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僧侣文学概述
编辑：高华平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本文首次对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文学的成就作出了系统描述。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学、散文创作及翻译理论三个方面：在诗学方面，南北朝的佛教僧侣不仅在创作上领导着当时绮靡浓艳的诗风，而且堪称当时诗歌声律理论最早的一批发明者与实践者；其在散文方面各种僧传体和游记体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其翻译理论中的“文”“质”观、佛教义理中的形神论，都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南北朝 僧侣 文学
作者简介：高华平，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极为兴盛，此时的佛教已浸染士族日久，由玄学与佛学的交融，导致了佛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佛教僧侣文学创作亦由斯而盛。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僧侣文学的兴盛，主要表现为当时佛教僧侣文士队伍的扩大、文学作品数量的众多、文学创作的成就颇高等几个方面。
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文士的数量较前代进一步增加。中国佛教僧侣文士的出现，应从两晋时代算起。因为东汉三国虽有少数佛教僧侣译经序文的留存，但诗赋等纯文学之作，则概未得见。两晋二百年间已有佛教僧侣诗文作者三四十人，但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书统计，今天仍存留作品的南北朝佛教僧侣有释道猷、释惠休(汤惠休)、释宝月、释亡名、释昙瑗、释洪偃、释智恺(又名慧恺)、僧法宣、释慧净、释慧琳、释僧佑、释宝唱、释慧皎、释道安、释真观等一百一十余人。这既不包括如刘勰、虞孝敬这类先为释家俗弟子，最后出家为僧的文士，亦不包括释僧彻、释慧静、释灵询、释法上、释靖嵩、释净云、释灵干等众多史有文名，但却无篇章传世的佛教僧侣。《高僧传》卷七《释僧彻传》云：“(僧彻)问道之余，亦错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同书同卷《释慧静传》称“著文翰集十卷”。《续高僧传》卷八《释灵询传》：“(灵询)书画有功，颇爱篇什，文笔之华，时所推举。”同书卷九《释靖嵩传》：“加以性爱文藻，时摛诗颂，重复嘉尚林泉，每登践陟。子史篆隶，楷模于今。”同书同卷《释静云传》附《明则传》云：“(明则)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则公之文，屡发新彩，英英独照。”其为时贤所尚也如此矣。”同书卷十一《释智炬传》：“又善草隶，偏爱文章，每值名宾，辄属兴缀彩，铺词横锦。”同书卷十二《释灵干传》云：“(灵干)文章篇什，亦预伦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佛教僧侣文士之盛，亦不难推见其时佛教僧侣文学作品数量之巨。 根据史志记载，当时不少佛教僧侣有文集传世。《隋书·经籍志》有“宋沙门惠琳集五卷”，“后周沙门释亡名集十卷”，“陈沙门释(惠)标集二卷”，“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陈沙门释(昙)瑗集六卷”，“陈沙门释灵裕集四卷”，“陈沙门(
)暠集六卷”。两《唐志》尚存释惠琳、释亡名、释灵裕四人别集，至《宋史·艺文志》方不见著录。殆流传至两宋而散佚。
一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僧侣创作队伍的扩大、作品数量的增多，已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佛教僧侣文学的兴盛。但真正体现这个时代文学成就的，还应该是当时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
南北朝时期参与或擅长诗歌创作的中国佛教僧侣是很普遍的，仅今天仍存留诗歌作品的即有释惠休、释宝月、释道猷、释宝志、释智藏、释惠令、惠恭道人、僧正惠侣、释法云、释亡名、无名法师、尚法师、释惠标、释昙瑗、释洪偃、释智恺、僧法宣、释慧净、释智炫、释慧晓、释玄达、释灵裕、释智命、释智才、昙延、沸大、释慧轮、释慧英、无名释等近三十人。这个作者的绝对数量也许并不算大，但必须指出两点：一是这个数量并不足以囊括当时能诗或创作过诗歌作品的佛教僧侣的真实人数，实际上当时能诗或创作过诗歌作品的僧侣人数，要比上述记载多许多，只是由于历代俗世的偏见或文本的流失，很多佛教僧侣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而已。如前文提到的释僧彻，《高僧传》本传说他“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但僧彻并无作品流传至今。《高僧传》卷七《释慧观传》载：“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宴会，命观与诸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琅邪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致款，结赏尘外。”则慧观不仅能诗，而且诗才在当时胜出一般文士，但慧观也无文词流传至今。故《续高僧传》称释慧命“八岁能诗文”(本传)，释慧勇“文章声辩，时人高之”(本传)，释真观“八岁通诗文”，有诗赋碑集三十余卷，“江表文国，莫敢争先”，“自尔词人，莫不宗猷于观”(本传)，等等。这些人同样没有诗作传世。
