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僧与山水的对话——试论慧远对山水诗的影响
编辑：游芳铭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自魏晋至唐宋，从慧远与谢灵运，白居易与如满，乃至苏轼与佛印等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在中国文学史上迸发出许多灿烂的火花，其中、魏晋时期的名僧与名士可谓开此风之滥觞者，本文就魏晋六朝时初发的山水诗为讨论中心，并从历来学者认为影响山水诗的三大名僧：支道林、竺道僧、慧远三者，特钟慧远与山水诗的关系来着手，并从其外在行为如学识、交游、游山活动等，内在思想理路如《沙门不净王者论》、《形尽神不灭论》等处着手，希望能从慧远、谢灵运、山水诗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厘析出慧远与山水诗的关联，以及他对山水诗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 山水诗 慧远 谢灵运 宗炳 形尽神不灭论
作者简介：游芳铭，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将我的论文定名为“名僧与山水的对话——试论慧远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套句佛语来说是颇有一番因缘际会的，其因缘起于见王师力坚大著《南朝唯美诗风——由山水到宫体》第一章，在介绍游仙诗过渡为山水诗时曾提及：此时期并无严谨的文论，而是以绘画的理论旁通于文学理论，而此时期的画论是以“传神论”挂帅，如：顾恺之的画论首先提出：“四体延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以及宗炳(375—443年)《画山水序》的“山水以形媚道”等观念，不管是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或是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这二者所注重的乃是“传神论”的主张，可是却推论出“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山水诗；当我看到这一段论述时，心中出现了许多的问号，为何“传神论”以及“畅神论”的主张会推衍出“模山范水，重形尚美”的诗文呢？形与神，一为形下的唯物论者，一为形上的唯心论者，这似乎是截然的两个极端，为何理论会与实际的创作产生如此大的落差呢？
这样的一个疑问，令我想再深入地探讨其中的原委，就在这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另一个问题，即宗炳《画山水序》中的“畅神论”点，所畅者究竟是属于道家之神或是佛家之神。接着我发现宗炳所师承的，乃是当时的一代佛学宗师慧远，而且宗炳也为阐述佛理而作一长篇论文《明佛论》，所以想当然尔，宗炳的《画山水序》所畅之神乃是佛家的神道。因为对宗炳的研究，使我又引出了另一个佛门人物慧远，又从慧远带出了谢灵运，又从谢灵运带出了山水诗，忽然灵光一闪，姑不论后来我是否真的了解王师从“传神论”进入“巧构形式之言”的论述方式，1我何不试着用佛家的眼光来论晋宋时的山水诗呢？
历来谈论影响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佛门人物总不超出三人：支道林、慧远、竺道生，此三人所代表的论点分别是“色空不二论”、“形尽神不灭论”、“顿悟说”，姑且不从三家的哲理上来探讨，如果从“畅神论”来切入的话，应该与慧远较有关系。又谢灵运与慧远乃忘年之交，谢更为慧远所开凿的佛影窟写下《佛影铭》，且慧远于安帝隆安四年(400年)带领徒众三十多人游石门，在这次游山的行动中，慧远与同游者并有奉和诗，可惜作品并没有全数流传下来。但可从《晋诗》所残存的以《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为题的几首诗，以及慧远所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推论，当时他们一定有类似王羲之《兰亭诗集》之类的集体创作，对当世山水诗的创作颇有影响。基于以上三个观点，我决定以慧远来作为佛教与山水诗的切入点。所以我将研究的主题设定在慧远外在行为与思想主张对山水诗的影响两方面：
一、慧远的外在行为如：隐居庐山，僧团社群及旅游活动等对山水诗的影响。
二、慧远的思想主张如“形尽神不灭论”、“生死轮回”之说等，是否真如王国璎先生所言对山水诗有推波助澜之功2？或是慧远还有哪些想法影响山水诗的创作呢？
另外，山水诗的发展可分为：先秦至两汉，魏晋时代，南朝至晚唐三期。如以慧远一人来管窥蠡测整个山水诗的发展似乎有欠妥当，所以我又将研究的范围锁定在晋宋二朝，以慧远的生卒年(334—416年)为限定，并以向上溯源的方式来讨论各论点。
一、佛教对山水的助缘
佛教创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印度尼泊尔山区，创始者是释迦族的圣人悉达多，即后世所称的释迦牟尼佛。佛陀于廿九岁离开皇宫，到城外五百里的山林中修行，并曾到大雪山下与二位修行者学习禅定，最后在尼连禅河畔的菩提树下证悟。之后初转*轮于鹿野苑、又传法于竹林精舍、癨园精舍等。就连佛陀最后说法的灵鹫山，也是因为山势雄峻、林木葱茏，状如鹫鸟而得名。从悟道与传法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佛陀证悟的因缘和传法的过程与山水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影响所及，后世传法沙门，往往选择崇山洞窟或林边水陬作静坐冥思、参禅悟道之所。我们可以从佛教早期的巴利文文献《经集》中，见到赞美远离世俗而清静修行的生活：
