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答何承天》《廣弘明集》卷十八)報應都是有的，區別在于時間的早晚。

　　以上是晉宋之際有關佛教因果報應論爭之大勢。

　　因果報應本爲佛教之重要教義。其中的業報輪回與天堂地獄之說目的在于說明人生苦難之根源以及擺脫此種苦難之前途，即要人們認識到世俗的思想和行爲會導致無窮盡的痛苦，只有遵循佛的教誨修持佛法，才能擺脫煩惱，脫離輪回，覺悟成佛。而在早期中國思想界爭論不己的報應問題已經轉變成了一個世俗的倫理問題，它要解決的多是現實經驗世界的人生矛盾，即爲什麼積善得殃、凶邪致慶的問題。實質乃是人的命運問題。現實生活中的富貴貧賤、生死壽夭、吉凶禍福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個人道德上的善惡與命運中富貴窮達爲何不一致，傳統文化早已關注。這就是中土傳統的善惡報應說及與此對立的命定論，二者皆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善惡報應說作爲一種勸善的說教反映了人的美好願望，但現實生活中善惡不得其報乃至相反的事實比比皆是，子孫受報的說法也屢屢與曆史事實不符。司馬遷、王充等人對此進行了嚴肅而深入的批判。而命定論如孔子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王充所謂“元氣論”，相信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爲力，只能樂天知命，安于現狀，這就取消了人的主觀力量和社會責任，違背了儒家傳統的自強不息之精神，也難以爲正統之思想家所接受。

　　在傳統學說千瘡百孔的時候，佛教的業報輪回說爲之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在前述中土思想界的爭論中，慧遠的叁報論最具有典型性，貢獻也最大。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産生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慧遠功不可沒。在晉宋時代有關佛教報應說的爭論中，佛教一方總體上處于主動有利的地位，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慧遠的叁世報應說的理論水平和層次要明顯高于對手，而顔延之、宗炳、劉少府等人也直接繼承和發揮了慧遠的理論成果。因此，我們講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主要的就是經過慧遠等早期思想家們整理過的叁世報應說。這個理論綜合了印度業報輪回說和中土善惡報應說，理論基礎幾乎全部是印度式的，但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卻又是中國的。它具有極大的彈性和圓融性，克服了中土囿于視聽、感性經驗而缺乏視聽之外的玄想和論證的局限，將報應推到了無法驗證的過去和將來，增強了理論的說服力。叁世報應說與傳統的報應理論比較起來，有兩個明顯的優勢：一是說法極爲靈活，雖然說報應必有，但不受時間限製，後報之遲可到百生，即無法用現實今生之事加以驗證，又不能用已知的曆史事實加以考查；二是強調報應無主使，乃由心感于事而生，基于因果關系，具有必然之趨勢。這樣一種解釋系統就比傳統的理論更加圓通和高明，在晉宋時代有關因果報應的爭論中，佛教一方一般能夠處于有利地位也就不足爲奇。撇開羅含與孫盛的爭論不談，在慧遠、顔延之、宗炳、劉少府與桓玄、戴逵、何承天等人的論爭中，反對派或從自然命定論出發，或以傳統的儒家王道政治爲基礎，或以經驗或科學的驗證爲標准，或從形神關系出發(當時還未深入)，力圖證明因果報應的虛幻不實；但佛教一方的叁世報應理論足以駁倒上述任何一種思想的攻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思辯能力和程度遠在各家思想之上。

　　對佛教因果報應爭論之雙方是不能簡單地用是與非來判斷的。反對因果報應說的一方有的並不反對佛教，如戴逵即是；有的是站在文化本位主義的立場，堅持本土文化的自給自足，當心外來文化會沖擊傳統的文化基礎，如何承天就是。情況是相當複雜的。論爭者本人均是從維護國家政治利益的前提出發這一點是無疑議的。而佛教一方則力圖調和佛教的出世主張同儒家治世精神的矛盾，以“方外之賓”的身份來協助王化，此又爲任何狹隘的文化觀所難作到。實際上，就政治作用和社會功能而言，佛教的因果報應說的價值是非常巨大的。它指出人的命運是人的思想行爲(業)所造成的結果。在一個人們無力把握自己命運之時代，它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線改變個人命運的希望，並促進人們爲此希望去積極行動。這爲傳統的儒家和道家中的任何一方所缺乏，故足以彌補傳統學說之不足。

　　還有一點，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說教，在當時的條件下無疑更加“合理”地解釋了現實社會中貧富貴賤的不公平性，這對于社會的安定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因果報應說對社會各個階層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同樣的道德約束力，它讓人避惡趨善，講求人生的完美和道德的高尚，追求來世的善報。這種宗教上的道德理想無疑會彌補世俗教化之不足。早在叁國時代，來中土傳教的西域高僧康僧會就曾經同吳主孫皓討論過這樣的問題，康僧會強調佛教因果報應說具備“備極幽微”之特征，認爲“儒典之格言”可比于“佛教之明訓”。(《高僧傳·康僧會傳》)

　　佛教的因果報應是不是真實的存在，這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樣，本身就不是一個能用科學解答的問題，而是一個信仰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看到，像何承天那樣的反報應論者，盡管能夠把握當時最科學的手段和思想，提出判斷真理之二重標准，以沖擊佛教的報應說，但仍然駁不倒佛教。除了佛教方面在理論上的建樹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社會上層也接受了這個理論。在有關《白黑論》和《達性論》的爭論中，當時的宋文帝曾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後來明確地站在了佛教一邊。他說：“顔延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弘明集·答宋文帝贊揚佛教事》)何尚之也斥責何承天、慧琳爲“愚暗之徒”，贊揚佛教有濟俗助政之功。這些正是佛教因果報應說在中土能夠長期流行不衰的重要原因。

《《弘明集》中因果報應論爭述評(劉立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