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禅教一致思潮的深层结构变迁

　　蒋海怒

　　(一)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阶段。经过慧风东扇后数百年的酝酿，中国化佛教流派各立宗门，繁枝竞秀，所谓“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兴。”①“智者破斥南北之后，百余年间，学佛之士莫不自谓双弘定慧，圆照一乘。……而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谈法界，阐名相者盛于长安。”①这段话简短概括了智额、慧能、法藏、玄奘等佛学家相继提出各自思想体系的历程。但由于上述各人思维的视域和源流的不同，各宗之间的分歧也愈来愈突出：“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③其中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自识而势力日益强大，使得禅教矛盾成为当时佛教内部的主要问题。与此相对，国人大一统的心理偏向和“判教”、“法统”的思想也要求重新整饰佛教界，唐代出现一股勘定教禅关系的“禅教一致”思潮。这股思潮是教禅关系逻辑衍化的结果，内涵了对禅门、教派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统一性的回答。唐五代“禅教一致”的内在理路表现为一源互用、依教判禅、禅教兼重、以禅摄教等不同特点。笔者以为，以往此问题的研究重点多放在个别人(如宗密)的个别著述上，尚欠对其纵深的衍化过程作历史性考察。

　　据称释迦以见道证果诸种方便法门教化众生，因此天竺的“三乘十二分教”即是对宗教义理的敷演，又是对宗教修行的描述，二者原不可分。禅教关系就深层旨归而言可以转化为佛学内部的知行问题，即佛教理论和佛教实践的关系问题。二者同为佛教修行的两面，本来就具备共通性、一致性，不存在不可调和、根本悖离的反差。从我国佛教传播史来看，二者的协调、平衡也是主流。东汉以后的佛典翻译就有禅教兼弘的传统。彼时由安世高译小乘禅数学、支谶译大乘般若学，二者相得益彰。后继译师康僧会、支谦等人也注意此点。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南方重义学，北方重修习的差异，但两种学风间也不断进行交流。综上可见，禅教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性。

　　隋唐各宗为维持其理论体系的圆融也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天台的“圆顿止观”的主旨即为教观合一，相辅相成。在“天台三大部”中，《法华玄义》主说教相门，《摩诃止观》主说观心门，实是一种禅观。华严宗杜顺作《华严五教止观》也体现了禅观与教学相结合的特色，其后法藏还创立“妄尽还源”观。法相唯识宗提出“五种唯识观”以组织自己“转识成智”的理论。禅宗也有“藉教悟宗”的历史，曾分别借用《楞伽》四卷、《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文殊说般若经》、《圆觉经》等经典阐解宗门大意。或以经论权实辨诸禅是非，或以禅心性相解经论理事，禅教一源、两翼齐飞是各宗创始人的主流态度。

　　(二)

　　“，禅教一致”的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证始于宗密，但从唐朝中期以后许多禅师和学僧也不断进行会通禅教的工作。在禅宗内部，由于对佛教义理的需求和对自己独特品格的确证必须会援引教门理论来树立“宗风”。

　　牛头禅首先将般若学荡相遣执的说法引入禅观。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法融曾受学三论宗门下，并屡次开讲《法华》、《大集》等经，弘扬佛理。另据《法华传》云：“释法融……乃依茅山丰乐寺大明法师听《三论》及《华严》、《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诸经。……又听盐官邃法师讲诸经论。……后有永嘉永安寺旷法师、会稽一音寺敏法师，钟山定林寺曼法师并当时义海，融遍游座下，忻然独得。”①法融创立的牛头禅融合禅教的努力收到良好效果，其禅学思想成为中华禅的一支主流。

　　石头希迁宗乘之获得乃因看弘扬般若中观学的《肇论》：“师(希迁)因看《肇论》，至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

