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詩僧與僧詩
編輯：高華平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唐代佛教僧侶詩人的詩歌創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主要表現爲詩僧和詩作數量之衆、詩歌創作特色鮮明及偈頌體的形成等幾個方面。唐代佛教僧侶的詩歌創作，大致可分爲初盛唐和中晚唐兩個時期。初盛唐時期的僧詩，詩歌內容比較廣闊，風格也與當時詩壇相近。中晚唐時期，“詩僧”概念正式形成，詩人和詩作數量劇增，其中靈一、護國、清江、法振、靈澈、皎然、貫休、齊己影響最大；而寒山詩及道世、良價、文偃、居遁等人的偈頌創作尤富特色。唐代佛教僧侶詩人的詩歌創作，在唐詩史和中國文學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
關 鍵 詞：唐代 詩僧 僧詩
作者簡介：高華平，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研究所教授。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巅峰，其作者作品之衆，體裁形式之豐，反映社會生活之廣闊，風格技巧之成熟，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確實堪稱“一代文學之勝”。
毫無疑問，在唐代詩歌的輝煌成就中，也包含著當時廣大佛教僧侶詩人的一份功勞。但由于以前的統治者對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宗教，不論是扶持還是壓製，都只是出于利用的考慮，而非從人的終極關懷處著眼，因此都沒能也不可能認真地對前代的宗教文化成果進行全面而客觀的整理與研究。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唐詩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巅峰，唐代僧詩創作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曆代對唐詩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棟，但對唐代佛教詩僧和僧詩做深入研究者卻難得一見。據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來看，古代且不論，現代以來國內除個別學者在其研究著作中設專章討論過唐代僧詩以外，論文只有一些由“敦煌熱”而興起的討論王梵志、寒山詩的專題之作和論述詩僧皎然的文章。對于多數唐代佛教僧侶詩人及其作品，則幾乎已被世人遺忘。這不僅會極大地影響對唐詩及唐代文學的深入研究，而且對廣大的佛教僧侶詩人來說，也是有失公平的。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顯然需要加強，並且還有許多學術空白亟待填補。本文擬對整個唐代佛教僧侶詩歌創作做一宏觀鳥瞰，以便對唐代佛教僧侶詩作的基本特點、主要成就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個總體把握。
一、詩僧、僧詩和偈頌
中國佛教僧侶的詩歌創作，並不自唐代始。兩晉南北朝時期，支遁、慧遠、惠休、寶月諸人的詩作，當時已富盛名。但到了唐朝也只有到了唐朝，中國佛教僧侶的詩歌創作活動才真正趨于自覺，並在中國文學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唐代佛教僧侶這一詩歌創作的成就，主要可從當時僧詩作品數量之大、“詩僧”群體的出現、偈頌體的形成等幾個方面得到印證。
(一)佛教僧侶詩人及其作品數量
衆所周知，唐代詩人及詩作傳世的數量，在中國詩歌史上並不是最多的，但這並不妨礙唐詩的成就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這個詩人和詩作數量並非曆代之冠的朝代，佛教僧侶詩人及其作品的數量卻十分可觀。據筆者依《全唐詩》及《全唐詩補編》和王重民的《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孫望的《全唐詩補逸》，童養年的《全唐詩續補遺》，陳尚君的《全唐詩續拾》諸書做初步統計1，以上諸書共收錄唐代詩人3653人的詩作15446首(《全唐詩》收詩作者約2200人，詩8900首；王重民《補全唐詩》及《補全唐朝拾遺》收知名詩作者53人，知、佚名作者詩共605首；孫望《全唐詩補逸》收詩作者145人，詩641首；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收詩作者550人，詩1000首；陳尚君《全唐詩續拾》收詩作者約1000人，詩4300首)。在這個總數中，佛教僧侶詩人共365人，詩4598首，占唐代詩人總數的約10%、唐詩總數的約28%。
當然，我們在分析唐代詩人和詩作數量時，還必須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數量並不等于當時僧侶詩人及其詩作的實際數量。如《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錄有“僧惠赜集八卷、僧玄範集二十卷、法琳集叁十卷、僧靈澈詩集十卷、皎然詩集十卷”，但今天僧惠赜、玄範、法琳叁人竟無一詩傳世。王維《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說道光有《花藥詩》一帙；皎然《送如獻上人遊長安》詩稱獻上人：“高逸詩情無別怨。”2獨孤及《送少微上人之天臺國清寺序》稱少微：“上人之文章可得而聞也。”3皎然《答道素上人別》詩雲道素：“一性研已遠，五言功更精。”4《宋高僧傳》卷十七《唐越州焦已大曆寺神邕傳》雲：“(神)邕修念之外，時續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但這些人也沒有一首詩流傳至今。《古今詩話》曾說：“南方浮圖能詩者多矣，士大夫鮮有汲引，多汩沒不顯。福州僧有詩百余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有詩雲：“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爲饒人下子低。”不減古人也。”5但這樣的詩僧作品也很少流傳下來。另外，據《唐六典》、兩《唐書》記載，唐代政府曾規定天下共有僧寺五千叁百五十八所，其中尼寺二千一百一十叁所6。但《全唐詩》僅卷八百五錄有唐末前蜀慈光寺尼海印詩《舟夜一章》。由女尼詩作的情況，也可以推想唐僧詩亡佚的嚴重。
