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南朝因玄风盛行，故佛学与玄学合流。又因当时的名僧多半对老庄之学有独特的见解，且其行事风格十分类似谈玄之客，更吸引名士与其交游，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遁：

　　支公形貌丑异，而谈玄妙美。养马放鹤，优游山水。善草隶，文翰冠世。时尚庄老，而道林谈逍遥游，标揭新理。通渔夫一篇，才藻俊拔。

　　支遁(314—368年)不仅对庄老有独特的见解，他的行事风格也一派谈客之貌，正因如此，当时的名士王洽、殷浩、许询、王羲之、谢安等人均乐与之为友。

　　综上所述，佛教与山水的渊源乃起于释迦牟尼佛于山水间悟道，而这样的山水性格传至中土后，僧人们亦喜于山灵水秀处参禅悟道，进而将佛寺、居所也建构于山水之中。又因君王有意提倡佛教，广镌佛像于山水间，再加上魏晋的名僧与名士有密切的往来。名僧为宣扬佛理，名士为更深入了解佛理，所以共偕登游佛寺，再藉由共游山林中的佛寺，使得名士对山林的审美心态更融入了几许的禅意。

　　二、慧远的学识、交游与游山活动对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因为佛教的山水性格东传至中土，使得中国的僧人亦喜隐居于灵山秀水间，以山水诗萌芽初期的晋宋期间而言，当时的两大名僧：北有鸠摩罗什，南有慧远。北方的鸠摩罗什对佛教的贡献在于译经(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于长安时译经三百余卷)；而南方的慧远其贡献在于般若学及弥陀净土思想的推广。如再细究这二人的居所、交游状况以及从事的活动内容等方面，就会发觉北方的鸠摩罗什居于长安城内的逍遥园，为姚兴的国师，从游者多是跟随他译经的学者或是弟子；而南方的慧远在孝武帝太元八年抵达庐山后，广交名人雅士，并举办多次游庐山活动，如果以名僧与山水的关系为思考基础，无疑慧远比鸠摩罗什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更有着深更远的影响。

　　慧远(334—416年)虽不像前章提到的名僧支遁“风神类谈客”，但论其学识纵贯儒、道、佛三家，亦有似文人雅士之处。据区结成的《慧远年表》观之：远公于二十一岁(354年)随道安出家，出家之前“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后虽闻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自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但因其二十四岁登台说法，有听者难晓，遂用老庄学说比附解释，令听者豁然而晓，因此道安特许他不废俗书，以“格义”的方式解释佛理，这是当时佛教界一种常见的现象。能以老庄的观念比附佛学来解释，又能获得听者晓然的效果，可见慧远非在老庄之学上有一番造诣不可，从这一点来看，慧远博杂的学识，正是获得当时名士们的青睐，而乐与之交游请益的关键之一。

　　观《高僧传》的记载，与慧远交游的名士有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谢灵运等。与支遁不同的是：支遁与他交游的名士为平辈论交，但慧远比这些名士们多长十八到五十一岁不等，可见这些名士从慧远游，是出于仰慕钦佩而非平辈论交，可见慧远对名士们的影响一定更胜于支遁了。慧远除了与名士们交游外，与政治人物们也有密切的关系：小从为他起造东林寺的江州刺史桓伊，大至与他辩驳沙门究竟是否该礼敬王者的桓玄等，难怪他可以成为南方佛学界甚至是文学界的翘楚。

　　慧远的居所及其所从事的活动等，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也有影响：晋武帝太元三年(378年)，道安被苻丕寇于襄阳，遂分张徒众以弘扬佛法。当时慧远四十五岁，离开道安的慧远原打算至罗浮山，但途经浔阳(383年)，见庐山清静，即住于龙泉精舍，后移西林寺，最后移居东林寺。《高僧传》记载：“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慧远自卜居庐山后三十年间，足不出庐山，并以虎溪为界，一方面是庐山的美深深吸引着他，一方面是想与外面混乱的政治情势隔离。关于庐山的美，可从《高僧传》窥知一二：“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乃石累积，即松裁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寺。”这段记载是形容慧远所居东林寺四周的胜景，从这段记载可以想见，当时东林寺之美犹如人间仙境。正因为庐山的美，慧远对庐山的喜爱除了静态的居住外，还包括主动地动态游览，据《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振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趋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过于幽邃，而开途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在这一段诗序中，可以发现两个重点：

