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立宗論
何雲
論文提要：本文通過對于曹洞宗創立曆史的描述，試圖從中總結出事關禅宗宗派興衰的一些規律性認識。作者認爲，曹洞立宗史的經驗與教訓都同樣突出，耐人尋味：其成功的經驗在于從一開始就注重事理、思想的“回互”，這種強調文化整合的獨特氣質與馬祖系洪州宗孤軍深入、單兵獨進的禅界主流迥然有別，成爲石頭系的邏輯起點和曹洞立宗的特色所在；其危機亦與此相關，即在立宗之初思想上過度的早熟性(叁代禅者爲先驅)，特別是在對新義理的生長點缺乏探索，對闡明和發揚本宗特色的指導性思想體系，未曾及時地、自覺地著手建構。從這個意義上，本文批評了“君臣偏正”範疇之弊端，分析了“使洞山宗旨墜于死型者”的真正原因。本文認爲，曹洞立宗之初的內在危機致使後來在其發展史上兩度自斷法統，而其綿澤不盡、氣力不竭的深厚內力，亦同樣有賴其立宗之初“回互”理論之賜。
何雲，1963年生，哲學碩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佛教文化》雜志主編。
一、叁代人才培養出一個宗派
“一夜之間可以産生許多個暴發戶，但是叁代人才能培養出一個真正的貴族”——借用法國一位著名作家的這個名句，來觀察和形容曹洞宗成立的曆史，應該說足資借鑒。小說家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生活領域的考察所得出的經驗之談，與我們在這裏對于曹洞宗這個人類精神文化領域的考察，可以說不謀而合。此中原因無他，雖然異域異代，其理一也。
從舉世公認的中國禅宗在精神文化領域特行獨立品格而言，如果把曹洞宗與其它幾個宗派一樣，稱作“思想界的貴族”(真正的思想者)，則可謂此喻不虛，而且，專就長于細致缜密地編織思想之網這一點而言，曹洞宗在南宗諸宗裏的“思想家”色彩就更爲突出。
這個“思想界的貴族”曹洞宗，之所以能夠成立，因緣當然不一而足，但是就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石頭希遷、藥山惟俨和雲岩昙晟分別爲代表的叁代禅者，代代相續，直接地培育、養成了曹洞宗的思想來源和宗風底蘊。曹洞宗就是以上叁代禅思想家一以貫之培養催生的結晶。
當然，“培養”與“結晶”之間並不是一回事，思想上的叁代先驅與真正的創立者尚爲隔代之人，因此，如果說，其間純屬個人性的代際遞嬗尚爲模糊的話，那麼，從大時代的高度俯瞰，則可能會看得清晰得多——這就是：在曹洞宗正式創立之前夕，亦即公元9世紀下半葉(以良價和本寂二位創立者活動年代計)之前，中國佛教剛完成了一場前無古人的深刻革命——這就是禅宗“南宗”的興起和發展。這場革新運動，由慧能肇其端，這固屬確鑿無疑，但是，嚴格地說來，“南宗”在曆史上爭取到其主流地位，特別是在思想義理上完善成熟、得以鞏固其根基，卻是在慧能之後，亦即由公元8世紀初葉開始的百余年間——這段艱苦卓絕又精彩紛呈的曆程，爲時150年左右。胡適之曾經這樣描摹過這一段激動人心的曆史：“從公元700年至850年，在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極盛的時期。這在中國佛教中是一個大的運動，是佛教內部革新的運動。”他認爲，這場運動的意義，就在于使佛教真正開始了中國化和簡易化(由繁瑣複雜變爲簡單易行)的曆程(見《禅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他在自己的論著中多次強調“公元700—850年的佛教革命”，給予極高評價。如何全面地看待胡適之的禅宗研究成果，並非我們在此所要解決的任務，但這裏應當明確予以肯定的是，胡適之這一觀點基本上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即以神會爲傑出代表的南宗禅師，直接承繼了慧能革新的成果，高舉“頓門”嫡傳的旗幟，爲南宗成功地爭取到了禅宗正統法系的地位，從而也就爲佛教真正中國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從此，由師說徒受，“言下悟道”，或者弟子將心得呈師印可從而悟得，便成了“頓悟”的主要形式，並沿襲下來。據此，有的論者認爲神會甚至可以推爲南宗的實際創始者，這一論點可以商榷，但從思想淵源上來看，神會之主張“頓悟”和“無念”，無疑直接地源自慧能，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史實。
公元700年並非一個人爲的刻定年代，這一年，神會前往嶺南依慧能爲師，這當然可以而且也應該視爲長達150年運動的最早起點，同時也是一個符合邏輯的起點。並且，恰巧也就是在這一年，石頭希遷誕生了。
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特因緣：南宗禅的開路先峰神會接續慧能法脈在前，南宗禅的第二代人物(慧能法孫)石頭希遷誕生于後，前者即將在公元8世紀前半葉來上演爲南宗搖旗呐喊、闖關奪隘、終成正果的雄壯活劇，而後者則注定會于8世紀後半葉，靜處南國大荒嶺作世外凝思默想，爲“五家七宗”中之叁家南宗子孫開掘思想之正源。因此，把公元700年看作是南宗禅的一個邏輯和曆史的起點，沒有什麼過份之處。如果我們再將視野擴大一點，就會發現這個年代的禅宗群星燦爛照耀千秋的星座，也正是以公元700年爲絕妙的坐標的：從慧能大師(638—713)始，有青原行思(
