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卷四十八引《古今樂錄》雲：“《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感憶之聲，猶行于世。寶月又上兩曲。”齊武帝的《估客樂》詞今僅存四句，無法知道其中是否有豔情內容，但釋寶月所上兩曲，正是寫男女情愛的；而蕭道成之作“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無所成，反賴佛教僧侶釋寶月的編曲配樂，才與其豔詞一並流傳，這不正從一個側面說明佛教僧侶詩人在南北朝的詩壇，實領導著當時詩歌創作的潮流嗎
南北朝佛教僧侶文學在詩歌創作上領導當時時代潮流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的表現，是在詩歌的聲律理論及其創作實踐上。
衆所周知，南朝中國詩歌聲律的正式形成，與南齊竟陵王蕭子良的倡導有關。南齊竟陵王蕭子良信奉佛教，尤其喜好經聲轉讀之法。釋僧佑《出叁藏記集》卷一二《齊竟陵文宣王法集目錄》內載有“《贊梵呗文》一卷。《梵呗序》一卷。《轉讀法並釋滯》一卷”。說明蕭子良對佛經梵呗轉讀的興趣很濃，並頗有研究，這才有齊武帝永明七年(489)二月二十二日集京師善聲沙門于其雞籠山府邸，造經呗新聲一事。此點《高僧傳·釋僧辯傳》及《南齊書·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均有記載，近代陳寅恪先生認爲此“是當時考文審音的一件大事”［6］，對此辨之甚詳，此不贅。同時，蕭子良又愛好文學，“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蕭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7］。
蕭子良既信佛教，又愛文學，這就爲佛教梵呗轉讀之應用于中國詩學、發明聲律說創造了條件。
聲律說的出現，“四聲”的發明是其基礎。關于“四聲”的發明與梵呗轉讀、佛教悉昙的關系，學術界已有較深入的研究［8］。不過，關于聲律說中“四聲”之目首先是誰提出的，曆來有不同的說法：有說王融首創的，有說沈約發明的，有說周顒、沈約創立的［9］。衆說紛纭，難有定論。我認爲，“四聲”的發明應是佛教僧侶在長期的唱導或梵呗轉讀中早已意識到了的，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蕭子良招集衆多名僧，造經呗新聲，各寺善聲沙門聚集在一起，肯定會討論到這一長期困擾他們的梵漢聲音的差異問題，甚至有可能談到漢語的“四聲”問題。只是因爲這次聚會的目的所限，未對這一問題具體展開，更未曾形成一種理論著作。沈約、王融等聚集在蕭子良身邊的文士，加上周顒等擅長聲律的士人，得到這一學術信息，先後各自撰成《四聲譜》、《四聲論》一類著作，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沈約、王融，還是周顒的“四聲”說，應該說都出于同一系統，即是俗世文士因受佛教經呗轉讀理論啓發而形成的“四聲”說。與此相對應，在佛教界自身亦存在一個由日常唱導轉經而興起的研究漢語四聲的系統。《南史·陸厥傳》雲：
(齊永明中)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製韻 ，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于世。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不修容儀。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複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
”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
”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這就是說，在沈約、王融、周顒這類文士發明“四聲”，並將其發展爲詩歌聲律理論而付諸創作實踐的時候，還有王斌等人出于佛教僧侶隊伍者做著同樣的工作。但細究《南史·陸厥傳》的這段文字，其對王斌的記載似存在矛盾：一方面它肯定地說王斌“不知何許人”，另一方面卻又有大段王斌轶事的記載，連細節也非常詳盡。很可能是李延壽在著《南史》時見到關于王斌著《四聲論》和“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兩條互不相關的材料，並不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故加上王斌“不知何許人”一句連綴成篇。以至于稍後，日僧遍照金剛著《文鏡秘府論》時對如何處理此事更是不知所從：《文鏡秘府論》一方面稱“洛陽王斌撰《五格四聲論》，文辭鄭重，體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別矣”。即將王斌的著作名爲《五格四聲論》，將王斌的郡望定爲洛陽；另一方面又說：“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約乃著其譜論，雲起自周顒。”［10］即將四聲發明的時間大大提前，對沈約所謂四聲“起自周”之說不以爲然。可見，《文鏡秘府論》此方面的記載也充滿了矛盾。我以爲，由東晉《悉昙》已輸入中國，晉宋之際釋慧偘、謝靈運條例梵漢，著《十四音訓敘》等事實來看，說“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是有其根據的。而王斌其人，則正如湯用彤先生所言，或即琅邪著《四聲論》之王斌［11］。《續高僧傳》卷五《釋僧若傳》載：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年叁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玩古，自足雲霞。雖複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複經懷。琅邪王斌守吳，每筵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谑，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疏，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岩岫，方謂爲道
