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可是我并不想再跟军队来往，就提出领取一次退休俸的申请。到民国49年(1960)3月份，我拿到退休金。
恢复本来面目时，我的作法是在山里，根据《占察经》做一些仪式、规定，忏悔缺失。这部经对于还俗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为环境所迫穿了在家服，并不一定就是还俗，要看的是内心有没有还俗。所谓内心有没有还俗，是指在一些实际工作中的作法。
我在军队时，有很多机会可以结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不想还俗。当时很多人感觉我很怪，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成家这些事。我没有向别人表明我原本是出家人，因为在军队里讲这些，人家会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所以他们只是觉得我比较奇怪，好像我除了上班、上课，平常总是一个人，几乎一般人所喜欢的我都从来不参与。
十二、台湾行脚访察寺院
虚因老和尚后来到了缅甸，民国49年(1960)起两次来台湾。他是因为缅甸的信徒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局势很乱，就把他接到缅甸。他来台湾是经过香港，随港澳侨胞回国庆祝团来台湾，不是自己来，他在香港有信徒。他来的时候不是穿出家服，是穿了唐装，这是随别人方便，因此他才用华侨的身分来台湾。在这种环境里，他是尽量避免别人不方便，而不是为自己方便。香港的佛教会和台湾的佛教会都有联系，那时候从大陆来台湾的老和尚没有几人，所以他很容易就找到我。
我在民国50年(1961)及51年(1962)在台湾展开两圈半的环岛行脚，一次是山线，一次是海线，另一次是纵贯线，这可以算是半次。当初我的行脚是有一些想法，第一是想了解台湾的寺院和大陆有什么不一样，毕竟台湾的佛教也是来自从大陆，几乎100%都是从福建过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去看看真正有道德修养的台湾出家人。所以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寺院都去看了。后来人家说起「台湾走透透」这句话，我不只是走过台湾每一个乡镇而已，是每一个乡村都走完了，凡是有寺院的地方，我都去朝礼过。
去行脚的地方，如果是在家人，我会看看有什么莲社、居士会；如果去出家人的道场，我一定是应他们住持的要求才去。这些都是方便。我不认为到寺院只是去找名僧~~有名的出家人而已，如果是真的想求道，很多大寺院是找不到的。
我在行脚时也把很多规矩、法则教给寺院；大陆的道场有很多的规矩、法则，那时候台湾的戒坛没有人教这些。我常开玩笑，台湾应该成立住持训练班，把规矩、法则教给他(她)们。所以几乎是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会停下来帮助他们。很多寺院希望我留下来，我说那不是我的想法。事情做完了，我也就走了。
我在台湾各地行脚，看了许多地方之后，曾有这种想法：台湾无学可参。参学是想学东西，学人家的特色，学人家的心得。因此我还是摇摇头，觉得躲在山里算了。为什么？第一，台湾的寺院都是男女众住在一起，这是我最反对的事。人毕竟是人，男女如果不分开住，会有很多麻烦。第二，很多寺院设了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管收钱，请出家人替寺院服务，由地方上的人管出家人。第三个问题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是丛林里长大的，如果我连个人自度也做不到，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一心一意希望能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我讲的问题是生死大事，所以我自己就在山里自耕自食。那时还年轻，在军队也把身体锻炼得很好，因此自耕自食没有问题。我在大陆时也是在行脚，身体的底子不错，因此住山也住得很快乐。可是最后还是逃不了，还是有人要出家就来找我。
台湾的佛教有种种奇怪的现象，政府也管不著；或许政府有登记的，政府管得著，没有登记的、自行创立的，政府就管不著。甚至小小的道场，买了透天的房子，里面供奉佛像，一到晚上，信徒们围起来凑热闹，因为里面有乩童，真是不像话。有些有管理委员会的小庙也少不了这些现象，什么奇怪的情况都有。
不过毕竟正信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可是他们不懂道理，想修行也无从下手。台湾有七大宗派，究竟有没有表现出宗派的特色？不管是成实、三论、唯识、禅宗、法华、华严、净土以及密宗，究竟它所强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重视。
十三、慈航法师
我在台湾也遇到过几位外省法师，最早的是慈航法师。过去我们在大陆就很熟悉，可是在台湾那时候我还是军人。在大陆慈航法师曾经到我的禅堂待了两三个月。那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他的出身，因为未出家之前，他是一个裁缝师，也就因为这么一点，很多所谓的高僧大德瞧不起他。可是他和我私交很好，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我还是军官时，穿着军服，短袖短裤，打绑腿的妆扮，每个月几乎都会去看他，他那时信徒的供养很少，凡是外省来的法师几乎都不敢碰他，因为有人说他有匪谍嫌疑。[1]我每个月去看他，带一些钱，在汐止买一些他需要的米等等。有一次谢冰莹去看慈航法师，我跟慈航法师并排坐在椅子上，因为信徒会向他顶礼，此刻慈航法师站起来对谢冰莹说：“对他顶礼，但不要对我顶礼。”我是一个穿军服的阿兵哥，为什么要对我顶礼？谢冰莹感到很奇怪。慈航法师对她说：“先顶礼，我再告诉你。”但是我不敢接受，所以我躲到慈航法师的背后。这显示我跟慈航法师比较熟。慈航法师的弟子中，一个徒弟是出家人，一个徒弟是在家人，在家女弟子就是写《女兵日记》的谢冰莹，出家人是律航法师，他本来是阎锡山的军需处处长，就是黄胪初，那时他是将军，现在已经过世了。
