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生活禅”

　　冯学成居士

　　去年夏令营我谈的题目是“也谈生活禅”，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再谈生活禅”。

　　年我谈到了“三化”，即要在道德上美化自己，在智慧上优化自己，在力量上强化自己，在生活中得到自在；还谈到了“三气”，即在工作岗位上，特别是在单位的领导位置上，应该具有庙堂气、山林气、英雄豪杰气，有了这三气，我们的人格就圆满了，在生活当中就有力量了。生活禅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禅的生活，只要是众生，都会有生活，会有生活的基点，但把禅融入进去后，便会有了制高点。如果我们明白了禅，我们就能明白人生的目的与需求，就能了断这一辈子，解决人生终极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生活禅“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八个字，如果没有智慧，就谈不上去觉悟；如果没有力量，就谈不上去奉献。要想自己在经济与精神上有力量，就应按照佛陀的教诲及善知识们的开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可以把握的东西把我们支撑起来。存在就是生活，生活的背后存在很多的内容，我们谈生活禅就离不开这些。在未遇佛法之前，我们是被动地在人生旅途上漫步、旅行；我们学修佛法以后，就可以主动、自觉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进。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活，父母给我们身体以来，我们就在生活，但如何生活？生活的主体对象是什么？对于未学佛的人是没有去考虑的，生活不外乎吃喝拉撒睡、交朋结友、上班回家等这些，在四川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麻将成风。今天在座的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不同专业的营员，不论你学什么、干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环境，有自己的亲属、父母、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但在这不到一百年的生活中，是谁在生活？生活的主体是谁？要谈禅，就得明白这个主体，就像禅堂里的参话头"念佛是谁？"、"修行是谁？"，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岂不是糊里糊涂、梦游般地过了一生。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忘掉，但这个“我”忘不了，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单位、这是“我”等等，什么都是“我”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来来去去、生生灭灭，但在人的思想意识深处有一个老是忘不掉的“我”，“我”是永远丢不掉的，“我”是怎么一回事？这是需要大家在生活禅里好好去解决的问题。如何对待外境与内境，这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挑战，我们每天睁开眼时就主动、被动地承受着对外的感觉；内境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是我们头脑里每天出现的种种情绪、思维等内容。外部环境不论是顺、是逆、是苦、是乐，都必须通过我们的思想、精神转化过来，为我们所感受与承担。面对这一百年的生命，我们怎样在生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把我放到什么样的环境之中？这是每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讲“无我”，谁又在承担这一切呢？"无我"以后，生命、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在生活禅中解决的问题。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两千年了，在前边的一千多年以前，佛法是非常普及、深入人心的，有些地方几乎所有乡村都建有寺庙，那时的中国佛教面对当时的社会，的确把握住了现代化、生活化。在封建时代，佛教传入中国面临的是儒家、道家的学说与伦理道德，佛教很快地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是欧洲、美洲、科学技术、大工业生产、商品经济及现代的物理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电子科学等一系列东西，佛教如何回应？对教界及学者专家们，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准备；对我们个人还是把自己放在如是修行的角度上，只有把自己料理好，使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效与力量，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国际上讲实力外交，谁的经济强、军事力量大，谁在国际上就说话算数；在社会上也是当官的地位高，说话就有力量，也是大老板腰里有钱，说话有力量，都是实力说话。作为佛教也必须通过佛教的实力来说话，佛教徒学佛也要学得像样，把学佛的优越性表现出来，别人肯定就会接受我们学佛的。

