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管理的話題，就避免不了現代管理製度；談及佛教的管理也是如此。

　　佛法自有其超越時空的特性，但是作爲佛法傳播載體的佛教必須涉及到管理。佛教的管理曆史，由來已久。

　　佛陀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以來，成立的僧團。但由于佛陀及其弟子都是遵循古印度的傳統，托缽乞食而活，不蓄資財，不存在資産管理的行爲；同時，早期的佛弟子們言行舉止暗符法度，也不存在日常生活管理等問題。隨著僧團的擴大，有的弟子善根比早期弟子有所減弱，在個人行爲和僧團生活上出現了不如法的現象。爲了保障僧團的和合純潔和保證個人修學有成，佛陀本著“非犯不製”的原則，製定了相應的戒律。從漢傳流行的《四分律》的組織結構來看，主要有二部戒及二十犍度等內容。二部戒是指比丘和比丘尼戒，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共叁百四十八條。戒律條文主要是規定了僧團成員的言行舉止、生活用具、行爲規範和共同生活的准則。二十犍度的內容是有關受戒、布薩、安居等僧團內的儀式作法，與日常生活的規定。印度佛教時期的僧團，主要是通過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來實現的。

　　佛教自公元前後傳入我國，在與中國社會、文化、經濟等互動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其中，寺院和僧團呈現的差異極爲明顯。特別是進入隋唐時期，漢傳佛教僧團一改在印度時期的托缽乞食的生活方式，而以寺院的形式定居，並製定了相應的日常規則。這就形成了獨特的禅林清規。現存的清規達十余種之多。現在最早能見到的清規應是宋代禅僧長蘆宗赜(1009——1092)撰的《禅苑清規》，而現在普遍使用的當推《百丈清規》。這些清規的內容，主要是寺院組織規程及僧人日常生活的規則，既有僧人行住坐臥等威儀的儀則，也包括了僧團集體所必須遵守的製度。另外，還有《沙彌律儀》規範了沙彌的教育守則。因此，漢傳寺院的僧團管理，主要是通過印度時期佛教的戒律和在中國社會背景下形成的清規及相關細則來實現的。

　　關于僧團的管理目標，我們可以從佛陀創立戒律的原則“十句義”來把握：“一攝取于僧，二令僧歡喜，叁令僧安樂，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增長，六難調者令調伏，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得久住。(《大正藏》卷二十二，《四分律》卷第一，570頁下)”可以看出，僧團管理的目標是：一、維護僧團的和合；二、實現止惡修善，使個人達到對佛法的親證；叁、促使僧團成員自我覺醒和自我管理；四、促進佛教的持續性傳播。其終極目標應該還是要達到生命解脫，成就佛果。

　　然而，現代管理學是建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經濟社會是以“利己心”作爲假設前提來指導社會運作的，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和追求最大利潤的商家在市場上的相互作用。任何人無論幹什麼事，均是滿足自己的利益，在行動上理性地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的資源(時間、精力、資金等)和所處環境的信息(價格、輿論等)，在精心衡量的基礎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自私自利，在佛法中是反對的。盡管現代管理學說占據著話語權，我們不能否認二者之間的根本差異。正如現代管理學說所指出的那樣，管理只是方法和手段，並不是管理行爲的終極目標。因此，佛教僧團管理借鑒現代管理方法還是可行的。

　　對于戒律和清規，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借鑒現代管理方法的可行性：

　　1、戒律的隨犯隨製與隨方毗尼

　　佛陀的製戒本懷，既有護法安僧的內在需求，也出于社會信衆對佛教清淨莊嚴形像的外在期待。戒律的産生是因應于當時印度社會的風土人情與法律、文化製度，是爲避免社會對教團的譏嫌而製定。製戒並無預設假設，完全是根據當時僧團的實際而確立、實施。佛法是因緣法，戒律的産生同樣也是有其特定的時空因緣的，隨方毗尼所折射的就是戒律的地域差異性與時間階段性，小小戒可舍、十事非法诤，皆是戒律時空性的體現，佛陀最後以戒爲師的遺訓也是這一根本精神的再表達。