另一方面，即使仅就今天仍有诗作传世的南北朝佛教僧侣诗人的作品和行事来看，他们在南北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从南北朝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来看，当时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可以说领导了诗坛的新潮流。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两面大特点：一是诗歌内容的新奇淫靡，二是诗歌形式的讲究声律。如果不存偏见的话，则我们必须承认，二者实皆导源于佛教，特别是当时的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实践。
南北朝诗歌主要盛行于南方，其内容特征为淫靡绮艳，这一点从当时文史的诗文评到后代历朝的诗论多已论及，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只是，描写香艳淫靡色情内容的艳诗，并非中国诗歌的特长。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早有学者指出，六朝特别是齐梁文学浮艳雕绘的文风来自佛教［1］。但如果深入考察当时的佛教僧侣文学，我们就会发现，南朝诗歌淫靡香艳诗风的形成，虽然在远源上可追溯到佛经或印度文学传统中对生殖“最平凡”的描绘与“放荡恣肆”［2］，但将这一作风带入中国诗坛并最早付诸创作实践的，实则是当时中国的佛教僧侣诗人。《南齐书·文学传论》曾将齐梁文章“总而为论”，分为三体：
一则启心闲绎，托词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是，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朱紫，八音之有郑卫，斯则鲍照之遗烈也。
萧子显将齐梁文学分为三体，其有“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一体，认为该 体乃“鲍照之遗烈也”。鲍照诗“淫艳”、“险急”，这是事实，有鲍氏自己现存的诗作为证。但萧氏此论也似有明显的局限：他只涉及到齐梁诗歌的俗体之源，而未看到影响当时社会甚巨的佛教。此乃有失偏颇。实际上，不论当时整个诗坛的作风，还是鲍照的个人诗风，都与佛教文风有密切关系。
就鲍照的诗歌创作而言，尽管钟嵘认为“其源出于二张(张协、张华)，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曼”。似乎与佛教无关。但从现存鲍照诗文来看，其中有《秋日示休上人诗》、《佛影颂》诸篇，他曾被著佛教“辅教之书”的临川王刘义庆引为国侍郎。这说明其信佛虽无确证，亦有受佛教影响之可能。如果说南朝诗歌的远源为“鲍照之遗烈也”，倒不如说当时香艳淫靡诗风导源于佛教。更何况，即使萧子显本人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讨论宋初文学时，也同时是将鲍照与当时的一位佛教僧侣诗人——汤惠休(释惠休)并列的：
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钟嵘《诗品》卷下引齐正员郎钟宪之言曰：
(宋)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
可见，对南朝诗歌淫靡诗风真正做出示范的不止鲍照，更有当时的佛教僧侣诗人释惠休。鲍照受佛教影响，前已言之。释惠休以佛教僧侣兼诗人的身份，积极将佛教审美观念付诸实践，因而，他实为南朝淫靡浓艳诗风的始作俑者，或者说是西风东渐而对中国文学发生作用的中介。
释惠休，本姓汤，故又称汤惠休。《宋书》卷七十一《徐湛之传》云：“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绝，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隋书·经籍志》有“宋宛朐令《汤惠休集》二卷”。《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钟嵘《诗品》卷中既载有汤惠休“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的评语，同书卷下又品汤诗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故《文选》卷三十一载梁朝江淹效前人文体的《杂体诗三十首》，其中即有效释惠休诗而作的《休上人怨别》一诗；近世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亦称齐梁“绮丽之诗，自惠休始”［3］。这说明，南北朝淫靡绮丽文风应同时溯源于鲍照和释惠休。鲍照和释惠休二人文风的真正源头，无疑是在佛教。而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诗人实领导着当时诗坛的风尚。后代毛先舒《诗坻辩》卷二有“六朝释子多艳词”之说［4］，而《诗品》卷下又评“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诸道人诗为“淫靡”。
从今存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古诗类苑》诸书中的南北朝佛教僧侣诗人的诗作，如释惠休的《白歌》二首和《怨诗行》等、释宝月的《估客乐》四首和《行路难》、释法云的《三洲歌》、释惠偘的《独咏杵捣衣歌》［5］等来看，所咏无非男欢女爱之情。《南齐书·乐志》载：“《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乐府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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