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用《金刚经》中的文句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以上这些都是表明达摩的禅法，发展到道信、弘忍时，在遵循《楞伽经》的重心性转变,心性觉悟的基本宗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将般若中观思想纳入传法中。再经弘忍传慧能以后，《金刚经》在禅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此可以说，东山法门是中国禅宗史上的转折点，它为慧能禅的出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东山法门的建立
东山法门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么是什么外因内缘促成它的建立呢？应该说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是促成东山法门建立的外在客观原因。
道信、弘忍时代，社会环境起了明显的变化。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正是北周武帝灭佛之后，在扬坚的支持下，下诏复兴佛道。隋文帝建隋灭周(公元581)，为了巩固统治，充分利用佛教，奖挹佛法。即位之初，即：“普诏天下，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一切经，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而且隋文帝之兴佛，“偏宗定门”， 促使南北禅法的振兴。达摩的禅法也籍此而获得了转机。隋文帝之后，隋汤帝也始终对佛教表示崇敬和支持。
道信在入皖公山依僧璨时，隋已统一大江南北，而在他住皖公山、吉州寺、大林寺前后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正是隋代两朝帝王大兴佛法的统治时期。在这一有利的背景和条件下，使得他能“定住山林”有安定的生活环境和充裕的时间研习禅法，传授禅法。唐王朝建立以后，也曾利用佛教为己用，如唐太宗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 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十余有所。帝王的崇佛，为道信，弘忍在黄梅居住三十多年，长期传授禅法，广开禅门，培植人才，壮大队伍，创立东山法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达摩的禅法到道信，弘忍时终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以上是东山法门建立的外部条件，它的内部原因是什么呢？从三个方面来说。
首先，东山法门的建立，有它一定的思想基础。我们知道道信在游学南方时便深受南方般若和玄学的影响。如在道宣《续高僧传·道信传》乃至杜朏《住法宝记》中都曾记载，他教大众念“摩诃波若波罗密”而退贼之事，就表明他对般若之重视了。又道宣、《续高僧传》《道信传》中曾记载，他曾留住在庐山大林寺，此寺为智锴所建，智锴是三论师兴皇法朗的门人，并曾从天台智者大师修习禅法。 道信在此寺留住多年，受到三论，乃至天台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都为他更多的接近空宗思想提供了条件。而且湖北一带自南北朝以来一直是三论空宗流行的地区。因此道信在湖北黄梅聚徒定居时，便将《楞伽》与《般若》融通起来，这《楞伽》与《般若》的会通便成了东山法门建立的思想基础。
再说《楞伽经》与《文殊说般若经》也非难以相融，相反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如前者有般若空观的内容，而后者则有如来藏思想 。而且四卷《楞伽经》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广泛，可以为佛教不同的学派或宗派所借用。当时对它的传习也已经偏重于文句的疏解，不免名相支离，失去了指导实践的精神，这对强调“自觉圣智”的达摩禅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反而会发生一定的流弊。而般若类经典，尤其是《金刚经》篇幅短小，语言简洁，受他思想精神的影响，改变了佛家一向对禅的看法，而将禅的意义又扩大了，不一定要静坐敛心才算禅，就在平常的生活日用里都可以和禅打成一片，这容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道信大概有见于此，故促使他将《般若》融入《楞伽》禅之中。他这种创新，对达摩禅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
其次东山法门的建立，是对客观形式的适应。道信住黄梅双峰山三十多年，及其弟子弘忍受嘱咐后住东山二十余年，继传禅法时期，是唐王朝建立，并走向强盛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寺院经济急剧壮大，如史书中记载，唐初长安西明，慈恩等寺，以及国家营造的大寺都有敕赐庄田。 又如“京师清禅寺圆圃周绕，水陆庄园，仓廪碾矶，库藏盈满，莫匪由焉”， 乃至武后天册元年(695)时已经是：“所有公私田宅，多为僧有。” 寺院经济如此的壮大，佛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迅猛成长，开始了创宗立派的活动。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客观形势的需要，佛教有必要向社会提供更为有效的宗教理论和实践方法。对《文殊说般若经》《金刚经》等般若类经典的重视现状说明了这一点。同时，道信和弘忍为适应这一形势，还据《文殊说般若经》倡导了“一行三昧”的念佛方便，使“立旨幽赜。”“理性难通”的达摩禅朝向易为人们理解和实行的方面发展。
