着丰富和完善的教育思想。虽然他们的思想之间有其根本难以调和的不同之处，但是更多的是相通或相同之处。佛教能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这和它与儒学的共通以及对儒学的吸收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佛教的繁荣兴盛，高僧不断，这也与儒学滋养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儒学与佛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孔子与佛陀两位圣哲有着太多的相似与共通之处；正是由于如果中国佛教教育缺少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熏陶，就会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本文提倡学佛者要重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修学与培养。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本文作者赞同先德所谓“援儒入佛”的观点。

　　有人说未来中国佛教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出一批大修行家、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弘法家的高僧。[271]由于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这个理想要想实现，我们就必须重视和承传在今日日益被大部分人所漠然置之、处境惨淡的传统文化。

　　人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是指做任何事情者离不开一个坚牢的根基。世间法如此，佛法的修学也是如此。佛教教育要想出大成就，就必须从僧众的道德与学问的基础开始培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佛教的能否真正再次兴盛、再度辉煌，就看我们是否从脚下做起。

　　主要参考书

　　一、儒学类：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6月版。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3、《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12月第2版。

　　4、《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6、吾敬东等著〈〈中国哲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7、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6月版。

　　8、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9、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0、张永桃主编《儒学源流·论语评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

　　二、佛学类：

　　1、《阿含经》，《大藏经》第1卷，第2卷。

　　2、《华严经》，《大正藏》第10卷。

　　3、《法华经》，《大正藏》第9卷。

　　4、《佛遗教经》，《大正藏》第12卷。

　　5、《涅槃经》，《大正藏》第12卷。

　　6、净海译、南本《法句经》，台湾正闻出版社民国78年1月版。

　　7、印顺法师《印度佛教思想史》，台湾正闻出版社民国79年4月版。

　　8、星云主编《佛光教科书》，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会1999年10月印行。

　　9、石峻等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那烂陀长老著、学愚译《觉悟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11、陈伯达著《佛陀的人格与教育》，台湾天华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1年7月版。

　　12、陈伯达著《佛陀教育思想的本质》，台湾慧炬出版社民国63年版。

　　13、台湾劳政武著《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4、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三、论文类：

　　1、梁漱溟《儒佛异同论》，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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