—740)、南嶽懷讓(677—744)、荷澤神會(686—760)、永嘉玄覺(675—713)、南陽慧忠(
—775)爲第一代法子，更遑論馬祖道一(709—788)、石頭希遷(700—790)以下了：中國禅宗第一度群星燦爛時，正值7世紀與8世紀之交。禅宗“五家七宗”莫不發源于此一奇特時空。
對于曹洞宗，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無疑是培元固本、先天養成的最佳年代，而在其中，石頭希遷則是其思想的確鑿源頭所在。
石頭希遷，俗姓陳，端州高要(在今廣東省)人。少年即在慧能大師門下得度爲沙彌，按理本當成爲直承大師的法子輩，惜年方14歲，大師入滅，無所依傍。經曆一番求索後，終于在青原行思處得到開悟，與行思遂由師兄弟一度而成師徒之名，並得到另外一位“大師兄”南嶽懷讓的砥砺。石頭希遷如此豐富而奇特的經曆，可謂盡得慧能及行思、懷讓兩代南宗鼻祖之心要。事實上，石頭本人就直截了當地宣稱過這種再親切不過的心靈意會關系，他 初次谒見青原行思的機鋒問答便是：
師(行思)問曰：“子何方而來
”遷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
”遷答：“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
”遷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石頭希遷若不到曹溪，曹溪(南宗)禅哪裏有曹洞等叁數家宗派之確立。這是由果來說因的一種反證。作爲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南宗禅思想大家，石頭希遷的思想成熟、圓融，是在他中年以後由江西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遷往湖南南嶽的時期，亦即8世紀的後期，他在南嶽度過了後半生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雖然僻處此一隅，但是石頭希遷終其一生都保持了沈郁孤高、好學深思的隱者氣蘊，十分注意廣泛吸收前賢今人的思想資料，其中既有佛門別家非南宗、非禅宗的成份，如流行中原和江左的華嚴、牛頭諸家，也包括道家和道教這樣的外典之學；既有對當時思想界的積極回應，也顯見追蹤前賢、直溯曆史深處的高古氣質。以上諸多因緣造就了千古一石頭，以致宗密在《禅源諸诠集都序》裏將石頭與牛頭二宗並舉，同歸于“泯絕無寄宗”；石頭畢生結晶“回互不回互”之說，亦直接受華嚴宗十玄緣起以及六相圓融思想的影響，至于說到追蹤前賢，則石頭讀僧肇《肇論》而豁然受啓發(事見《祖堂集》)，就更是一個明證。(詳見《佛學研究》1993年刊《石頭希遷評傳》)
在公元8世紀後半期，亦即慧能以下第二代南宗禅師群體之中，石頭希遷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獨特性就在于：注重多方面的思想義理之間調和融會，始終涵養著一種善于兼收並蓄、長于理論整合而稍拙于實踐以及自我宣傳的整體氣質——這種氣質，我們不妨名之曰“禅宗之中的思想家”。而這一點，正是由馬祖道一洪州家宗所煽起的後期南宗禅，所僅有的“孤例”，也就是說，在石頭同時代逐漸興起的南宗禅那種如火如荼的呵佛罵祖氛圍中，唯有石頭希遷保持冷靜超越的思考者風度，對于南宗禅內外、佛門內外的各種思想養料進行著自覺的攝取，實際上恰好彌補了馬祖一系單兵獨進、孤軍深入從而銳氣有余、後勁不足之弊端，使南宗禅得以在寬闊和深刻的層面上有了進一步作宗派式發展的可能性。
作爲石頭希遷思想的結晶，其《參同契》一作從形式到內容堪可注意。在形式上，此文充滿與道家和玄學親切融通的氣息，題目直接采之于被道教奉爲“丹經王”的《周易參同契》，綜觀全篇，完全不說佛，不言禅，通篇卻參玄論道，以“竺土大仙心”起首，以“謹白參玄人”作結，這不止在當時，就是前後曆史中也屬罕見，乃至印順法師也認爲，直截了當地“把禅學看作玄學，稱參禅爲“參玄”，似乎石頭是第一人”(《中國禅宗史》第407頁)。這與其說是博學者石頭希遷對于道家的偏愛，勿甯說體現了他對于舉世滔滔狂禅潮流所熱衷的南北之爭、只知談禅而完全忽視文化傳承和整合這一弊端的獨特態度。“回互不回互”也好，“參同”也好，實際上都是一個中心思想：即要讓修禅者深刻領會萬事萬物之間互不相犯、各住自性同時又相入相涉、無所分別的圓融不二關系，這當然也包括對于佛教不同宗派思想所應持的態度在內。在文中，他明確地說“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這既可理解爲具體針對當時南北宗之爭，更可以理解爲石頭對于馬祖一系“激進派”的深重憂慮：石頭本人當然是禅宗南宗這場革命的積極參與者，但對于“自立規矩”、向超越佛祖乃至呵佛罵祖的方向急劇發展這一潮流，對于當時正在普遍蔓延起來的完全否定看經坐禅的熾熱傾向，這位時代的主要精神導師，充滿憂慮和不安。在這裏，所謂“回互”學說不僅僅只是一種理論，而且更是這位大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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