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的人连假日都没有；学佛的人有他的家眷、有他的儿女，别人周休二日前几天就在计画要去哪里玩，如果假日父亲、母亲都到寺院去了，小孩子怎么办？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推行晚上共修的作法，周休二日时道场尽量不做事。除非有特殊的法会，比如佛诞法会或各种纪念日才利用周休二日。
兴建中的般若寺的经费来源是所有道场节余下来的钱，可是到现在还是差得很远，买土地就花了一亿多，我们寺院能筹措的不过几千万而已，目前还是要靠信徒。般若寺位于高雄市博爱路底，在路口就可以看见，不是传统橘色琉璃瓦建筑，而是灰黑色琉璃瓦建筑，因为一般橘色琉璃瓦都是在山林里，有绿色的背景，城市较拥挤、髒乱，和山里的情况又不一样。
将来般若寺会以对外弘法为主，供信徒共修听经，也办一些法事、慈善社会福利工作，也会有佛学院。中华佛弟子协会和慈善基金会也设在般若寺。将来有商业行为的公司则是另外设在般若寺的对面。
我的弟子里，比丘尼的比例比比丘多。现在我把大部分的比丘留在甲仙，我不容许他们住在同一个道场。我也给他们有机会在都市发展，比丘也可以开发道场，可以在都市做一些事。其它的弟子还是住在山里，但他们可以轮调。在城市住3个月，如果习惯，可以延长住到6个月，但我也不希望他们留在都市太久，最多留6个月，比丘尼住菩提寺，比丘住甲仙。出家人在城市太久也会变质。他们都还没成就，是人总会有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有一些规矩法则，按照这些规矩法则，即使我不在了，这个寺院不会乱。如果没有规矩法则，老和尚一不在了，就一团糟。
在千佛山我有一些作法：职务为先，常住自治。我依据个人的专长来领职事，进到寺院来的，我都会问他：「你在学校学什么？你适合什么工作？你本身的兴趣是什么？你最有把握的是做什么？」比丘和比丘尼都这样安排。千佛山慈善基金会是以在家人为主，也是考量他们才安排工作。我觉得比丘、比丘尼都是平等的，完全要看个人的专长来做事。
二十二、道场的经济问题
这几年来，我们经济上比较困难。还好我们的寺院、道场都很节省，能节余下来的尽量节余。我很反对化缘，因为台湾寺院太多，化缘太浮滥，有时信徒们会害怕到寺院去，我们希望能做到信徒进我们的寺院不会有压力。甚至我常说，布施不要造成伤害，因为信徒要解决健康问题、教育问题、医药问题，我知道有很多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为了布施而去标会等等，以佛教徒而言，这是虔诚的行为，可是这中间会造成伤害的后果。
我们寺院中，有从事商业行为的都是在家的信徒，协会、基金会的事业则都是出家人，这两部分完全分开。
我们的寺院还有一个好处：完全是出家人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的寺院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说难听点，我的棺材本全部都投在寺院了。
过去我在军队并没有太多的钱，可是我在军队时很有赚钱的机会，经常写文章投稿、授课，却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加上那时候我有计画经济--买股票。所以寺院能盖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最初我买钢铁的股票，像唐荣铁工厂，买时8毛钱一股，几乎我的积蓄全部买唐荣股票，那一次买最多，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一些，把我的存款全部都拿去买。我那时还在山里，买了股票也不管，就摆在那里。在这中间，有机会买另一种股票──南亚塑料。
我用８毛买来的唐荣股票后来陆续卖了，最高大概卖到170多元。第一次买钢铁股时，大家都骂我傻瓜，没人要的股票，一股才8毛钱，我却买那么多。当时我认为台湾没有铁矿，台湾的铁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战车、汽车、炮弹等等，都是军用物资，唐荣是这么起家的。我回复本来面目后，仍然要过日子，因为这么想，所以才去买了股票。如果用比较佛教徒的口吻来说，这件事和护法神还是有关系的。要不是护法神的力量，即使有机缘，也不会去争取。
南亚塑料我则是一次就卖掉了，我在这种股票上赚了不少，有一次塑料类的原料在很短的时间内飞涨，从25元升到75元，那一次我全部卖光了。有了这些股票利润，才有今天的千佛山。卖了之后就买讲堂，包括1、2楼、5、6、7楼及12楼，共买了6层楼。那时我有一个出家弟子，他是彰化和美人，家里是做塑料的。当时台湾所有塑料颗粒都靠进口，我认为台湾本地没有矿产，如果买这些股票一定会赚钱。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创立公益性质的白云广播公司，民国91年(2002)1月转型为商业电台金禧之声。金禧之声的宗旨为关怀弱势族群，每年定期举办公益活动，并举办儿童暑期佛学夏令营、心灵演讲、环保生态等相关活动。节目为全内制，以闽南语为主，收听范围为台南、高雄、屏东，听众年龄层主要为35至55岁。
二十三、勤于笔耕
我在许多刊物上都写过佛教文章。我依师父的规定，50岁以前不写佛教文章，50岁以前不收比丘尼弟子。这是他对我的要求。