贤者，专注于精神的宁静，在林中漫步，在树下冥思，会感到极大满足。让心灵宁静，不要彷徨，不要后悔，不要怠慢，修行者应该去寂静的地方栖身。
而在《经集》之后的《长老偈》，同样生动地刻画了在大自然中修行的种种体验：
空中响遍雷鸣，陆上鸟雀飞翔，雨水从四面沛然而降，修行者依然进入山中冥想，他所得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草木丛中绽放灿烂的野花，它们装点在河畔，坐在那儿心境舒畅而进入冥想，他所得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夜雨飘落，洒在人迹未到的林中，张牙舞爪的野兽在狂吼，修行者依然进入山谷中冥想，他所得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3
从《经集》和《长老偈》这两段文字中，可以得知早期印度佛教十分注重冥想，而且为求冥想能深入以及不受打扰，选择的地点多是在人迹罕至的山泽林壑间。
这样的山水性格传入中国后，使得中国的僧人亦雅好山水，他们选择山水岩壑处作为息心静虑的修行道场，甚至披荆斩棘将荒林寒崖开辟成优美的山水胜地。如据《清凉山寺志》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初传佛教于东土，因见五台山峥高峻，与灵鹫山至为相似，乃依山建大孚灵鹫寺，而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寺院。又据唐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北魏孝文帝敬重西域高僧佛陀禅师，因禅师“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尽管这些僧人都是外来者，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山壑水畔作为他们避世遁居的处所，这更对山水美的发现与开发起了催化作用。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的佛寺矗立于自然山水的怀抱中，也成为自然山水的景观之一。这些佛教寺院或深藏山穴、或依托奇峰、或山寺一体、或对立映衬，岩崖上、洞壁间、曲水滨、孤屿上，表现出多样的建筑形式。在奇绝高峰上、深奥溪涧中，点缀着寺院黄瓦朱柱、钟盘梵唱，给原来荒索的自然增加了优雅、宁谧的气氛，寺院与自然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构成美丽的山水画卷，成为山水审美的主体之一。
除了佛寺的建立之外，石窟的开凿、佛像的造设、佛塔的构立，促进了寺院建筑群成为游览审美对象的契机。从历史发展来看，南北朝时期北方在经历了北魏太武帝第一次惨烈的毁佛之难后，文成帝即位，大力复兴佛教，命沙门僧统昙曜开凿云冈石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4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气魄最雄伟的石窟。云岗在今山西大同武周山的南麓，郦道元笔下的云冈石窟，林木蓊郁，碧波如境，缥缈迷蒙的云雾烟霭中，掩映着殿宇飞檐，清幽雅丽的山水，使石窟更显得壮观雄奇，长久以来，吸引各方信徒虔敬膜拜，更成了文士游赏时的审美对象。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此外还陆续开凿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南北响堂山等石窟，以及太原天龙山佛洞，这些石窟大都选在山水雄美幽静之地。
而南朝则因地理条件不同，大都把佛陀造像从寺院大殿中独立出来，或以整座巨石来雕刻佛像，或将佛像镌镂于崖壁之上，佛像融入山水之间，称之为摩崖造像艺术。
不管北朝的石窟或南朝的摩崖，都有深涧峭壁、泉瀑飞流的佳美景观，在名山大川中构建雄伟庄严的梵刹佛寺，大大推动了对自然山水的游赏风气，使得名士与名僧共游山水的风气大开。如东晋初期的谢安，在未出仕前“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谢安、王羲之、许询皆为当代的名士，支遁是当代的名僧，名士与名僧共游山水，吟诗作文可说是当时流行于名士间的一种普遍现象。又如晋宋之际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曾与住在上虞徐山的昙隆道人同游
山、嵊山。他在《昙隆法师诔》中曾写到当时的情景：“缅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经始，偕是登临。开石通涧，剔柯疏林。远眺重迭，近瞩岖。事寡地闲，寻微探赜。何句不研？析疑弗析？秩舒轴卷，藏跋纸襞。问来答往，俾日余夕。”谢灵运(385—443年)一生好佛，与佛教有极深的渊源，他与当时的名僧如慧远、昙隆、慧琳、法流等十四位名僧交游，并为竺道生的顿悟说作《辩宗论》，可作为名士与名僧共游的代表。他于永嘉任内更组织一个旅游开路队，为求灵山秀水而伐木开径，这篇铭诔正是回忆他于永嘉太守任内时，与昙隆道人共游，为求“远眺重迭，近瞩奇”而“开石通涧，剔柯疏林”，并与道人研讨佛理的情景。
南朝的名士与名僧为何会有如此密切的交游呢？据汤用彤先生所言“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合老庄，风神类谈客，故名士乐与往还也”5。如以当时南北方的佛教概况论之，北魏的帝王同时尊崇儒学与佛学，故北方的佛学与经学合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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