第三，为了适应传法地域的变化，楞伽师的禅法有必要加以改变。从传记中，我们知道达摩和慧可两代楞伽师，曾在黄河流域即北方嵩洛一带，进行了近半个多世纪的传法活动，然而他们在这一地区的传法活动，并未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都没有表示出较大的兴趣和有力的支持，相反是备受打击和排挤。如达摩的“存见之流乃心生讥谤，” 甚至还曾六度被人毒死。 慧可也很凄惨。如《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中说：他到邺都弘禅“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禅师道恒者，还勾通官府，对慧可进行迫害，造成这种结局最根本的原因是，达摩这一理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禅法，难以改变北方地区已经深入人心的佛教传统，无法适应这一地区人们注重多种修行的思想方式和实践活动。而到僧璨特别是道信、弘忍时，他们便开始了，在长江流域中国南方地区的聚居生活与传法活动。他们传法活动的趋势，在地域上已自北而南，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展开了。他们在这一区域传法，很有可能摆脱由地区差异而造成的楞伽师被动局面。
因为，这一区域属古代楚文化区域，老庄思想发源并流行于这里。哲理的思维，自由的玄想成为这一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六朝时代，以老庄思想为主题的玄学本体论哲学十分发达。佛教的般若学，当时在这一区域也非常盛行，它与老庄玄学相互印证，相映成趣，使“空”“无”的本体论哲学，以及抽象的思维方式予整个时代留下了深刻地影响。道信、弘忍就是为了适应南方这种佛教风尚，便将般若玄学引入了达摩禅法之中。总之，东山法门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楞伽师适应传法地域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东山法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禅宗朝向崭新的方向发展。
东山法门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
关于东山法门，萧捷父教授曾称赞说：“东山法门具有破旧立新的改革精神，取精用宏的创造精神，广开法门的宽容精神。” 的确东山法门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它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从禅法思想上看，东山法门已经包含了以后南北禅宗的基本思想与方便法门。南能北秀皆以正传东山法门相标榜。道信所倡导的“一行三昧”成为南北禅宗的共同禅法。尽管神秀以真如、真心解“一行”，慧能以实相、自心解“一行”空有的思想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立足于真空妙有契合无间，真心、人心本来不二的立场，遵循着“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还源，断除恶习，”的禅修途径予以发挥的。事实上北宗重观心，南宗重识心自悟，都可以在东山法门中找到源头。
其次，就东山法门的门风而言，道信、弘忍一改达摩以来单纯依靠布施的头陀生活，为劳作自给，农禅并重的丛林生活。在道信、弘忍之前，禅僧们多依乞食，行头陀行。如与慧可同时之僧那禅师“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为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 晋末之释僧显“诵经业禅为务，常独处山林，头陀人外，或时数日入禅，亦无饥色。”而到道信、弘忍时，他们在黄梅双峰山、冯茂山(东山)一住就是几十年，有了比较固定的徒众，依山傍林，安居传法，倡导团体生活。正所谓“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 在经济上农禅并作，自给自足。如《传法宝记》中曾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从这寥寥数十字，就道出了当时道信，是提倡作坐并行的。“能作三五年”的“作”或名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他的门人一边坐禅一边去从事作务，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当时所集聚的五百余徒众，便全是依靠自身的劳动，主要是垦荒柴耕，解决吃饭问题的。及至弟子弘忍“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 他把行、住、作、卧四仪都作为修行的道场，身、口、意三业皆能为佛事。他这便是继承道信作坐并重的禅风。由此他们正式把劳动吃饭当作禅门的大事，列进禅行之中，改头陀苦修为自食其力，自耕自给的农禅并重的丛林集体生活。这在整个佛教史上，是一件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创举。后世禅宗的“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的禅宗丛林制即导源于此。
再从东山法门的俊秀来看，东山法门，法妙人尊，不但表现在道信门下，“缁门俊秀，归者如云。” 弘忍门下“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 崇拜者众多，而且龙象辈出，人才济济。其中，“堪为人师，”影响一方的著名弟子有：神秀、智诜、刘主薄、惠藏、玄约、老安(即慧安)、法如、慧能、智德(高丽僧)、义方和玄赜。神秀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气势薰天。慧能则弘扬南宗顿教，独树一帜。嵩山老安，“深有道行，宜身安乐，反经合权，出于山门，徧于天下。” 法如在弘忍处咨受三昧，经十六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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