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代佛教世俗化的一部分。其间，释子从精神至物质都与世俗社会贴近，了解或感受着世俗的喜怒哀乐、渴望和要求。在世俗化进程中，释子的宗教行为，包括讲经，也将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世俗的影响，他们行为、精神上的俗家气质将不可避免地反映、渗透在其所行的法事中。
三、佛寺功能的拓展
于宗教功能外，唐代佛寺发展了多种社会功能。在国忌日、君主诞日，两京寺观有例行的斋会。宋代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十九《杂录》记太宗贞观二年敕云：
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以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
唐 唐张九龄等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云：
凡国忌日，两京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
则国忌日于佛寺设斋行香，唐初即有，并且普行于天下。佛寺在此成为君主追悼先人，臣僚表献忠心的舞台。有的寺院还用于举行外交活动。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佛寺又成为结盟之所。
佛寺功能的多样化必然冲淡其宗教意味，而加深其世俗气息。而唐代佛寺于此最重要的变化，是其终于成为百姓的文化娱乐中心。佛寺作为游宴之地，古已有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颇记之：
(景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
(宝光寺)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月，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荫。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
寺院成为游宴之地，与其本身环境的优美、闲静有很大关系，而如景乐寺的女乐，则使之更具吸引力。这是北魏时的情形，至唐代，世人于佛寺中游宴的风气更盛。著名的如京城慈恩寺雁塔题名、崇福寺的进士樱桃宴。入佛寺赏花更为当时百姓的习俗。唐代康骈《剧谈录》卷下“慈恩寺牡丹”条云, “京国花卉之盛，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罕不经历”。《南部新书》卷四也云，“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花开最早，为时人流连。此为长安一地，长安以外也同之。唐薛蕴撰《幻戏志》卷七记其时有浙西鹤林寺杜鹃花“繁盛异于常花”，花放日，“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其奢游不逊于长安。
唐代各地多有表演杂伎百戏的公共娱乐场所，即戏场，而很多戏场也就设立于佛寺中。《南部新书》卷五言：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
则长安诸寺多有设戏场者。唐张固《幽闲鼓吹》云：
驸马郑尚书之弟顗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
佛寺之戏场能使公主违背礼仪而前往观看，可见其魅力之大。唐时佛寺中设戏场，演出百戏至为寻常。长安之外的佛寺也有设戏场者。《太平广记》卷三十四《崔炜》(出《传奇》)记贞元中崔炜居南海，“时中元寺，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同书卷三百九十四《徐智通》，言唐楚州医人徐智通闻二雷神相约斗技，有“寺前(龙兴寺)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千人”之语。释道宣撰于贞观十一年的《量处轻重仪》中也举“诸杂乐具”,列有“八音之乐”、“所用戏具”、“服饰之具“、“杂剧戏具”几项，都被称为“荡逸之具”，不得贮于僧寺，由此也反证着佛寺中戏乐之物事的存在。
佛寺成为世俗之人的游戏之地，最为直接地加深了寺院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在以其宗教氛围影响世人的同时，寺院的娱乐功能得到加强。大量世俗之人涌入寺院，为佛教界争取信徒，扩大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之同时的是，红尘俗世的事物也由此进入佛寺，发生作用。佛寺庄严气氛的消失也反映在了法事上，世俗之人对寺院游宴功能的注重，使得在此影响下的佛教界举办面向俗众的法事时，也自然地增加其娱乐成分。《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陈癞子》(出《玉堂闲话》)云：
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在斋会上，可以有伶伦百戏，有市人小说，佛家法事的宗教气味已经淡化。在民间那里，此类法会乃是聚众娱乐的一大场所。这种民间的法事观，最终会影响他们对讲经的要求，使得专门面向他们的讲经活动不由自主地具有了娱乐性，愈趋通俗化。
四、佛教在民间
唐代的君主对佛教多持宽容态度，佛教于此时发展迅速。武宗会昌五年灭佛，“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僧尼及其依附人口据上，将达九十万，文宗开成四年户部奏见管户也只四百九十九万。而正规的佛寺有四千六百，加上兰若四万。以《旧唐书》卷十四《宪宗本纪》载元和时有一千四百五十三县为准，则每县有公私寺庙近三十所。此前佛教之壮盛由此可知。
在君主扶持佛教的情况下，唐代社会各阶层都有着普遍的崇佛氛围。《唐会要》卷四十七载开元二年正月中书令姚崇奏言，“自神龙已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并出私财造寺者”。据同书卷四十八可知，长安的崇义、龙兴、慈恩、青龙、章敬、宝应诸寺，皆为王公贵族所造。士大夫阶层多与僧徒往来，白居易至有“交游一半在僧中”之语。上层是如此，民间的崇佛也不逊色。《唐会要》卷四十七载久视元年狄仁杰疏云：
里閈动有经坊，闤闠亦有精舍。化诱所急，切于是官征；法事所需，严于制敕。
经坊、精舍，民间处处有之，而其重视法事竟甚于官府的权威。同书卷四十九又言“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写经铸佛因需求之多，而转成职业，这些自然与佛教流行于民间分不开。庶民热衷佛教，于迎佛骨事中可见一斑。唐人高彦休《唐阙史》卷下言：
咸通癸巳岁，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中宪宗命取到京时，韩吏部上疏极谏，以为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顶者，刃其臂者。当时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及到京，则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万福楼，降万乘之尊，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不可胜纪。
民间的崇佛，当有上行下效的因素，但其痴狂到破家残身的地方，比之上层是又过之远甚。以庶民为基本成员的社邑，在唐代也渐增多。文籍对此多有记载，如：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
(宝琼)晚移州治，住寿福寺。率励坊郭，邑义为先。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营斋集，各依次诵。如此义邑，乃盈千计。四方闻者，皆来造款。
又，《宋高僧传》卷十六《神凑传》记神凑与白居易结菩提香火社。唐康骈《剧谈录》卷下又记懿宗迎佛骨时，京城坊曲有迎真身社，乃集资以供此时作法事用。这些社邑以建斋、诵经、造经等法事为主要活动，属于佛社。而民间的私社也往往以举行佛教法事为其活动内容之一。这些社邑在唐时遍布全国，对佛教在民间的传播起着重大推动作用。它们也从事讲经活动，敦煌遗书P.2032背面社邑文书云：
面三斗五升，油半升，粟二斗，纳乾元寺，散讲局席用。
傅芸子先生在《俗讲新考》一文中指出：
“局席”两字有宴会之意，大约敦煌民间在举办春秋讲座的前后，由社邑同人轮流送纳物品供给寺僧，作为每次俗讲寺僧酬劳之用。
是则敦煌的民间社邑乃纳资举行讲经。敦煌是如此，他处以情理断之，也大致如此。而它们以下层百姓为主要成员的构成特点，又要求着佛教以通俗的方式、口语化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来集中其注意力，挑起其兴趣，诱导他们向善崇佛。这最终导致了佛教的通俗宣教形式俗讲产生和流行，它反过来又加快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
唐代是一个充满佛教气息的朝代，佛教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佛教也进一步世俗化。佛教从其寺院，到僧人，到法事，到其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流行，都表明着它对世俗社会的贴近、融入。佛教的教义及修行、制度、宣教等都受到了世俗的影响，随世俗的喜好、需要而改变、调整着自己。使之最终与中土文化相合拍、交融，成为其有机部分。这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陆永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