　　师乃拊几叹曰：…·遂著《参同契》。”②《参同契》本是通教仙书，希迁藉之提唱玄旨，表现出学问僧人的形象。在《参同契》中，他不同“回互不回互”解释理事关系，可谓华严宗余波所及。永嘉玄觉禅师在参慧能之前，精习天台宗止观学说，后因读《大般若经》、《涅架经》、《维摩经》而发明心地。故《证道歌》云：“有人间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③摩诃般若，即大乘空宗，是南宗禅和天台宗的理论基石。可见天台和禅如蜗之二角，同出一头。至于荷泽系神会，在慧能门下就被评为“知解宗徒”，④后来在开坛堂说法时也屡引《金刚》、《维摩》等经表诠自己的观点，在和北宗禅系门徒争法统时也引经据论批判对方。

　　教门内，天台宗先驱慧文、慧思皆是禅I，刁大德，皆属于“如来禅”的北渐禅系。天台中兴之祖荆溪湛然的重要论点“无情有性”

　　说吸收了牛头禅“草木无情，本来合道”⑤的提法。而牛头禅此点明显是继承三论宗的佛性遍在学说：“若于无所得人，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并是佛性也！⑥这说明各宗派在部分观念上早有互相攀引的做法，也说明禅教一致说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就华严宗而言，四祖澄观法师学佛过程中也“十年，就苏州，从湛然法师习天台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⑦又“从牛头忠，径山钦问西来宗旨，又谒洛阳无名禅师，印可融寂，自在受用。”⑧澄观在学习天台、禅宗之后，还将它们引入华严宗教法。如在判教问题上把法藏提出的“圆教一乘顿教”比附为其后的南宗禅。另外，在其著《心要法门》中明确引用诸如“虽即心即佛，惟证者方知”⑨等禅家修证语言，表现出调和华严和禅宗的倾向。澄观“禅教一致”论的思想萌芽及其最终归依华严宗的做法对宗密产生巨大影响，后者即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依教判禅”体系。

　　(三)

　　中唐时期，各宗都力图扩大自己的地盘，导致彼此之间磨擦持续不断。教门内如华严对唯识学“妄识”说的批评，天台湛然对华严宗“缘理断九”性起说的抨击。禅宗内部更分成数家，干戈相向：“故数十年来师法益坏，以承禀为户牖，各自开张，以经论为戈，互相攻击，情随函矢而迁变，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纷孥，莫能辩析。”①维护佛教正常发展的需要使“禅教一致”思潮由潜流升至表层。另一方面，由傅奕开其端，韩愈继其尘，得到众多官僚地主阶层拥护的唐代排佛声浪愈益同涨，也迫使佛教界内部协同观点以维护生存。另外，三教鼎立局面的长期延续和“三教一致”说的倡行也使“禅教一致”说应运而生。宗密倡导“三教一致”、“禅教一致”论也不是偶然的，从其个人经历言，少时的宗密饱读诗书，长大后也念念不忘儒家伦理，曾撰《盂兰盆经疏》宣扬供养母恩的孝道思想。宗密出家后又经过禅宗和华严宗的双重洗礼，他是禅宗荷泽系的第五代传人，又被推为华严五祖，这种身份也有利于他弘扬“禅教一致”的思想。宗密的代表作是《华严原人论》和《禅源诸诠集》，前者将儒道释三教统一起来，而以华严“一乘显性教”为最高的“佛了义教”，后者纂编禅宗各家思想：“今集所述，殆且百家。”②但不久即散失。现仅存该《集》的《都序》(总序)。

　　宗密虽持禅教一致说，实是以教为主导。并在华严宗真心本觉观点上立论要统一佛教。这种压低禅门，抬高教派的态度体现于他游学禅门而最终归依华严宗的做法上。宗密首倡的“禅教一致”论本质上是“依教判禅”。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三教配三禅，排定佛教内的次序。⑧主要内容如下：

　　宗密的“依教判禅”理论的社会影响是令人失望的，它并没有被当时的佛学界尤其是禅宗普遍接受，虽然宗密本人“开启了佛教发展的大方向。”④它的迅速泯灭与宗密对佛教理解的宗门局限相联系。首先，在三教和三禅的配对上造成了许多差缪：《唐五代“禅教一致思潮的深层结构变迁(蒋海怒)》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