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八十人，都是被抓来的。地上铺的是稻草，什么都没有。之后我们从长沙出发，被送到广州，交给青年军。青年军素质还算不错。
从长沙到广州是坐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用一条粗绳，一串串把人绑起来，两头绑在火车的门把上，有带枪的军人在那里看着，晚上如果要去上厕所，要主动喊报告，如果随便站起来，他会拿枪打你。对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还好，因为过去我在大陆苦行过，什么苦都受得了，在军队难不了我。当时大陆的情况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从广州坐登陆艇来到高雄，被送到凤山，在湾仔头。
过去军人是用抽壮丁的方式招募的，类似现在的团管区要交兵，有人愿意当兵，有人花钱去买，买了之后可以不用当兵。不够的再去抓兵，抓来之后补缺。由于是补缺，到现在我身分证上的名字还不是我，而是那个逃兵的人，当初他也是被抓兵，后来逃了。因为军队里不准改，到现在我还是用那个身分证。本来我复姓欧阳，身分证上却姓徐，这个人的学历还蛮高的──南京艺专毕业。
后来我在台湾部队当教官，有一次参加一个校官班，当时我已经是少校。逃兵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也在军队，也来受训。他看我贴的名条是“徐昌龄”，下课时就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九、引进新式教育法
我在军队那段时间，除了当兵一百天之外，其它十年的时间都是当军官。本来我在高雄凤山勤务连站卫兵，一班两个小时。连上有一位指导员，也就是现在的辅导长，他感觉我这个士兵好像跟一般士兵不太一样，要我去考孙立人办的干部训练班，一出来就可以当少尉军官，有机会转出来。我去考了，也顺利考取，所以总共当了一百天的兵，之后当了十年的军官。
考上干部训练班没多久，又被派到宜兰通讯连学校受训，在那里学无线电的原理，从事无线电工作。后来我发展传播事业，和这项经历有点关系。[1]我都是待在学校，最早在第四军训练班，后来改为陆军官校，我在那里当教官。步兵学校在民国41年(1952)复校，我们被派去创校。那时候当教官比较方便，都是上、下班；也很自在，可以穿便服上课。因为政府接受美援，一切都依美国式作法。
如果说我在军队时曾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是在教育方面。我曾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受训九个月，专门针对怎么做老师的主题上课，课程教得很仔细，所有有关教师的知识都教了，包括制作图表、讲义、教案的方法，甚至授课时间的比例分配、教鞭的使用、黑板的写法等等细节，要求都很严格。
例如授课时间的方法，那时候一堂课通常是一小时，实际上是50分钟，可以分两小节，第一小节大概23分钟，23分钟结束，再来是第二小节，要讨论问题，把握时间和学生交换意见。之后留下一些时间做结论。一堂课讲完，刚好50分钟。
又比如使用黑板，写黑板时，假使用右手写字，必须站在左边；左手写字，则必须站在右边，都是用侧面写字，每一个字学生都要看得到。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因为写下去的每一个字，学生看得到，再解说下去，学生一定会有印象。现在有些人当老师，背对着学生写黑板，一个人搞自己的，那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背对学生写黑板，学生会自己在下面聊天、捣乱。
另外，他们教怎么示范图表，包括图表要怎么放、怎么翻。他们新发明一种用透明纸做的“夜间图表”，利用电灯的光，晚上也可以看到。
从美国受训回来，我们带回了这些教育改革方法。早期台湾的军事教育都是从大陆带来的传统式教育，到我们那时候，政府已培养出我们这一批由军队出来的教官，再让我们去培养教师。部队中成立了教官训练班，完全用美式教育，班主任是校长［步兵学校校长张立夫］，他是中将；我是副班主任，只是上尉，但因为在美国受过专业训练，学得正规教育，因此训练三军所有的教官。培养教官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改变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训练班结束后，我们跟教育部、台湾省教育厅合作，继续做了很久的教育训练。当时台湾除了教导训练班之外，最早是由我们培育三军教官。
我们带回的教育改革是老师方面的改革，几乎每一样做老师的条件，我们都教。包括怎样做教育计画、教案、讲义，怎样上课，怎样使用图表、黑板、教鞭，甚至怎样考试。
例如我们要求上课要做重点提示，把重点标出来，不能让人觉得老师在玩手法，不告诉学生重点。过去上课很少有重点提示，都是要背整本书，可是学生一个学期要念多少书，没有重点的话，要学生死背一本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考试方式中，问答题或测验题都不是问题，可是过去的考试，总是让学生没有太多联想的空间，这是我们要改善的。我们很讲究要求学生自己思考，包括怎么样独立思考去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当初带回了一个课程~速读，通常一般速读法是一行一行很快地读，可是我们的速读是钻石法而不是平面法，把一本书一个中心点像钻石菱形、立体一样来读。可是最后这种速读方式没有办法推广，因为要学会并不容易，不只是要眼睛快而已，也要从很多文字中马上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什么；这样读书会知道大意，把握这个观念后，书读得快，对整本书会有个概念。