　　关于生活禅，净慧大和尚已经从理论上为我们作了很好的铺垫，我们需要做的是怎样把大和尚的理论进行展开。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有光辉灿烂的一面，在南北朝、唐代、宋代，佛教是中国思想的火车头，那时如果没有佛教，中国的思想史就会暗然失色。佛教的传入及对佛教的反应，使中国在思想、精神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它的局限性，佛教里有些积极意义的、面对现实人生的东西被放在了一边，被关在《大藏经》里面，没有被实施、释放出来，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实践上的一个遗憾。比如佛教强调“明”，声明对写作、读经典是必不可少；因明是学逻辑的基础，现代科学的很多领域都是因明学外延的扩展；佛教的五明更具有开拓性，却一直没有被发扬光大。五明是作为菩萨的学问，是自受用、他受用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几百年来佛教的衰落，很大的原因就是放弃了对五明这套学问的探索与发挥，使佛教局限在寺庙之中，被封闭在寺庙之内，没有真正面对整个社会、历史。现在讲“与时俱进”，这几个字是《周易》里的范畴，说明古人就有强烈的自新意识。对佛教来说，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从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到在世界上的传播，就可以说明这点。在《中国禅学》创刊号上有一篇黄明尧老师写的文章“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比较全面系统地把中国当代佛教的现状、困惑及未来的开发作了阐述，对我们现代学修佛法应该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大家可以好好学习领会。正是由于有这么特殊的时代因缘，净慧法师在十年前提出了生活禅这个理念。通过十年连续、持久、广泛地宣传，我自己对生活禅也有一点比以往更深入的认识。无论是在家、出家，都要明白佛教甚深博大的理论对我们的开示，佛教重视般若，有深般若、广般若，深广不二。深般若是明心见性，是根本智的法门；广般若是建立万法，是后得智的法门。既然佛法不离世间觉，佛法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封闭在寺庙里，特别在当今社会，更应该积极地走出寺庙，面向众生。我曾提出寺庙不应该成为信众们顶礼膜拜、供养的地方，应该是把佛的智慧与力量传给众生，这也是在奉献人生，让众生得到智慧与力量，让众生都能成佛，这才是寺庙及僧伽的主要职能。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很重视深般若，而在广般若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拱手让给了儒家，好像出家人就在寺庙里，不多干涉红尘的事，这样就捆住了寺庙和僧伽的手脚。

　　我们都知道六祖大师悟道后的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最重要的一句是“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菩萨见道之后更应该勤修万法、建立万法。比如唐代一行大师是著名的密宗大师，又是著名的天文学家，现在中学的课本上，还专门把一行大师的头像印在上面。他测的黄道、日食、月食，精确的程度远胜于古希腊的测算；他还是位数学家、工程师，会造很多的天文仪器。我们提到这样的出家人，一方面是引以为自豪的；一方面也应思考在佛教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像一行大师这样的科学家。在历史上，有像法显法师、玄奘法师这样对佛学理论造诣很深、贡献很大的僧人，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即世俗化的世间法上的建树却不怎么突出，这主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约束。特别是宋朝以后，佛教里的高僧大德除了在禅修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之外，也有在传统文化范畴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基本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特别创造的僧人。生活禅要面对人生，从与时俱进的积极意义讲，我们佛法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不仅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形势相适应，而且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要敢于在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上都有所发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我们不可以只在灭上下功夫，天天去对治烦恼，天天去修不净观、数息观，这对个人解脱是可以的，但面对众生时，这就不够用了，因此必须有大乘佛教的菩萨胸怀。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能生万法，我们应当下功夫，在自然科学、工程学领域，包括其它对人类文化经济等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去勤修苦练。在生命科学上，佛教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个人认为无论遗传学、基因工程发展是多么迅速，都没有超过唯识学的界定。天文学任意发展下去，都不会超出佛教宇宙观的范畴，我本人就是一个天文迷。

　　既然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又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姿态来面对世界，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时，不能把我们禁锢在蒲团上，禁锢在寺庙里，而敢于大胆地面向人生，积极地去应对人生。当然，出家师父是有不共的方面，不能对出家师父作过多的要求。在家佛教徒的自由度及与社会的共法方面要便利得多，作为佛教徒能问鼎诺贝尔奖，也是佛教界的荣誉。佛教是最智慧的学问，最讲思维科学，如果在思维的结构、运用上不能比非佛教徒更优秀、更高明，那只能说我们学佛法还不到位，我们如果真正觉悟了，得了大智慧，我想得几个诺贝尔奖不会是什么困难的事。之所以我们还到不了那一步，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当家作主，也就是我们对生活禅的体验、体证功夫不到位，还得勤加修行。我们每天不外乎喜怒哀乐、打妄想，面对工作把一天24小时给耗过，当我们仔细分析来来去去的思想与内容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精神与思想、情感是由无数个念头所组成，宇宙是由无数的基本元素构成的，生命体是由无数个细胞所构成的，我们的思想、精神则是由一个一个的念头组合而成的。师父们常对我们讲，修行要注意当下一念，照顾好念头，事实就是这样，思想上的千念万念都离不开当下的一念，千念万念都必须在思考的这一念中产生、沉淀，也可以说这一念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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