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是以專門弘律爲已任的弘一大師也不例外。他曾在《改過實驗談》一文中引用大量儒書中的格言教訓，對此他說：

　　以下所引諸書，雖多出于儒書，而實合于佛法。因談玄說妙修證次第，自以佛書最爲詳盡，而我等初學之人，持躬敦品，處事接物等法，雖佛書中亦有說者，但儒書所說，尤爲明白詳盡，適于初學。故今多引之，以爲吾等學佛法之一助焉。[259]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自唐代以來，宗密、契嵩、楊仁山、太虛等多位高僧大德在佛法的判攝中，都將儒學判爲佛學中的人天乘或菩薩分學。

　　(叁)、儒學得失之利弊

　　有人說：“古時中國寺院對前來出家的人，尤其是兒童，是先問其人曾否讀書。若未受過儒家教育，則寺院先授以儒學，再教佛典。除非已讀過書，才一開始便教授佛家經論。因此禹地僧尼普遍受過儒學薰陶，有些出家人對儒學和其它中國學問的修養往往好的不得了。”[260] 這種說法是非常正確的，今日的史籍中還可以找出有關古代寺院傳授儒學的材料。比如《梁高僧傳》之“昙徽傳”中雲：

　　昙徽……年十二投道安出家……且令讀書，二叁年中，兼學經史，十六方許剃發。于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261]。

　　這裏說的是昙徽要在道安那裏出家，由于年少，道安就讓他先讀幾年經史的儒書，然後才予以剃度而專務佛理。同一書中在寫到僧濟入廬山從遠公受學時曰：

　　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铄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初邑開講。[262]

　　這個例子說明慧遠大師主持的廬山不僅傳播佛學，同時也教授儒家的經典詩書。近代圓瑛大師說自己：“圓瑛少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佛學之與儒學、實則同條共貫”。[263] 太虛大師說：“我未入佛法以前，亦曾寢饋于孔孟學術之中”。[264]這些都古德重視儒學學習的例子。

　　正是由于寺院的教育重視儒學教育，給初入佛門者奠定了堅實的道德與文化基礎，所以古代的僧衆之中精通儒學，修學佛法有大成就的高僧大德比比皆是。如東晉的道安大師就是。當時知名學者習鑿齒在給謝安的書信中稱歎道安說：“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皆所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最是所長”。道安的成就甚直造成“長安一帶衣冠子弟皆來附依，雲“學不師安，義不中難”。”[265] 慧遠大師也是如此，他“弱而好書……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內通佛理，外善群書”。[266]

　　再如明代的蓮池大師，清末的印光大師，他們雖不是在寺院中接受的儒學教育，可是由于他們都是出儒入佛，在出家之前已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所以最終都能夠深解佛法，成爲一代宗師。

　　佛法不離世間法，尤其不能離開像儒學這樣的與佛學有許多相通之處的，能爲佛法修學作增上助緣的世法。可以說，中古時代中國佛教的繁榮，中土高僧的輩出，與當時佛教教育重視中國傳統基礎文化的培養是有極大之關系的。

　　與此相反，如果我們缺乏儒學等傳統文化的修養，那麼無論學教、參禅都容易因爲基礎的薄弱而難

　　以契入佛法意旨，或者會因此而誤入歧境。印光大師在其《宗教不易混濫論》一文中就有談到這個問題。他說：

　　今人多是少讀儒書，不明世理，未窮教乘，不解佛法。才一發心，便入宗門。在知識只爲支持門庭，亦學古人舉揚，不論法道利害。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個個認爲實法。或有與今人舉處，古人錄中，以己意蔔度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解意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事畢，即處知識位，開導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禅講並弘，欲稱宗說兼能。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談教則如來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徒效其輕佛淩祖排因撥果而已，古人語言絕未曉了。衲僧本分，何曾夢見？[267]

　　這裏談的雖然是當時之世，宗教混濫帶來的弊端，可是追根尋源，原因應在缺乏基礎知識的修學。這種現象即使在今日也不是已經根絕。相反的，某些人因此而造成的後果甚至遠過于此，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如果中國佛教整體缺乏傳統文化的教育，那麼就會造成僧團質量的下降與整個佛教的衰落。近代中

