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牟子理惑论》的著作年代
编辑：刘立夫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牟子理惑论》的著作年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主要结合《牟子理惑论》的版本情况及三教论衡和三教关系，即佛教与儒家和道教之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争辩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牟子理惑论》的著作年代作出新的判断。认为《牟子理惑论》的作者不仅是牟子一人，而是出于多人之手加工整理而成，时空上跨越了从汉末到梁代约三百多年的岁月。理由有以下几点：(一)《牟子》不只一个版本。(二)从佛陀观、因果报应和形神问题、夷夏之争以及对神仙道教和对沙门秽行的批判等几个方面的所涉及的内容来判断，《牟子》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基本属六朝以前。(三)《牟子》的序文系后来的编者所加。
关键词：牟子理惑论 著作年代 版本 三教论衡
作者简介：刘立夫，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弘明集研究》。
《牟子理惑论》简称《牟子》或《理惑论》，是《弘明集》［1］正文的第一篇。就思想内容来说，这篇论文同《弘明集》中的所有其他文章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专门就某一个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而是从维护和弘扬佛教的角度，全方位地论述了早期佛教在中国社会的流行状况、中土社会对外来佛教的态度以及佛教方面所作出的回应等情况。具体包括中国人的佛陀观念、对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关于佛教僧侣的修行生活、佛教与儒家的关系、佛教对原始道教的批判等［2］。特别是在三教关系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在该文中都有了原型，这是《弘明集》的其他文章所缺乏的，确实让人迷惑不解。另外，《牟子理惑论》的作者到底是谁，从一开始就不清楚；因为文章的作者身份不清楚，自然也无法确定该文的准确写作年代。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又涉及到《牟子理惑论》的真伪问题。由于《牟子理惑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中国佛教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以确定其著作的大致年代是非常必要的。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多方面的考证，也提出了多种答案，但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主要结合《牟子理惑论》的版本情况及三教论衡和三教关系，即佛教与儒家和道教之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争辩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牟子理惑论》的著作年代作出新的判断。
关于《牟子理惑论》著作年代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根据有限的史料记载，《牟子理惑论》在陆澄的《法论》中被首次提及。在此以前，此文没有任何一处被提及或被引用过。陆澄(425—494)是南北朝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法论》是他奉敕编的第一部中国佛教文集，共十六帙，《牟子》因详载汉明帝遣使求法传说，被著录在第十四帙“缘序集”中，并注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法论》后来佚失，但目录保存在僧的《出三藏记集》中。根据《牟子》上的序文，牟子在汉灵帝后因天下大乱而避居南方的交趾，因钻研佛教和《老子》五千文，受到世人的讥刺，感到难以沉默，遂作《理惑论》，故该文应该作于汉代。但遍查历史，汉末不见有姓牟的人担任过苍梧太守，何况《牟子》自传中也称他无意仕进，从未为官。后来的《隋书·经籍志》等又把牟子说成是东汉初年汉章帝时的牟融，更与自传上的年代不符了。这样，《牟子》的著作年代也就成了一个疑案。明代的学者胡应麟就怀疑《牟子》是伪作［3］。20世纪以来，国内外的一些作者曾对《牟子》的真伪问题展开过讨论，至今还无一致的看法。基本观点不外有两派，有人认为是伪书，多数人认为不是伪书。认为《牟子》为真者，时间上大致不出汉末、三国初期；认为《牟子》为伪者，时间上则大大后推。具体而论，主要有以下几说：1汉末说
周叔迦认为《牟子》“作于汉末，信而有征”。周叔迦考证交州刺史朱符是朱隽之子，或者是他的侄子。根据有三：第一，《后汉书·陶谦传》：笮融杀豫章太守朱皓；第二，《朱隽传》：子皓，官至豫章太守。第三，《吴志·士燮传》：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4］。综合上述三事，可解释《自序》中“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一语，断定交州牧为朱符。于是这一篇自序遂成为有史可证的文字。胡适给周叔迦的两封信也基本同意此说，并增加了若干条史料证明［5］。余嘉锡也同意《牟子》作于汉末［6］。