我在军队里就喜欢写各类型文章，尤其写一些小方块。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改革。比如我在中华日报写过一个小方块，说日本占据台湾的时代，称为「日治」是不合理的，因为台湾的土地由日本治理并不合道理，所以要用「日据时代」。后来政府正式发布命令，说要用「日据时代」。
我恢复本来面目后，到民国50年(1961)，才真正开始在佛教刊物写佛教文章。比如在佛光山的《觉世》、道安法师的《狮子吼》、中国佛教会的《中国佛教》，以及《海潮音》等期刊。过去很少出家人写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在写。我是因为各种因缘，有人邀稿而写。到古严寺后，我开始集结文字。
民国61年(1972)我创办《佛印》月刊，每个月都要定期出刊，不管是长篇或短篇，散文、诗歌都是一手包办。每一期的《佛印》月刊中，都要教导出家人规矩法则，包括诵经、唱念、法器。其实我每期撰稿都不超过三小时，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后来我到菩提寺，民国78年(1989)创办《千佛山》杂志，现在还有一个《佛弟子会讯》，我也都有写文章。未来希望把这两种刊物合并，办得精致一些。
过去我还在《佛印》月刊很少有什么经典的连载，通常只有一篇连载，其它都是短篇文章。办刊物变成上班打卡，后来我专注经典的决疑，他们就拿来分期连载。我写作已经这么久，到现在我还是固定每天有两到三个小时在写作。虽然花了两、三个小时，可是写的字数不多。我的短篇文字都是在办公室里有空就写。我写的东西除了一些传记叙事性之外，一方面有关禅宗的文字也不少，再一方面是关于流传性较高的经典，例如我写过《法华经》、《圆觉经》、《楞严经》、《楞伽经》等[1]，里面很多资料都要花很多时间搜集资料。其实我写东西很快，我不会凭想象和印象写文章，我是把一些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内容，用现代人看得懂的简单文字写出来，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查资料。现在《大藏经》放在光盘里，虽然查询方便，不过我的眼睛受不了萤光幕的辐射，即使我与你们坐得很近，也只看得到轮廓，其它看不清楚。在健康方面，我的平衡感也不怎么好，军队演习的时候，曾经摔了一跤，耳朵受到伤害，一直有治不好的中耳炎，年纪一大，平衡感不好，坐久了要站起来，先要身体放松、放直，才能站起了，变成坐久了也不行，站久了也不行。睡眠也不多，年轻时忙碌，没时间睡，老了一有时间坐下来，就会打瞌睡。现在一天可以睡五个小时，以前从没超过三个小时。我讲的睡眠还不是指躺在床上，以前我没有床，从77岁还是78岁开始才有床。
我现在已经有80多本著作，有的是平常和信徒们交谈或法会里讲的，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我就写出来。也有的是演讲集、讲经的资料，大部分还是我写经典的解析。很多都是偶发写出来的。我没有去想过藏经上的取舍，我是把个人的看法表现出来，可是也尽量采各家的解释。例如我写《法华经》完全用法华和天台的思想，写《楞严经》则完全用大乘菩萨的看法，写《圆觉经》完全用禅那的观点，写《般若经》完全用般若的思想，尤其是唯识学花的时间最多。
我写的东西一定有系统，不是大杂烩。佛陀的思想还是有分类的。《大般若经》我不只是自己下过功夫，也讲过不少。
现在我发觉自己写的还是太文字化，从信徒的反应，感觉我写的还是太深，用讲经的方式信徒比较容易接受。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逐渐出CD、VCD。比如讲《四十二章经》，本来是对出家比丘讲的，连比丘尼都没有讲，后来我改变方法，用大乘菩萨的方式来诠释，毕竟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在释迦牟尼佛的思想里，他强调的是道理，是可以善巧、可以方便的，他唯一提出的警告是不要以自我意识去看，必须有现实生活的体验，使解和行能够相应，没有违背，不是一个不能行的道理。有时候我讲经，当我在解释时，我可以用很口语的方式讲出来。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功德回向，所谓回小向大，很多其它的法师都说：「做了功德，经过回向，功德就会更大」，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这样，而是由小乘行人转向大乘，这才是回小向大，不要做一个自了汉，可以从罗汉到菩萨。但真正的法义是把功德分给更多人，把自己既得的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也就是智能，都分给更多人；是既得利益，不是本身什么都没有去做回向，那等于自己没有饭吃却要给别人饭吃，是不可能的事。
我所讲的虽以禅法为主，也有关于净土。讲经讲十大学派，真正只有六大学派，因为俱舍和成实是小乘佛法，净土以念佛为主，既然是学佛的人，不是要念佛、念法、念僧么？！，念佛是持名，持佛菩萨的名号。我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规矩：学佛的人都应该去念佛，不只是口里念，还有想念、思念、忆念，凡是学佛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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