　　國佛教的衰敗末落就是這樣。當時，“大批無文化，無真正信仰的流民貧窮破落者湧入僧尼隊伍，藉佛謀食，使僧尼的素質和社會地位越來越低”。[268]僧衆無文化，無信仰，只是爲了衣食活命而加入佛教。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佛教怎麼不會江河日下呢？所以、近幾百年的中國佛教是每況愈下，日益不爲民衆所重視。

　　好在經過許多有志之士諸多艱難的變革，這種境況已有所改變。但是傳統基礎文化的喪失依然是今日中國佛教的整體素質低下的主要原因。學誠法師在《應當切實加強出家衆的素質教育》一文中說：“從整個僧團來看，每一百個出家衆中，談得上有文化素質的還不到四分之一，世間學問素質好的還不到十分之一，而佛學素質好的，在一百個人裏面也不過兩叁個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是整個僧團達成共識，共同努力來提高出家衆的素質，在全球化的新世紀，佛教即使占盡天時地利，也無力去展開利樂有情的事業。”[269]此處所言真是非常有理。

　　不惟如此，在當今時代的整個社會都在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大潮的沖擊下，“當前大陸佛教界，佛事商品化，一些僧尼爲錢所役、生活腐化，已成爲損害佛教形象的一個重大問題”。 [270]真是舊弊未除，新憂又起。怎樣改變這種狀況？這要我們除了加強戒律與行政的約束之外，要重視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教育，使初入佛門者在具備良好僧格之前先有一個高尚的人格，以此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

　　“儒學與佛學”是從理論上說明儒學于學佛之重要；“儒學與學佛”是從實踐上說明儒學于學佛之重要；“儒學得失之利弊”是從利益上說明儒學于學佛之重要。以上叁點內容，就是本文比較的意義之所在。

　　結 語

　　孔子和佛陀同爲古代東方的兩位聖人，儒學和佛學同爲東方文明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對孔子和佛陀的教育思想的分析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通過本文對孔子與佛陀教育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二者都有著豐富和完善的教育思想。雖然他們的思想之間有其根本難以調和的不同之處，但是更多的是相通或相同之處。佛教能在中國傳播並發揚光大，這和它與儒學的共通以及對儒學的吸收是分不開的；中國古代佛教的繁榮興盛，高僧不斷，這也與儒學滋養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正是由于儒學與佛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由于孔子與佛陀兩位聖哲有著太多的相似與共通之處；正是由于如果中國佛教教育缺少了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學熏陶，就會給佛教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失。所以本文提倡學佛者要重視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的修學與培養。換一種說法，也就是說本文作者贊同先德所謂“援儒入佛”的觀點。

　　有人說未來中國佛教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出一批大修行家、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弘法家的高僧。[271]由于中國佛教的特殊性，這個理想要想實現，我們就必須重視和承傳在今日日益被大部分人所漠然置之、處境慘淡的傳統文化。

　　人常說：“萬丈高樓平地起”，這是指做任何事情者離不開一個堅牢的根基。世間法如此，佛法的修學也是如此。佛教教育要想出大成就，就必須從僧衆的道德與學問的基礎開始培養。千裏之行，始于足下。中國佛教的能否真正再次興盛、再度輝煌，就看我們是否從腳下做起。

　　主要參考書

　　一、儒學類：

　　1、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6月版。

　　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

　　3、《四書五經》，中國書店1985年12月第2版。

　　4、《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54年12月版。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6、吾敬東等著〈〈中國哲學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7、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1987年6月版。

　　8、張秉楠《孔子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9、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遼甯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0、張永桃主編《儒學源流·論語評價》，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

　　二、佛學類：

　　1、《阿含經》，《大藏經》第1卷，第2卷。

　　2、《華嚴經》，《大正藏》第10卷。

　　3、《法華經》，《大正藏》第9卷。

　　4、《佛遺教經》，《大正藏》第12卷。

　　5、《涅槃經》，《大正藏》第12卷。

　　6、淨海譯、南本《法句經》，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78年1月版。

　　7、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臺灣正聞出版社民國79年4月版。

　　8、星雲主編《佛光教科書》，臺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1999年10月印行。

　　9、石峻等主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中華書局1983年版。

　　10、那爛陀長老著、學愚譯《覺悟之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11、陳伯達著《佛陀的人格與教育》，臺灣天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1年7月版。

　　12、陳伯達著《佛陀教育思想的本質》，臺灣慧炬出版社民國63年版。

　　13、臺灣勞政武著《佛教戒律學》，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4、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叁、論文類：

　　1、梁漱溟《儒佛異同論》，出《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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