法国马思伯乐(H.Maspero)［7］、法国伯希和(P.Pellion)［8］均著文认为《牟子》作于公元2世纪末，即东汉末年。汤用彤认为《牟子》作于东汉末年。主要观点认为“其序文所载史事，不但与史书符合，且可补正史之阙”［9］，并认为《牟子》兼取释老的做法与汉魏之际的时代思潮是一致的［10］。
2吴初说
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三章。该章首先认为该书是真。因为《牟子》一文引用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也引用了不少佛经，该章便根据《牟子》所引的佛教的内容、用语推断出它成书的大致年代。该章设定“牟子地处交州，可以看到南北两地的译经，又可直接从来自南亚的佛教徒接受佛教教义”，可依据这些“有限的资料”进行推断，结论是“《牟子》成书不会早于吴支谦译《瑞应本起经》之前，也不会在康僧会编《六度集经》以后”，即《牟子》成书于三国孙吴初期［11］。
3吴中说
日本福井康顺认为《牟子》作于三国孙吴中期［12］。
4晋宋说
梁启超可能受了明代胡应麟的影响，认为《牟子》一书的文字鄙陋，“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牟子》是“东晋刘宋间人伪作”［13］。
5刘宋说
日本常盘大定(1870—1945)认为《牟子》是刘宋建康冶城寺僧慧通伪作，主要依据是其《驳顾道士夷夏论》(载《弘明集》卷七)与《牟子》有很多相同之处［14］。
6荷兰学者许里和的看法
许里和认为此文的写就在4至5世纪初。他列举了多条理由，包括：第一，《牟子》“有系统的、高度发达的论证过程”，这在很晚的其他文献中才有类似的范型。第二，“序言明显不是自传体而具有赞颂的性质”。他对序言上的文字提出了多种质疑，如：有谁能相信一个中国学者在撰写他自己的著作时会自比孟子拒杨朱、墨翟
谁能相信他会说自己学识广博，因而受职荆州
还有谁相信他自称“文武兼备，有专对之才”
第三，正文里有许多年代错误。如：惑方谈及的大量佛经，无疑泛指方等经，但中国人知道方等经，最早的范本是286年法护译的《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第15节暗引了《六度集经》的内容，其最早译本在247—280年间；首句“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清楚地证明其书在汉代之后。《牟子》的作者似乎觉察到了，在重复时省掉了这个“汉”字；第35节，对方说去过于阗并与沙门交谈过，但于阗作为一个佛教中心，是否为2世纪南部的中国人所知，是一个问题［15］。
根据以上所述，各方提出的意见都有自己的客观依据，而且言之凿凿，不能置之不顾。持《牟子》为真的一方找出了序文所述的史实线索和《牟子》所引佛经的译经线索，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因为牟子到底是否为“牟融”或“牟子博”还不能确定，根据牟子并未为官的事实可知，牟子显然不是后人附会的“太尉牟融”或“苍梧太守牟子博”，只能是汉末的一位隐士，称其为“牟子”即可，倘要考其全名既无必要，亦不可能。但是，如果相信《牟子》的序文就是“牟子自传”，正如一些学者所怀疑的那样，向来以含蓄为美德的中国人会在序文里出人意料地自我吹嘘吗
还有，生活在汉末交趾的牟子是否能看到当时的全部译经也是一个问题，即使能看到，《牟子》还有一些引文仍然出自汉末、三国时期的译经之外。另外，《牟子》全文涉及系统而全面的论证，能够相信这是生活于汉末的牟子一人所为吗
但是，持《牟子》为伪的一方提出的所有的怀疑的理由也都不够充分。比如，从人名上讲，牟子尽管名实不符，但也不能说在汉末连一个姓牟的隐士都没有吧!何况著书不留名在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先例。陆澄的《法论》目录登载的作者就是“牟子”二字，并没有称其名字；其注文上另有“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只表示另有一说而已。从文字上讲，仅仅根据其中的一少部分文字与后来的某一篇文章接近，就断其为伪作，或觉得《牟子》上的文字拙劣，就断定其为六朝时乡曲不善文者所作，也难让人信服。因为文字上的接近，还可能推出是后者抄袭前者，而不是前人抄袭后人；《牟子》的文字与《弘明集》的其他诸篇比较起来，水平虽然不是上乘，但至少不能说在中下，文字还是比较优美的，断其为拙劣鄙陋显然是受心理上“伪书”观念的支配。从《牟子》全书的内容来说，尽管思想内容全面，但深度和广度却远远达不到六朝时期的水平，仍然可以判断其为六朝以前的作品。所有这些理由，这里不再列举和作评价。总之，不能对争论各方的理由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在没有找到十分充分的证据之前，武断是不明智的。但是，根据现存的《牟子》全文和争论各方所列举的理由，倒是可以让人消除非此即彼的成见，促使我们形成一个比较综合的判断。我们不妨采取一个较为中庸的做法，判定《牟子》的作者不仅是牟子一人，而是出于多人之手加工整理而成，时空上跨越了从汉末到梁代约三百多年的岁月。这样说也许比较合适。以下再举数条理由。
二、《牟子》不只一个版本
《牟子理惑论》问世时的原貌现在已不清楚。今天我们从《弘明集》中看到的《牟子》事实上由三十九章构成，前一章称为《序传》，正文有三十七章，或称三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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