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悟道与生命实存——蔡日新先生访谈录
香港中文大学赵汝明先生提问 蔡日新先生笔答
问：先生这些年来有缘在台湾的《慧炬月刊》及香港的《内明月刊》这两份声誉甚高的杂志发表论文，港台教内的同仁对先生的见解料会有一定的反应，这是很好的事。先生在此可否谈一下个人的学思经历？
答：承《慧炬》与《内明》两份刊物不弃，能够采用拙作，自当万分感激。惜乎个人的修学甚浅，所谈恐不能嘉惠后学。然为应贤者之约，聊作个人自学简介。
我是学中文的，首先专注于小学(文字、训诂)。又因为个人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学，在这方面曾作过不少探索，发表过数十篇论文。然因多少时事风雨，际遇乖殊，遂感人生但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乃于1987年以后弃文学佛，迄今十有余稔矣，且将矢志不渝。
刚刚学佛，遇到的问题实在还不少：一是善知识难遇，二是因为文革浩劫，佛典难求(即使港台善信大德捐赠大陆寺院经书，也无法方便借阅，至今尚且如此)。最初(1981年)，友人衡山张仲阳(已故)亲手钞经赠余，方才使我能凭借辞书将《弥陀》、《心经》、《金刚》、《法华》、《维摩》与《智论》等经典仔细阅读，并写下札记。后来，大陆的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处均偶尔印行经论，书源由是日广，阅读面也逐渐增多。由于本人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基础，因而逐渐地发现了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随之而嬗变的人文思想，在先秦莫过于老庄、于魏晋莫过于玄学、至隋唐莫过于禅学，迄乎赵宋则被理学取而代之。而禅学在中国传统的高邈的人生完美理念中臻于极致，其影响也十分深远。佛教自从东传中土以来，至禅宗的产生，方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至此方才有中国本土的佛教。基于这样一种心得，我便着手整理资料，花了近两年时间，写成了我的第一部禅学著作《禅之艺术》。该书从中国历史纵横的发展角度与禅文化对各种艺术门类的渗透这两个角度，对于禅化的艺术作了一些粗浅的探究。自然，今天检视原书中的每一个章节，似乎都可以当作一部专著来写，而拙著中的欠深入欠全面之种种弊端，也就在所难免了。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本人在禅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个人学佛的一些心得体会之结晶。
1994年底，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访问了台湾，此次，我在香港拜会了妙法寺的修智法师，后来在台北有幸拜见松山寺的灵根长老。特别是灵根长老，他那种慈父般的关爱，使我至今难忘，这无疑也成了我学佛的增上缘。回到大陆，我分别写了一些文字在佛刊发表，颇觉得台港佛教在实行大乘的菩萨道方面作得很不错，在弘扬佛教文化事业上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从此以后，我对佛教倍生信仰(在此之前也曾几度持斋坐禅)，亲身体念也更加深刻了，加之每年往往到安居的佛学院去上课，并且参与他们的共修，由是与道更亲。打这以后，案头之书皆黄卷，与友人之交谈多为禅观心见，书法作品也只限于禅门诗偈，殆而今而后，绝不复再作世俗文字了。
问：先生的学术专业志趣，目前是偏向于禅宗，据知今年内将有三本专著问世，它们分别是《禅门悟道公案选析》(台湾圆明出版社)、《希迁与曹洞禅述评》、《洪州禅述评》(台北慧炬出版社)。先生对禅宗学术贯注如此多的心力，当然认为这门宗派的义理精神在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请您就这个方面表述一下。
答：以上三部著作均与宝岛之出版社商定印行，唯圆明出版社可能略为快一点。自然，我在完成日常的工作(每天有两堂中文课以及琐屑的毫无疑义的政治学习)之后，并在夏日丛林的讲学之余，要作这些事业，固然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驴子”似的那种吃苦精神，这些事业恐怕是不能作成功的。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求官求爵者互相倾轧，求财求禄者下海挣扎，其余无所事事者不是打牌就是跳舞……像我这种人几乎成了这个社会里的“博物馆中的古董”。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假使守不住这种清贫，耐不住那份寂寞，是断不会在书斋里“习静”的。