　　2、僧製建設與叢林清規

　　佛法傳入中土，不僅有義理層面的沖突與對立，同時也存在製度儀軌的隔膜與不解。曆代祖師所開辟的就是一條外來文化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從東晉道安法師的“僧尼軌範”，慧遠製定的：“社寺節度”、“外寺僧寺度”、“比丘尼節度”以及支道林所立“衆僧集議節度”、法雲所立“清規”，一直到唐代的百丈清規所要解決的完全是佛教如何適應社會的根本問題。百丈清規後所出現的各種“清規”其實承擔的更是因地製宜、因時製宜的曆史重擔。

　　所以，清規是基于戒律的精神而作出的新的創造性發揮，二者內涵是一致的。

　　戒律屬于案例法，由佛親製，實無修改乃至廢除的可能性。清規雖是佛教本土化的結晶，但所規定的大部分還是屬于僧團內部的管理。世易時移，在現代社會裏清規的涵蓋面已不能完全滿足佛法傳播的需要了。經濟社會的影響已經不能使佛教偏安一隅。爲了使佛教與時俱進，賦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 ,繼承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佛教優良傳統，針對當今社會或現代人的實際需求，有必要拓展佛教的輻射面。

　　根據現代管理的理念，一個經營理論應該由叁部分組成：一、組織、團體對于所處環境的假設；二、對于自身根本目標的假設；叁、自身能夠確保實現預定目標的優勢所在。關于所處環境的假設定義了組織、團體的收入來源，關于目標的假設定義了組織、團體可以接受的結果，換言之，這種假設體現了組織、團體在宏觀經濟和社會中爲自己設計的與衆不同的位置。最後，關于核心優勢的假設定義了組織、團體如何才能在競爭中傲視群雄。

　　佛法的根本，是要解決生命中的困惑，解決人生當中實際存在的問題。所以，佛教團體的目標設定及其在傳播過程中的積累的豐富的人脈和文化資源，是其他社會組織、團體不可比擬的。但是，佛教的管理主要針對內部的管理，缺乏對所處環境——社會的反思。在現代經濟社會中，這種缺失障礙了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寺院是淨化人心的地方，而非商業活動場所。但是，佛教對于現代性製度的調適，至少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現代的佛教應該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

　　2、 現代的佛教應該成爲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內在精神支柱，爲經濟社會重塑獨特的經濟文化；

　　3、 現代的佛教應該具有社會關懷意識和批判意識。

　　因此，佛教有必要調整自己的組織結構，進一步發揮入世的功能，如建立針對社會團體的心理輔導機構、針對社會經濟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研究機構等等。

　　四、結語

　　所謂理論的客觀性只是相對的，總是有時代的局限性，受發明者和倡導者的立場觀點所製約。現代經濟管理學也不例外，其本身的發展無不打上時代、文化背景及社會性質的烙印。因此，我們在學習現代經濟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絕不能生搬硬套。我們知道，西方理論本身在西方的國度裏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而是在發展之中。同時，西方理論，尤其是通過歸納法而得到的理論，其歸納範圍僅僅局限于過去一段時間的西方社會經驗，即使是今天的西方社會也不一定適用，更何況是不同時期的非西方社會！例如，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在西方18、19 世紀的時空條件下，城市化確實促進了工業化。可是今天許多第叁世界國家的城市化，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工業化。所以，借鑒現代管理學的理念，善巧運用到現代僧團及個人行持中才是我們應具的理性和務實的態度。

　　上面所談及的幾個問題，是我對佛教如何在文化、信仰、社會叁個層面保持均衡發展的一些膚淺的想法。這裏還有很多操作方面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對上述問題，縱然現階段還不能完全解決，但教內外的有識之士對此作前瞻性的思考，卻是刻不容緩的。

　　現代的佛教只有回歸到釋迦牟尼當初以人爲本的本懷上去，利益群生服務大衆(利他)；在服務民衆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這樣，佛教才能在社會中發揮化世導俗這一獨特的功能；佛教能在社會中發揮不可取代的作用後，自然成爲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和尊重；得到了社會的尊重，佛教自然就能可持續地得到發展，正法才能久住。

《略論佛教的傳承及其在現代性環境中的傳播(海藏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