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编辑：陆永峰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 佛教传入中土,其发展过程也是与中土传统文化相交融的过程。这其中佛教的世俗化是一重要内容。而唐代是佛教世俗化极为明显和充分的时期。本文即尝试对唐代佛教世俗化的诸多方面予以说明，以揭示佛教逐渐改变自身特性，适应中土文化特性，影响、渗透世俗生活与心灵的方式和过程。
关键词：佛教、世俗化、唐代、中土传统文化
作者：陆永峰，四川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扬州大学中文系。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来，因其教义上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多有相悖之处，其制度、仪轨也与传统的社会形式抵触甚多，数百年间一直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未能取得上至君王贵族，下至寻常百姓的普遍信仰，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才有了根本转变。唐代是佛教迅速发展的时代，宗派的创立，僧团的膨胀，寺院经济的强大，在此时都是十分明显的。与之相适应的是佛教各个方面的中国化、世俗化，佛教正是于此时才充分融入到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禅宗创立和风行，学者于此高论颇多，不再赘言。在其它方面，我们也可见佛教于唐代的中国化、世俗化。
一、三教论衡
三教论衡是由朝廷倡议，儒、佛、道三家会于一处，互相论辩，阐明教旨，尊己贬人的活动。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四“三教谈论”条云“宋明帝幸庄严寺，观三教谈论”，则刘宋时已有之。到了唐代，在宽松的宗教政策与自由的学术氛围下，三教论衡屡有举行。
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旨，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
(贞观十二年，)太宗诏祭酒孔颖达、沙门惠净、道士蔡晃，入弘文馆谈论三教。
(张士衡)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
(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异同。
(肃宗)上元二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
(德宗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
(文宗大和元年)九月上诞年，召(白)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
(宣宗大中三年诞日)敕谏议李贻孙、国师知玄，同道士谈论三教。
唐代的三教论衡开始还是以教义为中心，其进行乃由一方提出观点，所谓竖义，另一方就此提问，两相辩驳，不失学术性和庄严性。但它后来在君主的旨意下成为庆祝其生辰的一项仪式，其中遂渐增添一些歌功颂德和娱乐性的内容。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云：
德宗降诞，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皇帝陛下是南部赡州之圣人。”
将帝王与佛祖并列，近乎阿谀。它也表明着君主权威在三教讲论中的重要性，及佛教国家性格的加深。监虚所言也肯定老子(玄元皇帝)，初期讲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已经消失。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卷二言之为“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儒、释、道乃同归于皇帝以神道设教、敷导民俗的名义之下。
三教讲论后期对辩经明义之旨的偏离，使其宗教性淡薄，而世俗味加强。《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韦渠牟传》云：
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韦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
韦氏的枝词游说已逸出经义的范围。《刘宾客嘉话录》进一步揭明，“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以“枝词游说”、“嘲谑”，能令君主“听之意动”，承恩迁官，是三教论衡此时已渐落入娱性说情的窠臼，而能为君主赞赏，说明着这已是普遍的风气。三教讲论中的世俗、谐谑倾向，并非德宗时始出现，玄宗时即有之。《宋高僧传》卷十七《利涉传》有颖阳人韦玎上表请除释、道二教，并定其胜负，玄宗乃令三教各选百人，于内殿讲论。下云：