本来慈航法师是中坜圆光寺妙果法师请来台湾的，[2]妙果法师希望他到佛寺里来主持“台湾佛学院”。但后来他和妙果法师对教育的观念有差别。慈航法师有个想法，他认为佛寺要培养法师、培养弘法人才，因此这一方面的人都应该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学习。其实寺院也有很多事要做，譬如整理环境、搬运物资等等，慈航法师对这方面比较不注重。
慈航法师离开圆光寺后，在民国39年(1950)到汐止的一个精舍，刚开始住在下面的静修院道场，但是他不习惯。道场的住持帮助他发起建道场，在后面盖了一间弥勒内院，其实只是一间小佛堂，旁边盖了几间小寮房。
虽然住在弥勒内院，他一心一意还是想办教育，所以他在静修院还是维持佛学院的教育工作，收了从大陆随军队来到台北的出家人，慈航法师对他们花了很多心血。那时的出家人什么都没有，依附别人，能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后来都不想念书，慢慢散了，跑到善导寺、十普寺、临济寺去赶经忏了。现在这些人大部分以台北善导寺为主。慈航法师闭关前，只剩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谁呢？是现在菲律宾的自立法师。
十四、白圣法师
民国50年代初期，佛教会理事长是白圣法师，他当过很久的佛教会理事长，可以说是死于任上。他邀请我过去帮他。那时不论出家或在家，从世界各地来拜访他的人很多，刚好他又打着禅宗的旗号，很受注目，其实他本人不是禅宗。
我在民国53年(1964)到55年(1966)和他相处，到56年(1967)初离开。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是跟政治人物打交道，几乎都在吃饭应酬，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好像跟真正的佛法已经脱节了。但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处在那种环境，很多事要去处理。像临济寺、十普寺本来是日本人的财产，政府来了以后，这些寺院交给一些比丘尼住，要怎样转变为佛教的财产？这些事都必须处理。
那时有一批政治人物很拥护佛教，替佛教做了很多事。例如白圣法师有一位世交，是老立委李子宽，他是佛教徒，还有一位是赵恒惕、[3]张之本，都是老立委或国代，都很拥护佛教。政府为民意代表盖了中央新村，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佛教徒。那里我也去过，因为关系到佛教、佛法的事白圣法师都找我谈，出门都喜欢拉我去。那一段时间我常和他们吃饭，每次到礼拜六或礼拜天，这些老立委和老国代就说：“哪一家寺院的素菜最好，我们去哪一家吃。”造成了这种风气。后来许多出家、在家人都以团体的方式来到台湾，我去过日本、韩国、美国等等一些国家，他们来台湾时，常要吃饭聊天。所以我逐渐待不下去了。毕竟我是在丛林里长大的，一板一眼。我那时有一个观念：既然是大法师，就不能做错事、讲错话；既然是在家的大居士，也不能随便说话，因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因为这样，久了之后，我开罪了不少人。当然，表面不会怎样，可是我自己感觉到，再这样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民国56年(1967)，我要离开白圣法师时，推荐徒弟如印法师去帮助他。之后我就离开，没有再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和外边出家人打交道，也要求我的徒弟不要和政治人物往来。
过去我还年轻，会去提别人不欢喜的事；年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圆滑，知道没有必要去提人家不欢喜的事。这听起来好像很乡愿，其实不是乡愿不乡愿的问题，天底下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一定是对或错的事，不管人家做什么，都有他的时代背景、环境关系，如果只是用我们的直觉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表现，效果还是有限的。不过我还是以为，做为一个出家人，最好不要涉及政治。
十五、“土和尚”的佛俗因缘
过去在大陆时，我和妙果法师也有接触，因为过去我在天岳山当过方丈，他去参访过，我们曾有一面之缘。
台北龙云寺的贤顿法师和台南的眼净法师和我年龄差不多，可是我们有一点师生关系。他们在泉州鼓山涌泉寺闽南佛学院念书，我受邀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课程，专门去讲《金刚经》。后来我去行脚，都曾拜访过他们，他们都想把我留下办佛学院，那时候许多法师都有这种兴趣。可是当时我曾发了一个愿：不留寺院，不当住持，不收徒弟，自理宿膳。所以我并没…
《白云禅师访谈纪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