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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3年佛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6指出，佛教有不同的类型，如精英佛教与大众佛教、经典佛教与民俗佛教，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大众佛教受精英佛教的支配、民俗佛教受经典佛教的主导，因此对精英佛教和经典佛教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必定有助于深入了解、体察大众佛教和民俗佛教的信仰观念与修持实践的思想实质。 研究中国佛教哲学，采取的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要求我们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具体说，就是要从中国佛教哲学的文献资料出发，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地加以理解分析，从中探询哲学观点的内涵、根据和特色，发现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进而总结出哲学思想的重要原理，并力图作出符合实际的论述和评判。关于研究佛教的态度：(1)佛法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的内容；(2)对佛法的宗教方面研究，必须有“同情之默应”。即与佛经撰著者的心灵相通，与教内修学信众韵心默然相应，体会、感受信徒的宗教需要、宗教心理、宗教情节、宗教情绪，只有这样才能体察到佛教的真谛；(3)对佛法的哲学方面研究，必须有“心性之体会”。要求研究者有心性的磨练和体认，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更重要的是字面背后的道德意义、心性意义、象征意义、崇高意义、实践意义等，缺乏对文字背后超验意义的心性体会、心性内省，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佛教哲学精华的。作者强调，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三个关系：一是研究与体验的关系。要求在研究时必须对它进行内在的、深透的心性体会。作为学术研究者来说，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才能确保成果的科学性与深刻性；二是研究与信仰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态度应该是，既反对盲目信仰，又尊重信仰，只有冷静客观、实事求是、深入体察、同情理解才能真正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三是研究与批判的关系。没有这种理性的学术批判，学术研究就没有生气、没有活力、没有发展，就难以走出盲目信仰或排斥信仰的沼泽，难以明辨精华与糟粕的界限。这种学术批判，不能只是外在的，更应当是内在的。所谓内在批判是要求深入研究对象，以平等心态对待研究对象，运用普遍的学术准则和共同语言，与研究对象进行思想碰撞、“对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对象，肯定它合理的看法、论点、思想，揭示它在理论上的问题、矛盾乃至错误，以利于推动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不能伤害宗教徒的情感与信仰；四是态度与方法相联系。运用哲学的方法，对中国佛教著作及其思想进行客观的描述、分析、综合、探究、总结。在哲学方法的运用上，可以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结合现代的人学、宇宙论、认识、实践论等方法，从中国佛教典籍中筛选出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若干问题，并归结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等几个大问题，进行哲学的诠释与研究；(2)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界定其意义，解说其思想；(3)寻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原来意义；(4)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5)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6)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7)比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有着重要的意义；(8)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姚南强《略论佛教社会学的研究取向》7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佛教界缺乏社会学理论上的自觉性和研究上的系统性，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自觉的社会学意识，还是停留在一些传统的政治学、文化史和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上。为此，他提出了几点思考：一是中国佛教社会学吸取社会学理念和运用社会学方法；二是进行佛教社会学专题的研究，例如佛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定位、佛教积极社会功能的发挥、对佛教徒和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分析、现代佛教社团组织形式和管理、佛教的世俗化及其自我制约、佛教与社区建设等等。
黄夏年《新世纪佛教发展刍议》，8强调佛教不能离开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受到了内外缘的牵制。由于信息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各宗教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坐享其成，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地盘，接受固有的传统信徒。宗教内外未来竞争的势态已不可避免，重新调整或组合的现象势必要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积极参与，在动态的变化中调整自己，在现代竞争社会的形势下，发挥传统优势，更好地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走出一条新路。刘元春、湛滢《佛教当代价值论》9，从文化全球化视野、从社会现实问题角度、从信仰自我完善立场三个角度考察了佛教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认为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占有优势，而且针对人类社会主体信仰结构的重建，以及推动世界真正和平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针对当代社会存在的自然、社会、精神诸多现实问题，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自利利他的品质、自净其意的的修法，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倡扬社会风操、自我指头的气度将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黄夏年《21世纪天台宗理论的提升——圆融三谛的现代意义》提出10，天台宗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讲圆融，主张圆融三谛。21世纪的世界佛教将是一个开放的佛教，在未来的世界宗教文化中，佛教要得到发展，必须走圆融的道路。天台宗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贡献，将在理论的提升中表现出来，主要是发挥佛教的理论思辨功能，在世界各种宗教层出不穷和佛教界内部派别林立的情况下，以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天台宗历史的延续。事实证明，未来的宗教要想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这个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圆融思想，即以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方法尽可能将世界上好的思想与学说加以借鉴与吸收，充实天台宗的思想宝库。但是这个“借鉴与吸收”必须在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根本改变天台宗的宗学特色。赵伯乐《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与开发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11认为，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作，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佛教文化因素挖掘与佛教自身的发展关系；旅游活动与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关系；佛教文化旅游景点的管理与利益分配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前形势下有利于佛教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实现“双赢”。王萌《试析当代佛教与科学对话现象》12指出，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还基本处于一种“前范式”的阶段，理性地认识对话现状的问题，是使这一具文化潜力的活动走向成熟的前提。从目前对话的进展情况来看，需要注意的是：(1)当代科学前沿理论与佛教哲学的协作性研究；(2)佛教理论与现代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合作；(3)对佛教的宗教经验问题的研究；(4)现代学术接轨，建立规范的对话机制。常海《佛教伦理思想在诚信建设中的作用》13，强调佛教是采用自律与他律结合，自律与他律互补、自律与他律会通的方法：一方面它促使每一个信仰个体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觉悟解脱；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菩萨道精神和无我超脱的现实情怀去帮助芸芸众生，最终实现从生死此岸到涅彼岸的根本转换。可见这种既异于世俗社会的道德体系，又同于世俗社会伦理精神，与诚信人文一样，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的等量价值。也就是说，佛教的“自、他”二律既有符合其教义思想、反映其道德规范的特殊内容，也有适应社会基本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带有社会的普遍性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的伦理思想与戒条规约，虽不能完全适用于世俗社会的伦理重建，但它所彰显的部分特殊机理，不仅对佛教信众的出世解脱和世间安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呼吁道德回归也不无启发。同时它也是佛教在时下“诚信”建设中，能够发挥社会作用和现实功能的一面，更有可能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内涵。
夏毅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质疑》14，认为东晋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句话是针对北方混乱，佛教徒必须依傍“国主”的事实而言的，言下之意就是这种依傍的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意思就是：单纯地依靠个别“国主”扶持，靠道术神通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能真正使佛教广播弘传。真正的“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在于广布常宣，培养一个深广的社会奉法层。道安的新思路后来被慧远继承，对此，我们不能一味地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说明释道安、释慧远师徒的弘法之路。汪春泓《佛教的顿悟和渐悟之争与刘勰的“唯务折衷”》15，认为南朝宋所掀起佛教顿悟之争对于刘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勰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与道安、慧远等一致，持折衷的观点，而这对于其文章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文心雕龙》大致上是以折衷顿渐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其文章学中种种矛盾与问题，使得《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论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孙蓉蓉《刘勰与僧佑考述》16，指出刘勰依附僧佑寄居定林寺，是为了利用僧佑在佛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影响，为自己的仕进寻找出路。而在协助僧佑撰述和整理佛经中，刘勰受到佛经思辨方式的熏陶，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著述。此外，刘勰的“不婚娶”、“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以及撰写有关碑文等，也均与僧佑的影响有关。周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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