如果以唐代佛教僧侶詩作與俗世詩人或道教等其它宗教徒的詩歌創作相比較，或許更有利于問題的分析。唐代社會以詩賦取士，吟詩作賦與廣大知識分子的前途命運相關，故士子作詩之普遍、數量之衆多是可以想像的；但釋子皆以義、法、方便智、解脫性爲務，即使寫詩亦“不爲詩而作也”。7但現今唐代佛教僧侶存詩達4598首，占到整個唐代存詩的約28%，這個比例應該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同時，唐代李姓王朝在宗教政策上具有明顯的尊道抑佛的傾向，但唐代道教信徒不僅詩作者、詩作數量不及釋氏，且其詩歌創作水平亦遜色于佛教徒。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簽》卷八中評論說，唐代釋子以詩聞世者衆，靈一、護國、法振以至大曆皎然“能備衆體，綴六藝清英，首冠方外；可(朋)公以雅正接緒。五代之交，(齊)已公以清贍繼響，篇什並多而益善”。而其時道教“羽流惟吳筠、杜光庭詩較多。筠常與李白遊，史遂雲詩亦與白相甲乙，殊謬。光庭格下，尤無足稱。”8胡震亨的話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道、佛二教信徒在詩歌創作上的差異，也可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考察唐代佛教僧侶詩人及其詩歌創作上的巨大成就。
(二)詩僧
唐代佛教僧侶詩歌作者及詩作數量和質量的超凡出衆，這就使唐代的詩人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的作者群體——“詩僧”。
“詩僧”，顧名思義，就是能詩的僧人。但事實上“詩僧”並非一般指那些偶爾能吟誦一兩句詩的僧侶，而是指那些以詩著名的僧人。劉禹錫在《澈上人文集紀》中說：“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9現代日本學者市原亨吉在其《中唐初期江左的詩僧》一文中指出：釋皎然《酬別襄陽詩僧少微》一詩詩題中的“詩僧”一詞，應是“詩僧”概念最早的用例，前此概未得見。蔣寅進一步指出：“只有到大曆，才詩僧輩出，蔚然天下，“詩僧”一名也是這個時期産生的。”10當然，學者們對“詩僧”群體産生的原因還有不同看法，或將“詩僧”一名形成的原因歸之于爲詩僧侶的“輩出”；或從宗教意義上立論，認爲正如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詩序》所說：“文爲人作，爲法作，爲方便智作，爲解脫性作，不爲詩而作也，”這樣的僧侶詩人才堪稱“詩僧” 11。
我們認爲，“詩僧”主要是相對于“義學僧”而言的一個概念，梁代釋慧皎的《高僧傳》分僧人爲“譯經”、“義解”、“神異”、“習禅”、“明律”、“忘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諸門，後來僧傳多沿襲其例。但顯然，曆代僧傳對僧人的分類主要是基于其在“義學”中的不同側重，至于不在“義學”範圍的高僧，如能詩善文者，由于超出了“義學”之域，則列入“雜科”或存而不論。如南朝名僧釋慧休(湯惠休)之類，之所以僧史不錄，則或如湯用彤所雲：“凡此諸人……非于義學有殊奇之造詣。湯惠休僅爲文人。若(釋)慧琳者，實以才華致譽，而于玄致則未深入。”12唐代以詩著名的僧人，其于義學不及其于詩之功多，故當時學者在一般義學僧之外特立“詩僧”、“文僧”之目以別之。這既反映了當時能詩善文僧人輩出的盛況，說明了當時僧侶詩人成就之高，以至世人不得不爲他們特別另立名目；同時也可看出當時社會評價佛教名僧標准及觀念的變化——由以前側重“義學”到詩文及“義學”並重。至于白居易所謂詩“不爲詩而作”而應爲人、爲法、爲方便智、爲解脫性而作，這乃是對“詩僧”的進一步分類和要求，不涉及“詩僧”概論的由來或成立的理由。
“詩僧”群體産生的原因，人們多從當時社會的曆史文化背景加以解釋13。日本學者市原亨吉以爲“詩僧”的形成：一由于唐代詩歌的普及；二由于江左寺院的林立；叁由于中唐以來江南經濟、地理的條件。蔣寅則力辨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雲唐代科舉之製，“輕釋氏名理之風，學者……與僧人遊者，益多交在詩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之“不盡妥當”，而將其原因歸于“一是僧人與士大夫的關系，二是佛門內部戒律的嚴重程度，叁是禅與詩的兼容性”。14
我以爲，“詩僧”群體的出現固然與當時社會的曆史文化背景相關，但卻更應關注其與佛教本身發展的關系。“詩僧”概念不出現于初盛唐而出現于中晚唐，說明我們必須注意到此時佛教發展的特殊性。不論是政治經濟的變化、科舉製的影響、寺院的林立，還是僧侶與文人的交往、佛教內部戒律的寬嚴，都是唐代社會普遍的情況，不足以成爲中晚唐社會出現“詩僧”之原因。而反映中晚唐佛教最大特點的，乃是禅宗的興起。這就說明盡管中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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