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信之者寡，而非之者众”。(《答何承天》《广弘明集》卷十八)报应都是有的，区别在于时间的早晚。
以上是晋宋之际有关佛教因果报应论争之大势。
因果报应本为佛教之重要教义。其中的业报轮回与天堂地狱之说目的在于说明人生苦难之根源以及摆脱此种苦难之前途，即要人们认识到世俗的思想和行为会导致无穷尽的痛苦，只有遵循佛的教诲修持佛法，才能摆脱烦恼，脱离轮回，觉悟成佛。而在早期中国思想界争论不己的报应问题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伦理问题，它要解决的多是现实经验世界的人生矛盾，即为什么积善得殃、凶邪致庆的问题。实质乃是人的命运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个人道德上的善恶与命运中富贵穷达为何不一致，传统文化早已关注。这就是中土传统的善恶报应说及与此对立的命定论，二者皆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善恶报应说作为一种劝善的说教反映了人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善恶不得其报乃至相反的事实比比皆是，子孙受报的说法也屡屡与历史事实不符。司马迁、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批判。而命定论如孔子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充所谓“元气论”，相信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乐天知命，安于现状，这就取消了人的主观力量和社会责任，违背了儒家传统的自强不息之精神，也难以为正统之思想家所接受。
在传统学说千疮百孔的时候，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为之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前述中土思想界的争论中，慧远的三报论最具有典型性，贡献也最大。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慧远功不可没。在晋宋时代有关佛教报应说的争论中，佛教一方总体上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慧远的三世报应说的理论水平和层次要明显高于对手，而颜延之、宗炳、刘少府等人也直接继承和发挥了慧远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讲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主要的就是经过慧远等早期思想家们整理过的三世报应说。这个理论综合了印度业报轮回说和中土善恶报应说，理论基础几乎全部是印度式的，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又是中国的。它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圆融性，克服了中土囿于视听、感性经验而缺乏视听之外的玄想和论证的局限，将报应推到了无法验证的过去和将来，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三世报应说与传统的报应理论比较起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说法极为灵活，虽然说报应必有，但不受时间限制，后报之迟可到百生，即无法用现实今生之事加以验证，又不能用已知的历史事实加以考查；二是强调报应无主使，乃由心感于事而生，基于因果关系，具有必然之趋势。这样一种解释系统就比传统的理论更加圆通和高明，在晋宋时代有关因果报应的争论中，佛教一方一般能够处于有利地位也就不足为奇。撇开罗含与孙盛的争论不谈，在慧远、颜延之、宗炳、刘少府与桓玄、戴逵、何承天等人的论争中，反对派或从自然命定论出发，或以传统的儒家王道政治为基础，或以经验或科学的验证为标准，或从形神关系出发(当时还未深入)，力图证明因果报应的虚幻不实；但佛教一方的三世报应理论足以驳倒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的攻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思辩能力和程度远在各家思想之上。
对佛教因果报应争论之双方是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来判断的。反对因果报应说的一方有的并不反对佛教，如戴逵即是；有的是站在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坚持本土文化的自给自足，当心外来文化会冲击传统的文化基础，如何承天就是。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论争者本人均是从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前提出发这一点是无疑议的。而佛教一方则力图调和佛教的出世主张同儒家治世精神的矛盾，以“方外之宾”的身份来协助王化，此又为任何狭隘的文化观所难作到。实际上，就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它指出人的命运是人的思想行为(业)所造成的结果。在一个人们无力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代，它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线改变个人命运的希望，并促进人们为此希望去积极行动。这为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中的任何一方所缺乏，故足以弥补传统学说之不足。
还有一点，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说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社会中贫富贵贱的不公平性，这对于社会的安定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因果报应说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道德约束力，它让人避恶趋善，讲求人生的完美和道德的高尚，追求来世的善报。这种宗教上的道德理想无疑会弥补世俗教化之不足。早在三国时代，来中土传教的西域高僧康僧会就曾经同吴主孙皓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康僧会强调佛教因果报应说具备“备极幽微”之特征，认为“儒典之格言”可比于“佛教之明训”。(《高僧传·康僧会传》)
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样，本身就不是一个能用科学解答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像何承天那样的反报应论者，尽管能够把握当时最科学的手段和思想，提出判断真理之二重标准，以冲击佛教的报应说，但仍然驳不倒佛教。除了佛教方面在理论上的建树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上层也接受了这个理论。在有关《白黑论》和《达性论》的争论中，当时的宋文帝曾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后来明确地站在了佛教一边。他说：“颜延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弘明集·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何尚之也斥责何承天、慧琳为“愚暗之徒”，赞扬佛教有济俗助政之功。这些正是佛教因果报应说在中土能够长期流行不衰的重要原因。
《《弘明集》中因果报应论争述评(刘立夫)》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