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立宗论
何云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对于曹洞宗创立历史的描述，试图从中总结出事关禅宗宗派兴衰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作者认为，曹洞立宗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同样突出，耐人寻味：其成功的经验在于从一开始就注重事理、思想的“回互”，这种强调文化整合的独特气质与马祖系洪州宗孤军深入、单兵独进的禅界主流迥然有别，成为石头系的逻辑起点和曹洞立宗的特色所在；其危机亦与此相关，即在立宗之初思想上过度的早熟性(三代禅者为先驱)，特别是在对新义理的生长点缺乏探索，对阐明和发扬本宗特色的指导性思想体系，未曾及时地、自觉地着手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本文批评了“君臣偏正”范畴之弊端，分析了“使洞山宗旨坠于死型者”的真正原因。本文认为，曹洞立宗之初的内在危机致使后来在其发展史上两度自断法统，而其绵泽不尽、气力不竭的深厚内力，亦同样有赖其立宗之初“回互”理论之赐。
何云，1963年生，哲学硕士，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佛教文化》杂志主编。
一、三代人才培养出一个宗派
“一夜之间可以产生许多个暴发户，但是三代人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贵族”——借用法国一位著名作家的这个名句，来观察和形容曹洞宗成立的历史，应该说足资借鉴。小说家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考察所得出的经验之谈，与我们在这里对于曹洞宗这个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考察，可以说不谋而合。此中原因无他，虽然异域异代，其理一也。
从举世公认的中国禅宗在精神文化领域特行独立品格而言，如果把曹洞宗与其它几个宗派一样，称作“思想界的贵族”(真正的思想者)，则可谓此喻不虚，而且，专就长于细致缜密地编织思想之网这一点而言，曹洞宗在南宗诸宗里的“思想家”色彩就更为突出。
这个“思想界的贵族”曹洞宗，之所以能够成立，因缘当然不一而足，但是就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和云岩昙晟分别为代表的三代禅者，代代相续，直接地培育、养成了曹洞宗的思想来源和宗风底蕴。曹洞宗就是以上三代禅思想家一以贯之培养催生的结晶。
当然，“培养”与“结晶”之间并不是一回事，思想上的三代先驱与真正的创立者尚为隔代之人，因此，如果说，其间纯属个人性的代际递嬗尚为模糊的话，那么，从大时代的高度俯瞰，则可能会看得清晰得多——这就是：在曹洞宗正式创立之前夕，亦即公元9世纪下半叶(以良价和本寂二位创立者活动年代计)之前，中国佛教刚完成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深刻革命——这就是禅宗“南宗”的兴起和发展。这场革新运动，由慧能肇其端，这固属确凿无疑，但是，严格地说来，“南宗”在历史上争取到其主流地位，特别是在思想义理上完善成熟、得以巩固其根基，却是在慧能之后，亦即由公元8世纪初叶开始的百余年间——这段艰苦卓绝又精彩纷呈的历程，为时150年左右。胡适之曾经这样描摹过这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从公元700年至850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极盛的时期。这在中国佛教中是一个大的运动，是佛教内部革新的运动。”他认为，这场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使佛教真正开始了中国化和简易化(由繁琐复杂变为简单易行)的历程(见《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强调“公元700—850年的佛教革命”，给予极高评价。如何全面地看待胡适之的禅宗研究成果，并非我们在此所要解决的任务，但这里应当明确予以肯定的是，胡适之这一观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以神会为杰出代表的南宗禅师，直接承继了慧能革新的成果，高举“顿门”嫡传的旗帜，为南宗成功地争取到了禅宗正统法系的地位，从而也就为佛教真正中国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此，由师说徒受，“言下悟道”，或者弟子将心得呈师印可从而悟得，便成了“顿悟”的主要形式，并沿袭下来。据此，有的论者认为神会甚至可以推为南宗的实际创始者，这一论点可以商榷，但从思想渊源上来看，神会之主张“顿悟”和“无念”，无疑直接地源自慧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史实。
公元700年并非一个人为的刻定年代，这一年，神会前往岭南依慧能为师，这当然可以而且也应该视为长达150年运动的最早起点，同时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起点。并且，恰巧也就是在这一年，石头希迁诞生了。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特因缘：南宗禅的开路先峰神会接续慧能法脉在前，南宗禅的第二代人物(慧能法孙)石头希迁诞生于后，前者即将在公元8世纪前半叶来上演为南宗摇旗呐喊、闯关夺隘、终成正果的雄壮活剧，而后者则注定会于8世纪后半叶，静处南国大荒岭作世外凝思默想，为“五家七宗”中之三家南宗子孙开掘思想之正源。因此，把公元700年看作是南宗禅的一个逻辑和历史的起点，没有什么过份之处。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扩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个年代的禅宗群星灿烂照耀千秋的星座，也正是以公元700年为绝妙的坐标的：从慧能大师(638—713)始，有青原行思(
