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代佛教世俗化的一部分。其間，釋子從精神至物質都與世俗社會貼近，了解或感受著世俗的喜怒哀樂、渴望和要求。在世俗化進程中，釋子的宗教行爲，包括講經，也將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世俗的影響，他們行爲、精神上的俗家氣質將不可避免地反映、滲透在其所行的法事中。
叁、佛寺功能的拓展
于宗教功能外，唐代佛寺發展了多種社會功能。在國忌日、君主誕日，兩京寺觀有例行的齋會。宋代王溥撰《唐會要》卷四十九《雜錄》記太宗貞觀二年敕雲：
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以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爲恒式。
唐 唐張九齡等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雲：
凡國忌日，兩京觀、寺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觀一寺以散齋。
則國忌日于佛寺設齋行香，唐初即有，並且普行于天下。佛寺在此成爲君主追悼先人，臣僚表獻忠心的舞臺。有的寺院還用于舉行外交活動。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诏元載、杜鴻漸與盟于興唐寺”，佛寺又成爲結盟之所。
佛寺功能的多樣化必然沖淡其宗教意味，而加深其世俗氣息。而唐代佛寺于此最重要的變化，是其終于成爲百姓的文化娛樂中心。佛寺作爲遊宴之地，古已有之。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頗記之：
(景樂寺)至于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嘹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複限礙。
(寶光寺)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月，休沐告歸，征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轸，羽蓋成蔭。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
寺院成爲遊宴之地，與其本身環境的優美、閑靜有很大關系，而如景樂寺的女樂，則使之更具吸引力。這是北魏時的情形，至唐代，世人于佛寺中遊宴的風氣更盛。著名的如京城慈恩寺雁塔題名、崇福寺的進士櫻桃宴。入佛寺賞花更爲當時百姓的習俗。唐代康骈《劇談錄》卷下“慈恩寺牡丹”條雲, “京國花卉之盛，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罕不經曆”。《南部新書》卷四也雲，“長安叁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花開最早，爲時人流連。此爲長安一地，長安以外也同之。唐薛蘊撰《幻戲志》卷七記其時有浙西鶴林寺杜鵑花“繁盛異于常花”，花放日，“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玩。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闾裏之間，殆于廢業”，其奢遊不遜于長安。
唐代各地多有表演雜伎百戲的公共娛樂場所，即戲場，而很多戲場也就設立于佛寺中。《南部新書》卷五言：
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于保唐。
則長安諸寺多有設戲場者。唐張固《幽閑鼓吹》雲：
驸馬鄭尚書之弟顗嘗危疾，上使訊之。使回，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
佛寺之戲場能使公主違背禮儀而前往觀看，可見其魅力之大。唐時佛寺中設戲場，演出百戲至爲尋常。長安之外的佛寺也有設戲場者。《太平廣記》卷叁十四《崔炜》(出《傳奇》)記貞元中崔炜居南海，“時中元寺，番禺人多陳設珍異于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同書卷叁百九十四《徐智通》，言唐楚州醫人徐智通聞二雷神相約鬥技，有“寺前(龍興寺)素爲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計不下叁千人”之語。釋道宣撰于貞觀十一年的《量處輕重儀》中也舉“諸雜樂具”,列有“八音之樂”、“所用戲具”、“服飾之具“、“雜劇戲具”幾項，都被稱爲“蕩逸之具”，不得貯于僧寺，由此也反證著佛寺中戲樂之物事的存在。
佛寺成爲世俗之人的遊戲之地，最爲直接地加深了寺院與世俗社會的聯系。在以其宗教氛圍影響世人的同時，寺院的娛樂功能得到加強。大量世俗之人湧入寺院，爲佛教界爭取信徒，擴大影響，提供了良好的契機。與之同時的是，紅塵俗世的事物也由此進入佛寺，發生作用。佛寺莊嚴氣氛的消失也反映在了法事上，世俗之人對寺院遊宴功能的注重，使得在此影響下的佛教界舉辦面向俗衆的法事時，也自然地增加其娛樂成分。《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陳癞子》(出《玉堂閑話》)雲：