　　其一，慧远游石门乃是出于自觉性的“因咏山水”，即他是为了创作山水诗才举办了这样一个游山活动，相较于支遁等僧人，他们创作山水诗乃是随遇性，是因偶然的游览所见，才触动了创作灵感，而慧远这样一个自觉性的游历山水的行动，对当代的山水诗创作有更深远的影响。

　　其二，庐山僧团的游山活动，在当时佛教界是绝无仅有的。和当时的佛教道场比较，佛陀跋陀罗、法显都以道场为根据地，他们除了翻译佛典、讲授禅法外，很少有游览山水的活动。因此，慧远将山水名胜作为活动空间与精神寄托的举动，影响了与慧远交游的名人雅士，尤其是谢灵运、宗炳等人，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谢灵运出游动辄数百人，伐木开径，其规模相较于慧远的游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宗炳，他年轻时就热爱自然山水，“每游山水辄忘返”。成为慧远的弟子以后，他的游览地域更加广阔，“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他除了学习慧远的游山活动外，也把尚平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想要遍游名山，只是由于年老多病，未能如愿以偿。

　　慧远僧团游山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乃是，当时主导士族游览山水的思潮——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正被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从西晋初年到东晋中期，士族们游览山水的活动基本是受玄学思潮所主导，人们在观赏过程中谈玄论道，老庄哲学成为显学。从早期的竹林七贤，到后来的谢安、王羲之、孙绰等人，大多是信奉道家学说的名士。东晋后期，名士们虽然依旧保持着游览名山大川的热情，但是，影响这种社会风尚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那些受到士人敬仰的自然山水的游览者，主要不是道家子弟，而是佛门的名僧高贤，其中庐山慧远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

　　慧远的游览山水既然是起于“因咏山水”，必然会有诗歌创作留下，《全晋文》卷一六二收录慧远写的《庐山记》一文，详细叙述庐山主要风景点的特色以及相关的传说。《晋诗》卷二十收录《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并序》及《庐山东林杂诗》一首，其余尚有同游者的奉和诗数首。兹以《庐山东林杂诗》为例观慧远山水诗的风格：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熟是腾飞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这首诗先描写山岩的形象和山间的声息，而后写到独游山川间的体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幽岫栖神迹”一句，明白的写出幽静山川中所蕴含的乃是佛理。这首诗的写作方式与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方式十分类似，二者都是首写游山水所见的胜景，继写游山水的经过，末写游山水所体会的道。我们虽不能断定谢诗一定受慧远山水诗的影响，但是如果以时间先后和他二人的关系来看，慧远的庐山诗创作早于谢灵运(此时谢灵运十七岁)山水诗的创作。且慧远在谢灵运心中所扮演的是长者、是导师的角色，经由这两层关系来考量，或许可以推论谢灵运的山水诗形式是受到慧远影响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得知，当时慧远僧团有目的游山行动以及文学创作，对当世的山水诗创作的提倡及内在思潮起着引领的作用。

　　三、慧远的佛学思想对山水诗的影响

　　前文提到魏晋文人面对山水的态度，从“以玄对山水”转变成“以佛对山水”。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关键人物乃是慧远，慧远除了外在的行为如集体游山活动、有意识的创作含佛理的山水诗等，影响山水诗的创作外，他的佛学主张也对山水理论起着深远的影响。我们以从学者论及晋宋山水画论时，一定会提到的宗炳《画山水序》中得见。据《宋书·宗炳传》的记载：宗炳的一生以“栖丘饮谷”为志，他虽“聪辩有学义”，但对于仕宦之路却兴趣缺然，刘裕曾两次征辟他为官，都推辞不就。他除了以“居丧过礼，为乡闾所称”外，还“妙善琴书”，曾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并成为慧远的俗家弟子。慧远死后，还为他立碑志铭。宗炳除了继承慧远的佛学思想外，他的美学观亦承于慧远。李泽厚、刘纲纪先生认为宗炳在三方面阐发了慧远的思想：首先是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其次是慧远的“《易》以感为体”的强调精神感应的理论；最后是慧远的报应论。其中，前两方面同宗炳的美学思想有密切关系。6

　　接着我们就《画山水序》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以形媚道”等来探讨，希望能从中找出《画山水序》与慧远佛学思想的承继关系。

　　《画山水序》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乐乎？”这一段文字是《画山水序》的第一段，其中提到“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首先看“圣人含道应物”，此乃脱胎于王弼的“圣人有情”的主张：“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但是如果断章取义的…

《名僧与山水的对话——试论慧远对山水诗的影响(游芳铭)》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