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依据《华严经》，三论宗依据龙树、世亲的三大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进行阐发，形成解释经典的系统，但这已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活生生的创造了。这是中国思想发展到了一个了不起的阶段。其思维的活跃，思想的高度，体系的完备，都使中国佛教进入了黄金时代。智者大师、玄奘大师、法藏大师、慧能大师，这些充满大智慧的人，达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顶峰，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宗教导师。

　　有海外学者讲，如果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是谁，答案不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不是朱熹、王阳明，而是玄奘。前面那些人可以称为圣人，但玄奘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语言、思维的思辩性上，特别是在中印文化传播与沟通上，在中国知识系统的传承上，确实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我之所以重点谈佛教的经典，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可以说拥有这些经典，但其价值和意义却长期地被尘封了，被放在图书馆里，寺庙的藏经楼里，虫叮蚁咬，束之高阁。仅仅被供奉着，学习、研究、钻研的人却少之又少。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去翻一翻它们呢，更不要说研究了。对于大藏经，应该保护、整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用、运用，要去传承。历史上，《僧传》中记载的高僧大德，我们看到都专攻某种经或论或律，有的一辈子讲某部经要几十遍，甚至上百遍。近代的太虚大师、虚云大师，也都是要闭关多年，悉心钻研，披阅经藏。出来后，还要反复地宣讲。我们现代，缺乏的恰恰是这样能够“讲经说法”的高僧。

　　我们主张还是要回到经典，那里有最深沉的智慧，有佛教的真生命在。所谓“续佛慧命”，就是要续佛法之不坠。

　　古代对出家人的称呼是很严格的。法师不是轻易可以叫的，必须要真正了解佛法，精通某一经某一论，才可称为“法师”，玄奘大师的最高称号就是“三藏法师”。通经、律、论，所以叫三藏法师。禅师也不是随便称呼的。还有“论师”，要通某一论，才可称为“论师”。

　　2、寺庙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陆)有两万多座寺庙，许多小庙可能还不算。

　　这些寺庙大多在山水形胜之处，山环水抱，乃风景绝佳之地。古代高僧大德大多是风水大师，很会选地方。当然有的是在城市之中，虽身处闹市，但也是一清幽所在。可惜现在好多被商业气氛所污染了。

　　进了寺庙，大家有什么感受？来到柏林寺，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佛教上所说殊胜的感觉。古人的诗中，寺与风、云、花、雾都成为入诗入画的一种元素和符号了。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现在很多日本人都到寒山寺，络绎不绝，就是冲着这种意境去的。

　　面对古老的寺庙或者石窟，思索时间与空间凝结成的历史，你会不知不觉生起一种感动和赞叹。在山西大同华严寺，有一尊石雕菩萨像，据说郭沫若先生足足看了四十分种，赞叹其为“东方的维纳斯”。

　　前不久我去云岗石窟，站在那里，感慨万千。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宋代大儒程明道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无外，思入风云变幻中。”

　　洛阳龙门奉先寺大佛，简直是太美了，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了。

　　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朝代，值得关注。

　　一个是南朝，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义理，谈空说有，讲玄论妙，把中国佛教推向了一个理论的高峰。在宋文帝、梁武帝等几个皇帝的带动下，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都研究佛典，而且不是一般的研究。历史上这一点是常常遭到诟病的，认为不顾国计民生，清谈误国。但从佛教上说，这种整个国家的理论热情和宗教感情被调动起来，也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是北朝，特别是北魏这一朝。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其中北魏孝文帝，最是了不起，穿汉服、学汉话、信佛教，把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到洛阳，在大同开凿云岗石窟，后继者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南朝留下的是佛教思想及其学派，体现了学术的繁荣。北朝则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一个个佛菩萨搬到了人间，并且凝固在那里，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无量功德刻在了石头上面。

　　我们常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那么什么是庄严国土？记得赵朴老曾经在一篇讲话中说，要用寺庙这种文化符号、文化要素，点缀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深一层意思，就是净化内心的佛国净土。《维摩诘经》中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所以寺庙是文化传承的场所，是出家人的安身之所，是对民众教化的场所，是文学艺术的殿堂。它既有宗教功能，也有文化功能、艺术功能、社区功能，现代又有了旅游功能、经济功能。所以寺庙是个综合体，同工厂厂房一样，是精神生产的基本单位。