韦玎先陟高座，挫叶净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纷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主人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古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蔑朕玄元祖教，及凌轹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言：“臣非庶人之属。”涉贵其钳利口，以解疏狂，奏曰：“玎是关外之人，非玄贞族类。”敕贬象州。百姓赐涉钱绢，助造明寺，加号明教焉。
释利涉与韦玎辩论，乃在对方的姓氏上做功夫，影射韦玎与谋害中宗的韦后有族缘关系，挑动玄宗的隐痛，借君主之威来击倒论敌。胜则胜矣，而三教论衡的学术气氛和庄严味道至此已经丧失。《全唐文》卷三十录唐玄宗《将行释奠礼令》也云：
夫谈讲之务，贵于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舍此确实，竞彼浮华。取悦无智，见嗤有识。
所言虽为儒家讲经的世俗化、谐谑化的情形，但它与三教论衡，乃至佛教讲经通俗化的情形，无疑是一致、相通的。后来之三教论衡至有嘲谑、奉承、娱乐的情形，实在是渊源已久。到了懿宗时，这种风气更为盛行。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下云：
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李)可及儒服岌巾，褒衣博带，摄斋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而非妇女，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员外职。
缁黄讲论乃与倡优之戏相承接，其地位已与后者相差无几。优者李可及更以之为对象，进行戏谑调笑，而君主也加赏之，是可见三教论衡此时已彻底失去了庄严性，已经技艺化和世俗化，其中谐谑和庆颂的成分有着突出的地位。
三教论衡的频繁举行，将宗教直接置于君主权威之下，加强了皇权对宗教的控制。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宗教意味的淡薄，与佛教国家性格的突出一起，使佛教与社会联系愈加紧密，佛教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潮流。
二、释子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唐代佛教的突出特点，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僧人世俗化。唐代僧人与世俗社会的交往远甚于前朝，最为显著的是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著名的如广宣与白居易、李益，灵澈与刘禹锡、柳宗元，皎然与顾况、韦应物，相互之间都过从甚密。而联结他们交谊的重要一点，即在于诗。唐代是诗的王国，僧人能诗者不少，上述四僧即为有名的诗僧。他如参寥、灵一、无可、齐己、虚中诸辈，都为人熟知。唐末释子归仁《自遣》诗云：
日日为诗苦，谁论春与秋。一联如得意，万事总忘忧。
这是对当时僧徒沉溺于诗的极好反映。好诗作诗，从唐代的世俗社会扩展至方外之地，成为僧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于其中，释子展示的心灵世界很多是属于世俗的，如：
七夕景迢迢,相逢只一宵。月为开帐烛，云作渡河桥。映水花冠动，当风玉佩摇。惟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清江《七夕》)
扫尽狂胡迹，回头望故关。相逢惟死斗，岂易得生还？纵宴参胡乐，收兵过雪山。不封十万户，此事亦应闲。(贯休《古出塞曲》)
两首诗，一是富有情采的闺情诗，一为豪迈奔放的边塞诗。或缠绵哀怨，或激昂慷慨，都不见方外之气，而与世俗毫无二致。
唐代僧人世俗化，还在于他们除内典外，多涉览外典，更有以通晓见长的。释怀甫《赠智舟三藏》诗云“更因文字外，多把史书看”。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记有宣州无名僧言其师彦范早究儒学，有“刘九经”之称。出家后，世人也多从之受儒学。而释僧可，“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圆光“校猎玄儒，讨讎子史”。神迥“或谈叙儒史，或开悟玄宗”。这些释子或工吟诗，或究涉儒家、诸子，与当时的士子学人至为相近。
其时释子世俗化更为突出的是孝道观念在僧徒间的流行。唐代僧人多有持孝念、孝行者，如元暠、道纵、道丕者，都为当时有名的孝僧。姚合《送无可上人游边》诗中，称无可“出家还养母，持律复能诗”；其《送僧默然》诗称默然“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僧人之孝行得到了时人的肯定。当时佛教界更有视孝道为其宗旨的。唐释宗密《盂兰盆经疏》卷上开篇即云：
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
这样抬高孝在佛教中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释灵裕也撰有《孝经义记》，以释子之身份而为世俗之《孝经》作论疏，可见其对《孝经》所主张的孝道的尊崇。而唐代盂兰盆会的兴起，自然也脱不了僧界的大力提倡。被儒家视为人伦之本的孝道，乃为佛家所肯定遵行。唐代释子在此实现了与以儒家观念、道德为政治伦理基础的主流社会的一致与融合。
释子心灵世界与行为的世俗化，属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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