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卷四十八引《古今乐录》云：“《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齐武帝的《估客乐》词今仅存四句，无法知道其中是否有艳情内容，但释宝月所上两曲，正是写男女情爱的；而萧道成之作“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无所成，反赖佛教僧侣释宝月的编曲配乐，才与其艳词一并流传，这不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佛教僧侣诗人在南北朝的诗坛，实领导着当时诗歌创作的潮流吗
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在诗歌创作上领导当时时代潮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的表现，是在诗歌的声律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上。
众所周知，南朝中国诗歌声律的正式形成，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倡导有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信奉佛教，尤其喜好经声转读之法。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二《齐竟陵文宣王法集目录》内载有“《赞梵呗文》一卷。《梵呗序》一卷。《转读法并释滞》一卷”。说明萧子良对佛经梵呗转读的兴趣很浓，并颇有研究，这才有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二月二十二日集京师善声沙门于其鸡笼山府邸，造经呗新声一事。此点《高僧传·释僧辩传》及《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均有记载，近代陈寅恪先生认为此“是当时考文审音的一件大事”［6］，对此辨之甚详，此不赘。同时，萧子良又爱好文学，“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7］。
萧子良既信佛教，又爱文学，这就为佛教梵呗转读之应用于中国诗学、发明声律说创造了条件。
声律说的出现，“四声”的发明是其基础。关于“四声”的发明与梵呗转读、佛教悉昙的关系，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8］。不过，关于声律说中“四声”之目首先是谁提出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说王融首创的，有说沈约发明的，有说周顒、沈约创立的［9］。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我认为，“四声”的发明应是佛教僧侣在长期的唱导或梵呗转读中早已意识到了的，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萧子良招集众多名僧，造经呗新声，各寺善声沙门聚集在一起，肯定会讨论到这一长期困扰他们的梵汉声音的差异问题，甚至有可能谈到汉语的“四声”问题。只是因为这次聚会的目的所限，未对这一问题具体展开，更未曾形成一种理论著作。沈约、王融等聚集在萧子良身边的文士，加上周顒等擅长声律的士人，得到这一学术信息，先后各自撰成《四声谱》、《四声论》一类著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沈约、王融，还是周顒的“四声”说，应该说都出于同一系统，即是俗世文士因受佛教经呗转读理论启发而形成的“四声”说。与此相对应，在佛教界自身亦存在一个由日常唱导转经而兴起的研究汉语四声的系统。《南史·陆厥传》云：
(齐永明中)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 ，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世。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不修容仪。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无复坐处，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侧。慧超不能平，乃骂曰：“那得此道人，禄蔌似队父唐突人
”因命驱之。斌笑曰：“既有叙勋僧正，何为无队父道人
”不为动。而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属目。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
这就是说，在沈约、王融、周顒这类文士发明“四声”，并将其发展为诗歌声律理论而付诸创作实践的时候，还有王斌等人出于佛教僧侣队伍者做着同样的工作。但细究《南史·陆厥传》的这段文字，其对王斌的记载似存在矛盾：一方面它肯定地说王斌“不知何许人”，另一方面却又有大段王斌轶事的记载，连细节也非常详尽。很可能是李延寿在著《南史》时见到关于王斌著《四声论》和“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两条互不相关的材料，并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故加上王斌“不知何许人”一句连缀成篇。以至于稍后，日僧遍照金刚著《文镜秘府论》时对如何处理此事更是不知所从：《文镜秘府论》一方面称“洛阳王斌撰《五格四声论》，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矣”。即将王斌的著作名为《五格四声论》，将王斌的郡望定为洛阳；另一方面又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约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10］即将四声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对沈约所谓四声“起自周”之说不以为然。可见，《文镜秘府论》此方面的记载也充满了矛盾。我以为，由东晋《悉昙》已输入中国，晋宋之际释慧偘、谢灵运条例梵汉，著《十四音训叙》等事实来看，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是有其根据的。而王斌其人，则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或即琅邪著《四声论》之王斌［11］。《续高僧传》卷五《释僧若传》载：