　　3、理念

　　刚才说的都是有形的，这里是无形的，但似乎更加重要。

　　佛教留传下来最宝贵的是思想和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已经渗入到我们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指导我们言行的内在的法则。比如慈悲、智慧、平等、中道、包容、清净、圆融、无我、尊重等等。理念指导行动，行动创造财富。所以可不要小看这些观念。迷悟就在这一念之间。而且这些理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一天容易，奉行一辈子难。

　　这些理念又不是干瘪的，而是化为了生动的形象。比如观音菩萨代表了慈悲、文殊菩萨代表了智慧。《法华经》里专门有一品是常不轻菩萨品，这位常不轻菩萨在中国不大受重视，他代表了尊重。他从不轻视、蔑视任何人，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都会说，我要恭敬你，绝不敢轻待你，更不敢瞧不起你，因为你们每个人未来都要成佛。所以在座的诸位，千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你们都是要成佛的。

　　佛教的道理不仅精深，而且微妙。《妙法莲华经》被称为经中之王。从题目上看，这部经首先就在于一个妙字，妙法即佛法。据说，当年智者大师讲“妙”字就讲了一个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奥妙，人生充满了奇妙，生活洋溢着美妙，佛法处处透着微妙，所以妙不可言。

　　我们有时候发现，苦苦追求的东西不在我们的前面，而是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文化传统里面。也不在远处，而是近在眼前。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

　　佛教里有一段很有名的公案，《大珠禅师语录》载，曾有一位僧徒来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他回答：“用功。”问怎样用功，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意思很简单，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他是嘲笑有的僧徒“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佛教的妙法、佛教的理念是既高远又平实，既精深又平凡的。它不在真空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吃饭就是禅法。连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阳明全书》卷二十)北京白云观历史上有副名对：“世间莫若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

　　有人问了，佛法那么多理念，现代社会需要哪些？

　　这里我讲讲明心见性的问题。佛教是讲心的宗教，佛教对心的观照，学问可大了。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讨，这是宗教的拿手好戏，对佛教来说，这更是看家本领。佛祖算把我们人类的心，群体之心，个体之心都看透了。诸多佛教经典都讲到心，而且讲得细致入微。

　　《华严经》：“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

　　《楞严经》：“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楞伽经》：“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六祖坛经》：“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世人性本自净……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

　　《大乘起信论》：“三界虚伪，唯心所作”。

　　《宗镜录》记载，有檀越问安国：“和尚是南宗北宗？”答说：“我非南宗北宗，心为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识心，一切教看竞。”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

　　我们的时代是个科学至上，物质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人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自然界、对外在世界，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化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奔跑着追逐时代的脚步。世界越来越大，地球越来越小，人心越来越不安。我们却不知道把心安顿在哪里。俗话说，心猿意马，人心恰如动物园，热闹得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佛教是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运用佛教的理念，清净我们的内心。

　　前不久，听有位学者用三个“JING”字来概括儒释道三教。他说，佛家是干净的“净”，道家是安静的“静”，儒家是恭敬的“敬”，这样的解释，蛮有道理的，也是蛮巧妙的。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们确实需要这三“JING”。以敬畏的“敬”来建立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用干净的“净”来纯洁我们的社会，用安静的“静”来对治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

　　中国佛教的方向是人间佛教，从太虚大师提出到赵朴老努力践行，快一个世纪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感到人间佛教的理念很好，但需要化为可操作性的思想与行动体系。

　　柏林寺在这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即把“禅”落实到生活里面去。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真正的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对生活有发言权。因为谁也离不开生活，如同离不开吃饭、穿衣、睡觉一样。生活里又充满了酸甜苦辣，充满了喜怒哀乐，充满了生老病苦。“禅”我不懂，也说不出什么，要请教在座的高僧大德。但从大家进了寺庙后的表情，可以看出来，禅是使人喜悦的，给人快乐的，是让人增长智慧，减少烦恼的。“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对这个社会，“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增长良心道德。

　　生活禅的理念认为，对自己要觉悟人生，对社会要奉献人生。做人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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