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敕爲彼郡僧正。……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
釋僧若“以普通元年(520)卒，春秋七十”，則其年叁十二在吳郡虎丘時，應是宋元嘉二十九年(450)。此時王斌已還俗任吳郡太守，每與釋智欣言谑，並自謂“大忘衰老”。可見王斌此時已非年少。這位“初爲道人”“善屬文，能唱導”的士人，在沈約、王融、周之前孤明先發，發明“四聲”，寫下了《四聲論》，至少從理論上說是完全可能的。《續高僧傳》卷五《釋僧旻傳》亦載：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年十叁，隨(僧)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生無左道蔔筮，不妄惑凡人，又不假托奇怪以诳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見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余卷流世。
根據饒宗頤先生的觀點，劉善經的《四聲指歸》一卷，可能是釋僧旻的《四聲指歸》“傳寫至于北方”，劉善經采用其書名而作［12］；若果如此，則劉善經之說又本之于釋僧旻的《四聲指歸》。據《續高僧傳》僧旻本傳，僧旻永明十年(492)二十六歲，與劉勰同年。他十叁歲隨僧回出都，住“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的白馬寺，青年時期經常參與齊竟陵王蕭子良的法會講論。可見他對梵漢聲韻之學早已熟知，其撰《四聲指歸》，當在沈約、王融、周顒前後，《文鏡秘府論》的“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一說，很可能來自釋僧旻的《四聲指歸》。他不像沈約、謝朓、王融、周顒那樣，存在俗世文人互相吹捧的嫌疑，因而他的說法應該更可靠。王斌“四聲”說的提出必在沈、王、周諸人之前。
從《高僧傳》、《續高僧傳》、《法苑珠林》等書的記載來看，南北朝時不僅善梵呗唱導、吐音清亮婉轉的佛教僧侶如釋道照、釋昙穎、釋慧璩、釋昙宗、釋昙光、釋慧芬、釋道儒、釋慧重、釋法願、釋法鏡、釋僧辯、釋昙馮等人數衆多；而且還有許多自覺從理論上將梵漢聲韻加以總結的佛教僧侶學者，如“研習唱導，有邁終古”的釋法鏡(《高僧傳》本傳)、“又善聲韻，兼通字體”的釋敬脫(《續高僧傳》本傳)、“聲辯之雄，最稱宏富”的釋真觀(《續高僧傳》本傳)、“通造經音(造《衆經音》)，甚有科據”的釋智果(《續高僧傳》本傳)，等等，特別是如“家世儒宗”，“生而天挺，雅懷篇什”，“年不弱歲，早習墳丘，便曉文頌”的釋慧命一類僧人，已娴熟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的聲律理論，並常在日常生活中引爲談資。《續高僧傳·釋慧淨傳》曰：
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于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道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甯犯平頭
”令曰：“若不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愧色。
據此不難推測，南北朝的中國佛教僧侶詩佛詩人在當時的詩壇實爲開風氣之先的群體。
二
南北朝時期佛教僧侶文學的另一突出成就，是他們在佛教傳記文學方面取得了重大發展，碩果累累。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佛教僧侶也創作有大量賦、頌、序、論、書、啓、銘、贊等作品，如釋慧琳的《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诔並序》、昙無谶的《水贊》、釋僧佑的《弘明集序》和《出叁藏記集序》、釋慧皎的《高僧傳序》、釋法生的《造像記》、釋真觀的《愁賦》《夢賦》等，均屬當時名篇。但是至少是從文學的創新程度方面來看，當時佛教僧侶文士在散文上的成就，仍主要在佛教文學傳記方面。
湯用彤先生稱：“尋當時人作僧史，記寺塔，或多意在弘法。”他又以印度佛典與中國佛教傳記相比較雲：“印度以重宗教之故，偏于出世，而略于世事之記載。……于中國則極意保存，于西域則常致力诠定。比之印度，豈不異與!”［13］他將中國佛教僧侶所創作的史傳文學作品分爲六大類：一曰釋迦傳記，二曰印土聖賢傳，叁曰中國僧傳，四曰佛教通史，五曰名山寺塔記，六曰外國傳志。今略加檢核，共得四類，謹依次說明如後，並略論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地位雲。
釋迦傳記
釋迦傳記是一種專記釋迦牟尼一…
《南北朝佛教僧侶文學概述(高華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