唐營口有豪民陳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于上都齋會設此。……”。
在齋會上，可以有伶倫百戲，有市人小說，佛家法事的宗教氣味已經淡化。在民間那裏，此類法會乃是聚衆娛樂的一大場所。這種民間的法事觀，最終會影響他們對講經的要求，使得專門面向他們的講經活動不由自主地具有了娛樂性，愈趨通俗化。
四、佛教在民間
唐代的君主對佛教多持寬容態度，佛教于此時發展迅速。武宗會昌五年滅佛，“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僧尼及其依附人口據上，將達九十萬，文宗開成四年戶部奏見管戶也只四百九十九萬。而正規的佛寺有四千六百，加上蘭若四萬。以《舊唐書》卷十四《憲宗本紀》載元和時有一千四百五十叁縣爲准，則每縣有公私寺廟近叁十所。此前佛教之壯盛由此可知。
在君主扶持佛教的情況下，唐代社會各階層都有著普遍的崇佛氛圍。《唐會要》卷四十七載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並出私財造寺者”。據同書卷四十八可知，長安的崇義、龍興、慈恩、青龍、章敬、寶應諸寺，皆爲王公貴族所造。士大夫階層多與僧徒往來，白居易至有“交遊一半在僧中”之語。上層是如此，民間的崇佛也不遜色。《唐會要》卷四十七載久視元年狄仁傑疏雲：
裏閈動有經坊，闤闠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于是官征；法事所需，嚴于製敕。
經坊、精舍，民間處處有之，而其重視法事竟甚于官府的權威。同書卷四十九又言“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寫經鑄佛因需求之多，而轉成職業，這些自然與佛教流行于民間分不開。庶民熱衷佛教，于迎佛骨事中可見一斑。唐人高彥休《唐阙史》卷下言：
鹹通癸巳歲，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中憲宗命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谏，以爲遠近農商，棄業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刃其臂者。當時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及到京，則傾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寶馬，阗咽衢路。天子禦萬福樓，降萬乘之尊，親爲設禮。兆衆涕淚感動，左右竭家産，斷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
民間的崇佛，當有上行下效的因素，但其癡狂到破家殘身的地方，比之上層是又過之遠甚。以庶民爲基本成員的社邑，在唐代也漸增多。文籍對此多有記載，如：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爲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
(寶瓊)晚移州治，住壽福寺。率勵坊郭，邑義爲先。每結一邑，必叁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方聞者，皆來造款。
又，《宋高僧傳》卷十六《神湊傳》記神湊與白居易結菩提香火社。唐康骈《劇談錄》卷下又記懿宗迎佛骨時，京城坊曲有迎真身社，乃集資以供此時作法事用。這些社邑以建齋、誦經、造經等法事爲主要活動，屬于佛社。而民間的私社也往往以舉行佛教法事爲其活動內容之一。這些社邑在唐時遍布全國，對佛教在民間的傳播起著重大推動作用。它們也從事講經活動，敦煌遺書P.2032背面社邑文書雲：
面叁鬥五升，油半升，粟二鬥，納乾元寺，散講局席用。
傅芸子先生在《俗講新考》一文中指出：
“局席”兩字有宴會之意，大約敦煌民間在舉辦春秋講座的前後，由社邑同人輪流送納物品供給寺僧，作爲每次俗講寺僧酬勞之用。
是則敦煌的民間社邑乃納資舉行講經。敦煌是如此，他處以情理斷之，也大致如此。而它們以下層百姓爲主要成員的構成特點，又要求著佛教以通俗的方式、口語化的語言、生動的故事，來集中其注意力，挑起其興趣，誘導他們向善崇佛。這最終導致了佛教的通俗宣教形式俗講産生和流行，它反過來又加快了佛教的世俗化進程。
唐代是一個充滿佛教氣息的朝代，佛教在此期間取得了長足發展。同時，佛教也進一步世俗化。佛教從其寺院，到僧人，到法事，到其在社會各個階層的流行，都表明著它對世俗社會的貼近、融入。佛教的教義及修行、製度、宣教等都受到了世俗的影響，隨世俗的喜好、需要而改變、調整著自己。使之最終與中土文化相合拍、交融，成爲其有機部分。這也就是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陸永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