—740)、南岳怀让(677—744)、荷泽神会(686—760)、永嘉玄觉(675—713)、南阳慧忠(
—775)为第一代法子，更遑论马祖道一(709—788)、石头希迁(700—790)以下了：中国禅宗第一度群星灿烂时，正值7世纪与8世纪之交。禅宗“五家七宗”莫不发源于此一奇特时空。
对于曹洞宗，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无疑是培元固本、先天养成的最佳年代，而在其中，石头希迁则是其思想的确凿源头所在。
石头希迁，俗姓陈，端州高要(在今广东省)人。少年即在慧能大师门下得度为沙弥，按理本当成为直承大师的法子辈，惜年方14岁，大师入灭，无所依傍。经历一番求索后，终于在青原行思处得到开悟，与行思遂由师兄弟一度而成师徒之名，并得到另外一位“大师兄”南岳怀让的砥砺。石头希迁如此丰富而奇特的经历，可谓尽得慧能及行思、怀让两代南宗鼻祖之心要。事实上，石头本人就直截了当地宣称过这种再亲切不过的心灵意会关系，他 初次谒见青原行思的机锋问答便是：
师(行思)问曰：“子何方而来
”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
”迁答：“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
”迁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石头希迁若不到曹溪，曹溪(南宗)禅哪里有曹洞等三数家宗派之确立。这是由果来说因的一种反证。作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南宗禅思想大家，石头希迁的思想成熟、圆融，是在他中年以后由江西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迁往湖南南岳的时期，亦即8世纪的后期，他在南岳度过了后半生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虽然僻处此一隅，但是石头希迁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沉郁孤高、好学深思的隐者气蕴，十分注意广泛吸收前贤今人的思想资料，其中既有佛门别家非南宗、非禅宗的成份，如流行中原和江左的华严、牛头诸家，也包括道家和道教这样的外典之学；既有对当时思想界的积极回应，也显见追踪前贤、直溯历史深处的高古气质。以上诸多因缘造就了千古一石头，以致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将石头与牛头二宗并举，同归于“泯绝无寄宗”；石头毕生结晶“回互不回互”之说，亦直接受华严宗十玄缘起以及六相圆融思想的影响，至于说到追踪前贤，则石头读僧肇《肇论》而豁然受启发(事见《祖堂集》)，就更是一个明证。(详见《佛学研究》1993年刊《石头希迁评传》)
在公元8世纪后半期，亦即慧能以下第二代南宗禅师群体之中，石头希迁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性就在于：注重多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始终涵养着一种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论整合而稍拙于实践以及自我宣传的整体气质——这种气质，我们不妨名之曰“禅宗之中的思想家”。而这一点，正是由马祖道一洪州家宗所煽起的后期南宗禅，所仅有的“孤例”，也就是说，在石头同时代逐渐兴起的南宗禅那种如火如荼的呵佛骂祖氛围中，唯有石头希迁保持冷静超越的思考者风度，对于南宗禅内外、佛门内外的各种思想养料进行着自觉的摄取，实际上恰好弥补了马祖一系单兵独进、孤军深入从而锐气有余、后劲不足之弊端，使南宗禅得以在宽阔和深刻的层面上有了进一步作宗派式发展的可能性。
作为石头希迁思想的结晶，其《参同契》一作从形式到内容堪可注意。在形式上，此文充满与道家和玄学亲切融通的气息，题目直接采之于被道教奉为“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综观全篇，完全不说佛，不言禅，通篇却参玄论道，以“竺土大仙心”起首，以“谨白参玄人”作结，这不止在当时，就是前后历史中也属罕见，乃至印顺法师也认为，直截了当地“把禅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为“参玄”，似乎石头是第一人”(《中国禅宗史》第407页)。这与其说是博学者石头希迁对于道家的偏爱，勿宁说体现了他对于举世滔滔狂禅潮流所热衷的南北之争、只知谈禅而完全忽视文化传承和整合这一弊端的独特态度。“回互不回互”也好，“参同”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中心思想：即要让修禅者深刻领会万事万物之间互不相犯、各住自性同时又相入相涉、无所分别的圆融不二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对于佛教不同宗派思想所应持的态度在内。在文中，他明确地说“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这既可理解为具体针对当时南北宗之争，更可以理解为石头对于马祖一系“激进派”的深重忧虑：石头本人当然是禅宗南宗这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对于“自立规矩”、向超越佛祖乃至呵佛骂祖的方向急剧发展这一潮流，对于当时正在普遍蔓延起来的完全否定看经坐禅的炽热倾向，这位时代的主要精神导师，充满忧虑和不安。在这里，所谓“回互”学说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而且更是这位大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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