此外，我们从美国带回来的教育方式，对于出题技巧、评分也都有改善。比如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答案、三个答案都对，如果全部答案都打勾，那应该没有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以上皆是”，这是一种新的出题方式。
智力测验也是我们带回来的，以前台湾没有智力测验。这些都是全国比较优秀的教官去美国受训带回来的新方法。
从国外带回来新式教育方式后，学生读书确实比较活泼了，不会那么死板。以后军队教育却变质了，陆军官校出来的虽然都有大学程度，可是没有真正培养出对军队教育有很大帮助的人才，甚至原来的目标是影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方面的倾向却慢慢消失了。现在的老师好像都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在讲话时，通常不喝水，这是因为过去我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时，对这一方面有研究过。如果上课连续讲话，口腔会产生黏膜，有润滑作用，所以这时最好不要喝水，喝了水或喝茶，会把黏膜洗掉，声带容易受伤。这都是经过研究的。(未完待续)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开办公益性质之白云广播电台，民国91年(2002)5月设互联网两个网站，并将白云广播改为“金禧之声”。
十、申请退役
我在军队十年又百日，之前和之后都是出家人的身分，心理上设法去适应，但也同时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出狱」？所以虽然在军队时，我全心投入，尤其努力学习发展教育训练。但是教训工作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我又在想：怎样才能离开军队？
到民国48年(1959)，我因为在部队上课太多，太劳累而生病了。从预官队第五期、六期、七期，我都在带训；加上步兵学校有士官队、尉官队、校官队，并且另外成立将官班，将官班是老总统亲口下条子做的。以前的将官连手枪都不知道怎么用，一般的轻武器、轻兵器，他们都不会使用，那时候新式的手提式无线电就像现在的大哥大一样，他们也都不会使用，老总统看了很伤心，因此就在步兵学校办了一个将官班。我兼将官班的职务，班主任是校长，副主任是教育长，我兼名誉教育主任，有很多事，很累。那时候我一天有八个小时的课程，晚上还要给他们补习，没有星期六、星期天。
到民国48年(1959)，有一回我骑脚踏车摔下来，掉到水沟，营房的水沟很宽很深。我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经检查，肺部有点问题，因为太劳累了，造成一般所说的痨病，我就住院了。刚好那时候政府的政策，有病的、年纪太大的、需要长期休养的军人都可以退役，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申请退役。
本来那一年7月，我的退伍令已经下来，但被校长张立夫把我的退伍令压下来。一直到11月底，跟我一起申请退伍的人都拿到退伍令了，我却还没有。我就到学校的人事部门去查，那些科长跟我很熟，他们说：「这个命令早就在校长那里！」我就打电话给校长，校长叫我过去，问我：「你一定要退吗？」他不希望我退伍。我说：「如果我不是想退伍，我就不会提出申请。」校长说：「你究竟为什么想退役？是不是想在社会上有什么好发展？」我说：「不是！我老实告诉你，我本来是出家人！」他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也不相信。无论如何，我终于退役。
在军队时，我没有随缘吃肉，吃肉边菜，那是没办法的事。通常我比较客气，同事都知道我一定吃一碗辣椒、豆豉、豆腐干。但也因为吃的方面有很多忌讳，过去在军队时，我的营养不怎么好。
虽然是因为抓兵而进部队，在部队里对我个人帮助还是很大，因为可以接触很多不同层面的环境，也学习很多新知识，这些都不是一个出家人在寺院里可以学得到的。我曾经参与国家军事考察团被派遣到美国两、三次，全国性军队指导会议的机构也差不多都会参与，学习机会不少，吸收一些知识经验。其实在那个动乱时代，在军队里是比较安定的。不过我心里一直在想，有机会要赶快离开，恢复本来面目。
十一、恢复本来面目
民国48年(1959)底我退伍了。退伍后我到高雄县甲仙乡，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因为当时甲仙的民众服务站主任过去是我的学生。是在现在卫武营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入伍生总队，其中有幼年兵，都是从广州撤来的流亡或父母离散的学生，都是小孩，不是年轻人，全部集中在这里。政府培养他们，让他们就学，有的送到孤儿院，都做了处理。这位民众服务站主任就是出身在这里的幼年兵，我当过他们的连长。由于他的介绍，我在甲仙找了一块山，恢复本来面目，再现出家相。
退役时，我可以选择领八成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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