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管理的话题，就避免不了现代管理制度；谈及佛教的管理也是如此。

　　佛法自有其超越时空的特性，但是作为佛法传播载体的佛教必须涉及到管理。佛教的管理历史，由来已久。

　　佛陀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以来，成立的僧团。但由于佛陀及其弟子都是遵循古印度的传统，托钵乞食而活，不蓄资财，不存在资产管理的行为；同时，早期的佛弟子们言行举止暗符法度，也不存在日常生活管理等问题。随着僧团的扩大，有的弟子善根比早期弟子有所减弱，在个人行为和僧团生活上出现了不如法的现象。为了保障僧团的和合纯洁和保证个人修学有成，佛陀本着“非犯不制”的原则，制定了相应的戒律。从汉传流行的《四分律》的组织结构来看，主要有二部戒及二十犍度等内容。二部戒是指比丘和比丘尼戒，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共三百四十八条。戒律条文主要是规定了僧团成员的言行举止、生活用具、行为规范和共同生活的准则。二十犍度的内容是有关受戒、布萨、安居等僧团内的仪式作法，与日常生活的规定。印度佛教时期的僧团，主要是通过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来实现的。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互动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其中，寺院和僧团呈现的差异极为明显。特别是进入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团一改在印度时期的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而以寺院的形式定居，并制定了相应的日常规则。这就形成了独特的禅林清规。现存的清规达十余种之多。现在最早能见到的清规应是宋代禅僧长芦宗赜(1009——1092)撰的《禅苑清规》，而现在普遍使用的当推《百丈清规》。这些清规的内容，主要是寺院组织规程及僧人日常生活的规则，既有僧人行住坐卧等威仪的仪则，也包括了僧团集体所必须遵守的制度。另外，还有《沙弥律仪》规范了沙弥的教育守则。因此，汉传寺院的僧团管理，主要是通过印度时期佛教的戒律和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清规及相关细则来实现的。

　　关于僧团的管理目标，我们可以从佛陀创立戒律的原则“十句义”来把握：“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增长，六难调者令调伏，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大正藏》卷二十二，《四分律》卷第一，570页下)”可以看出，僧团管理的目标是：一、维护僧团的和合；二、实现止恶修善，使个人达到对佛法的亲证；三、促使僧团成员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四、促进佛教的持续性传播。其终极目标应该还是要达到生命解脱，成就佛果。

　　然而，现代管理学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是以“利己心”作为假设前提来指导社会运作的，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追求最大利润的商家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均是满足自己的利益，在行动上理性地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的资源(时间、精力、资金等)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价格、舆论等)，在精心衡量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自私自利，在佛法中是反对的。尽管现代管理学说占据着话语权，我们不能否认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如现代管理学说所指出的那样，管理只是方法和手段，并不是管理行为的终极目标。因此，佛教僧团管理借鉴现代管理方法还是可行的。

　　对于戒律和清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借鉴现代管理方法的可行性：

　　1、戒律的随犯随制与随方毗尼

　　佛陀的制戒本怀，既有护法安僧的内在需求，也出于社会信众对佛教清净庄严形像的外在期待。戒律的产生是因应于当时印度社会的风土人情与法律、文化制度，是为避免社会对教团的讥嫌而制定。制戒并无预设假设，完全是根据当时僧团的实际而确立、实施。佛法是因缘法，戒律的产生同样也是有其特定的时空因缘的，随方毗尼所折射的就是戒律的地域差异性与时间阶段性，小小戒可舍、十事非法诤，皆是戒律时空性的体现，佛陀最后以戒为师的遗训也是这一根本精神的再表达。

　　2、僧制建设与丛林清规

　　佛法传入中土，不仅有义理层面的冲突与对立，同时也存在制度仪轨的隔膜与不解。历代祖师所开辟的就是一条外来文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从东晋道安法师的“僧尼轨范”，慧远制定的：“社寺节度”、“外寺僧寺度”、“比丘尼节度”以及支道林所立“众僧集议节度”、法云所立“清规”，一直到唐代的百丈清规所要解决的完全是佛教如何适应社会的根本问题。百丈清规后所出现的各种“清规”其实承担的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历史重担。

　　所以，清规是基于戒律的精神而作出的新的创造性发挥，二者内涵是一致的。

　　戒律属于案例法，由佛亲制，实无修改乃至废除的可能性。清规虽是佛教本土化的结晶，但所规定的大部分还是属于僧团内部的管理。世易时移，在现代社会里清规的涵盖面已不能完全满足佛法传播的需要了。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不能使佛教偏安一隅。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赋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 ,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针对当今社会或现代人的实际需求，有必要拓展佛教的辐射面。

　　根据现代管理的理念，一个经营理论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组织、团体对于所处环境的假设；二、对于自身根本目标的假设；三、自身能够确保实现预定目标的优势所在。关于所处环境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的收入来源，关于目标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可以接受的结果，换言之，这种假设体现了组织、团体在宏观经济和社会中为自己设计的与众不同的位置。最后，关于核心优势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傲视群雄。

　　佛法的根本，是要解决生命中的困惑，解决人生当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以，佛教团体的目标设定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积累的丰富的人脉和文化资源，是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不可比拟的。但是，佛教的管理主要针对内部的管理，缺乏对所处环境——社会的反思。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种缺失障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寺院是净化人心的地方，而非商业活动场所。但是，佛教对于现代性制度的调适，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代的佛教应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2、 现代的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为经济社会重塑独特的经济文化；

　　3、 现代的佛教应该具有社会关怀意识和批判意识。

　　因此，佛教有必要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发挥入世的功能，如建立针对社会团体的心理辅导机构、针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等等。

　　四、结语

　　所谓理论的客观性只是相对的，总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受发明者和倡导者的立场观点所制约。现代经济管理学也不例外，其本身的发展无不打上时代、文化背景及社会性质的烙印。因此，我们在学习现代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生搬硬套。我们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在西方的国度里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在发展之中。同时，西方理论，尤其是通过归纳法而得到的理论，其归纳范围仅仅局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西方社会经验，即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也不一定适用，更何况是不同时期的非西方社会！例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在西方18、19 世纪的时空条件下，城市化确实促进了工业化。可是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工业化。所以，借鉴现代管理学的理念，善巧运用到现代僧团及个人行持中才是我们应具的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上面所谈及的几个问题，是我对佛教如何在文化、信仰、社会三个层面保持均衡发展的一些肤浅的想法。这里还有很多操作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上述问题，纵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但教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作前瞻性的思考，却是刻不容缓的。

　　现代的佛教只有回归到释迦牟尼当初以人为本的本怀上去，利益群生服务大众(利他)；在服务民众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样，佛教才能在社会中发挥化世导俗这一独特的功能；佛教能在社会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后，自然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佛教自然就能可持续地得到发展，正法才能久住。

《略论佛教的传承及其在现代性环境中的传播(海藏法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