诚然，我之所以“衣带渐宽终不悔”地研究禅学，乃至为了它而“消得人憔悴”，也就是因为我体会到了禅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价值。禅宗在中国佛教中不但能坚持佛教中最根本的教义，使这个宗派永远不脱离佛教的轨道，但它又能随缘善巧，采用各种不同的修持方式以期达到了生脱死的目的。尤为可贵者，乃是禅宗中诸多大德不依谀权贵，注重自我的心性修持与解脱，在东晋远公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之后，真能坚持这一原则，使佛教不至于成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者，盖也只有隋唐之禅宗最富有代表性。惟其如此，在禅宗的应机堪辨、棒喝怒呵之中，却无不是一片慈悲心的体现；也无不闪烁着智慧的火光，因而，读者若沉浸其中，含英咀华，则自有一番至味在心头。如果将修定与参禅相结合起来，则自然易于忘身忘世，不耻恶衣恶食，不为名利与强权所左右，时时把握住自家心地的清净道场。这是从修身的角度来讲的，若果从思辩的角度来说，禅宗不只是强调自力，而且还十分主张妙悟，它所悟的内容自然是“无生妙谛”了。但这种参悟的思辩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些形而上的理念之建立与体证，则影响尤钜。诗家因妙悟而风格空灵，画家因妙悟而得丹青三昧，音乐家因妙悟而妙契天籁，园林建筑、书法工艺，无不因妙悟而臻上乘。尤其是中国的哲学，诸如宋儒之理学以及王阳明之心学，它们无不从禅学中所吸收的营养，其禅学思想的印记则更为明显。站在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懂得禅学便不懂得隋唐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何况禅家一生所期的是开悟，也就是为了证得一种超越时空的“妙谛”(亦或称之为“道”)，而作为这一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一不异、不断不常、不垢不净的永恒本体，它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实在是矢志不虚此生者所应当亲自体证的。基于以上数者，本人才如此孜孜矻矻地研究禅文化，以期为来者提供一隙之明，亦期使自身修养更臻完善。
问：日本当代禅学大家铃木大拙，其名声地位已受到欧美学界重视，他承继临济禅衣钵而自成一家，建立了所谓的“铃木禅”。作为门派创始人，铃木氏固然有自己的论据与探讨方式，他曾在其著名的作品《禅学论文集》(Essays in Zen Budhism)第二册中阐述“禅始终超越时空关系，当然更要超越历史的事实”。这里所谓“更要超越历史的事实”之涵义，吾人当如何了解？近人胡适也曾批评铃木的这种观点，他认为铃木所谓的“超越”的涵义乃是反逻辑、反历史的禅学见解。对这种讲法，先生以为然否？请予评说一二。
答：对于铃木大拙，本人缺少研究，加之内地很少有译著推介，我在这方面的心得不多，不敢妄谈。在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涉猎的铃木译著，略微作些粗浅的回答。
铃木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宗教活动家与学者，他不只是将禅学推介到了欧美，而且也创立了他独具风格的“铃木禅”，这其间必然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可不借鉴。作为佛教的弘传，本身就有一个契机与契理的原则，临济禅在传到日本时，未见得就不要为了适合当地众生的根机而作一些局部的、甚至是根本的调整，因而铃木在二十世纪初叶面对现代文明，面对因为人类的占有欲泛滥而造成的种种社会生活不安宁的困扰，他也未免不对已经日本化了的临济禅再作一些应机施教的善巧宣说，这些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未可厚非的。这在铃木的《通向禅学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之《绪论》中，便有非常明显的阐述：“我想直率地指出，在禅家之中有着东方民族文化，尤其是日本民族的哲学、宗教乃至人生的全部成果－－或者可以更直率地说－－结晶。”
至于铃木所提到的“超越”，他很明确地认为禅是超越时空的，其间确实也还有一些教理的依据。铃木认为“禅是一种人类精神，禅宗相信“本来契机”、“本性向善”，假使在此附加上什么或舍弃了什么，都会损害种种精神的健全性。”深信含灵皆具平等待清净觉性，这种思想早在东晋的道生法师时，便已经成了佛门中的共识。既然众生皆具此觉性，那就自然没有任何畛域(空间)的的界限，因而，《起信论》说：“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当禅者一旦发现自己的清净觉性(即接近“漏尽”的境界)，也将会证契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而这一境界在时间上也应当是可以超越的。铃木的“超越时空”之说，显然是本乎“真如缘起论”，并非无经教可依。
但另一方面，铃木认为：“禅宗只不过是通过锻炼身心来洞察心灵的本来面目，使自己成为心灵的主人。这种洞察自我心灵的本来面目，才是禅宗的根本目的，因此，禅宗远远地超过了“冥想”与“禅定”的涵义；禅宗的训练是打开心灵的眼睛，以审视自身存在的缘由。”铃木所谓的打开心灵的眼睛的目的，乃在于“使每个人各自的心灵有无限的自由”，从而使人们达到“生活在现实世界如同在伊甸园中散步”(均见《通向禅学之路》)的目的。从铃木的修持方式(“心灵训练方法”)与修持目的(“心灵无限自由”)来看，也多少有些背离禅宗的轨道，也似乎十分违背佛家的根本教义。首先，禅宗的修持不应当只是简单的“心灵训练”，它应当是摄定慧于一体，而不是简单地偏重于心慧之训练与提升，若果只 单纯地注重于慧学，那么，其所得之慧也只可能是“狂慧”、或者“空慧”，况且为了获得开悟，古德亦曾以六度万行来“统摄”，从而殊途同归。其次，禅修的目的为的是断无始劫来的“无明惑业”，从而出生死之流，并非只是单纯的心灵法喜受用，而要在于对“无生妙谛”的实在契证。对于铃木的以上这两点，应…
《禅学悟道与生命实存——蔡日新先生访谈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