释僧若，庄严寺僧璩之兄子也……年三十二，志绝风尘，末东返虎丘，栖身幽室，简出人世，披文玩古，自足云霞。虽复茹菜不充，单复不赡，随宜任运，罕复经怀。琅邪王斌守吴，每筵法集，还都谓知己曰：“在郡赖得若公言谑，大忘衰老。见其比岁放生，为业仁逮虫鱼，爱及飞走，讲说虽疏，津梁不绝，何必灭迹岩岫，方谓为道
但出处不失其机，弥觉其德高也。”天监八年，敕为彼郡僧正。……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
释僧若“以普通元年(520)卒，春秋七十”，则其年三十二在吴郡虎丘时，应是宋元嘉二十九年(450)。此时王斌已还俗任吴郡太守，每与释智欣言谑，并自谓“大忘衰老”。可见王斌此时已非年少。这位“初为道人”“善属文，能唱导”的士人，在沈约、王融、周之前孤明先发，发明“四声”，写下了《四声论》，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能的。《续高僧传》卷五《释僧旻传》亦载：
释僧旻，姓孙氏，家于吴郡之富春，有吴开国大皇帝其先也。……年十三，随(僧)回出都，住白马寺，寺僧多以转读唱导为业……(旻)生无左道卜筮，不妄惑凡人，又不假托奇怪以诳近识，贵人君子皆景慕焉。营居负贩者，亦望见而畏敬。闻其名者，伪夫正，鄙夫立。所著《论疏杂集》、《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百有余卷流世。
根据饶宗颐先生的观点，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卷，可能是释僧旻的《四声指归》“传写至于北方”，刘善经采用其书名而作［12］；若果如此，则刘善经之说又本之于释僧旻的《四声指归》。据《续高僧传》僧旻本传，僧旻永明十年(492)二十六岁，与刘勰同年。他十三岁随僧回出都，住“寺僧多以转读唱导为业”的白马寺，青年时期经常参与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法会讲论。可见他对梵汉声韵之学早已熟知，其撰《四声指归》，当在沈约、王融、周顒前后，《文镜秘府论》的“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一说，很可能来自释僧旻的《四声指归》。他不像沈约、谢朓、王融、周顒那样，存在俗世文人互相吹捧的嫌疑，因而他的说法应该更可靠。王斌“四声”说的提出必在沈、王、周诸人之前。
从《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等书的记载来看，南北朝时不仅善梵呗唱导、吐音清亮婉转的佛教僧侣如释道照、释昙颖、释慧璩、释昙宗、释昙光、释慧芬、释道儒、释慧重、释法愿、释法镜、释僧辩、释昙冯等人数众多；而且还有许多自觉从理论上将梵汉声韵加以总结的佛教僧侣学者，如“研习唱导，有迈终古”的释法镜(《高僧传》本传)、“又善声韵，兼通字体”的释敬脱(《续高僧传》本传)、“声辩之雄，最称宏富”的释真观(《续高僧传》本传)、“通造经音(造《众经音》)，甚有科据”的释智果(《续高僧传》本传)，等等，特别是如“家世儒宗”，“生而天挺，雅怀篇什”，“年不弱岁，早习坟丘，便晓文颂”的释慧命一类僧人，已娴熟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类的声律理论，并常在日常生活中引为谈资。《续高僧传·释慧净传》曰：
始平令杨宏集诸道俗于智藏寺，欲令道士先开道经。……曰“法师必须词理切对，不得犯平头上尾”。道令冠平帽，净因戏曰：“贫道既不冠帽，宁犯平头
”令曰：“若不平头，当犯上尾。”净曰：“贫道脱屣升座，自可上而无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谓平而无头。”令有愧色。
据此不难推测，南北朝的中国佛教僧侣诗佛诗人在当时的诗坛实为开风气之先的群体。
二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侣文学的另一突出成就，是他们在佛教传记文学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硕果累累。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僧侣也创作有大量赋、颂、序、论、书、启、铭、赞等作品，如释慧琳的《新安寺释玄运法师诔并序》、昙无谶的《水赞》、释僧佑的《弘明集序》和《出三藏记集序》、释慧皎的《高僧传序》、释法生的《造像记》、释真观的《愁赋》《梦赋》等，均属当时名篇。但是至少是从文学的创新程度方面来看，当时佛教僧侣文士在散文上的成就，仍主要在佛教文学传记方面。
汤用彤先生称：“寻当时人作僧史，记寺塔，或多意在弘法。”他又以印度佛典与中国佛教传记相比较云：“印度以重宗教之故，偏于出世，而略于世事之记载。……于中国则极意保存，于西域则常致力诠定。比之印度，岂不异与!”［13］他将中国佛教僧侣所创作的史传文学作品分为六大类：一曰释迦传记，二曰印土圣贤传，三曰中国僧传，四曰佛教通史，五曰名山寺塔记，六曰外国传志。今略加检核，共得四类，谨依次说明如后，并略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云。
释迦传记
释迦传记是一种专记释迦牟尼一…
《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高华平)》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