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尚不以人废言，况可以其徒而轻其教乎，亦何异乎，以丹朱而罪尧，因商均而过舜，服药失度，归咎于神农，纵火致焚，反怨于燧人也耶。”[9]

　　总之，古代的儒佛孝道之争是在当时为了遏止佛教势力发展的背景下而进行的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宗教文化之间的斗争，其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来，至少在理论上它有伪问题的嫌疑。到了现在，我们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上，还在沿着古人的思路，不断地重复与放大古人的说法，对佛教界早在东晋时就已经澄清的佛教有“处俗弘教”的孝道传统视而不见，过分强调儒佛两家的孝道观的不同，实际上是对佛教的孝道观的歪曲，有违于学术研究求真的传统。

　　二、太虚大师的佛教孝道观

　　中国佛教进入近现代以后，曾经有过一个复兴与改革佛教的浪潮，明清时代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这时佛教毫无生气，人才匮乏，理论鲜少，沦落成为死人服务和说鬼的宗教。以太虚为首的一批年青的僧人，立志改革中国佛教的弊病，他们提出“佛教革命”和走“人间佛教”的思想，使近现代中国佛教发生了根本变化，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太虚是中国佛教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从事弘法利生的活动。太虚重视佛教在人间的影响，认为佛教应该与人生的问题结合起来，所以佛教就是人生的佛教。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到处宣传佛教的改革思想，宣讲佛教的经典，还撰写佛教著作与文章，对当代中国佛教思想文化的建设多有启发与帮助。

　　甲、儒家孝弟观的现代转型

　　民国佛教的时代，已经走过了从宋代之后的佛教三教合一的时期，儒佛道三家不再为夷夏之异而争吵了，更多的时候是三方走到一起，同时又有各自的分工。总的来说，这就是儒家治国，道家养生，佛家治心。太虚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后来曾经研究过道教，再又有了佛教的信仰，所以他是集三教于一生的高僧。太虚从进化论的切人，指出了因时代而变化的儒家的孝道观变迁与衰落。他认为：“家族伦理是构成儒家道理德行之主要因素，故儒家着重于子弟对父兄之孝弟为人格道德修养基本，有子的孝弟为忠信之本，孟子之孝为众德之纲，乃至孝经之孝为至德要道；演为后来通俗的孝弟为八德之首，求忠臣必于孝子。据此而排斥杨、墨为我兼爱为无君父；又适逢佛教之出离家族家产关系，以个人人住教团之和合僧为佛教之主持，由此遂益为儒家掊击之焦点。实则人天乘、大乘、均不必出家，必出家者仅二乘；而在中国未发挥人乘、大乘之风化，由此有多土夫纵信修佛理，仍退保儒家原位，以另成其儒家之佛。宋明之“道学儒”，以此为最要起因，沿至马君亦于此深深着意。如云：“现前一念孝弟之心，实万化之根源，至道之归极，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自来料简儒家与二氏之异者，精确无过此语”。又引伊川作明道行状云：“泛滥诸家、出入释老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人伦，察于庶物，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至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又引黄石斋孝经有五大义：“阐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注谓：“阐杨墨虽孟子事，佛老之弊更在其后；然孝经之义明，则杨墨之道熄，谓为过之亦宜，。皆据孝弟为本之堡垒，以抵御以攻击余家者；盖儒家失此堡垒，即失其进德修业之所依也。然今日则已遭严重之厄运，一般儿童自五六岁知识初开，已常时生活于学校集团；迨其青年壮年生活于公司、工厂、军队、政团等职业群中，已少家庭关系；甚至如苏联之由托儿育婴以逮幼儿园学校，父母子女兄姊弟妹更鲜特亲机会。一方面养成其独立个人，一方面受授于国族群体，直由小己在大群中修养其道德人格，方能适为现代之法治国民或未来之大同世人。不惟人德之修养重心不在家庭，且家庭已自然融解于国族社会，靡可凭依，保其残喘余势，乃反足为累。陶孟和君分析中国家族制度对于民族特性之影响，认为产生相忍倚赖不安定人格之压迫，缺乏组织能力等习惯和行动。则原来亦未达到从家齐的基础上以成功国治之效；虽有繁殖系縻等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本已非少，及今则弥觉患多而德鲜矣。所以孝经丧礼等之赞美尊严者，失其真实需要；而新圣注重化宗族为国族，欲以“孝民族而弟国民”变其质，盖非无因也。”[10]

　　太虚指出了孝道观思想在儒家的学说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人格培养中不可或缺的特点，佛教出家离家成为被“儒家掊击之焦点”的历史史实。太虚立佛教“五乘”，即“佛法随机，故于乘有一乘、三乘、五乘之差。此虽种种，大致此因缘生法可为五乘共通法而摄尽世出世法。言五乘者：一、人乘，二、天乘，三、声闻乘，四、缘觉乘，五、大乘即佛菩萨乘。此中所谓人乘，就吾辈人类之因果以明。人类因果既明，进而天乘，更明三界诸天果因之如何也。天之果有欲天、色天、五色天，感天之因有福业，不动业等。然此人乘、天乘、皆属世间善法；至于出世间善法，则声闻乘、缘觉乘、大乘菩萨佛也。此中所谓因缘生法即是五乘共法，盖人天因果皆于此法上建立，亦通出世三乘，故为五乘共法也。”[11]由于人乘是圣人，天乘是超过人间的超人世界。大乘是菩萨的所为，这三种乘者是已经取得了觉悟或悟道者，出家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声闻与缘觉二乘是小乘，正在取得觉悟者，他们要成佛就必须要出家。太虚认为，中国虽然是大乘佛教国家，但是一直在行使小乘的活动，所以“而在中国未发挥人乘、大乘之风化”，面对儒家孝弟思想“本之堡垒”的强大势力及其影响，使中国许多学佛之人在学佛之后，在儒家的孝弟思想面前只好退缩，最后被迫回到了儒家，成为“儒佛”。太虚的这种看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孝弟思想作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代表，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也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上下有序、夫妻有位、家庭有责的根本精神，所以才被人看做“万化之根源，至道之归极”，有“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之功效，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孝弟思想理论的作用与指导。

　　进人民国，传统儒家的思想理论受到了冲击，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儒家思想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撰文直指儒家，斥责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一时形成整个时代思潮。太虚是一个革命者，他一直受到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不仅同情革命，而且还亲自参与革命活动，被认为是“革命和尚”。他把这一时期的孝弟思想削弱，归结为是“家族伦理”的解体，整个社会的组织影响增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正在淡化，致使“宗族变成了国族”，原有作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支柱的孝弟思想。在进入民国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特别是作为传统儒家治国与齐家作用和功能正在丧失，其地位也日益低下。所以孝弟思想在当代社会被抛弃或被改变，乃是由社会进化所决定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时代的潮流。

　　太虚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评价了儒家的孝弟的衰落趋势，指出了孝弟思想功能退化的社会原则，对教徒来说有很大的约束性。五戒是佛教的根本戒，它的制订与执行，就是要佛教徒发挥善行的一面。太虚在说到佛教的“五戒善法”与孝弟关系时认为：“佛教最初的目标在使人民善良，社会安定，国家康强。此中第一步须人民善良；佛典中教人民善良的方法很多，……(比如五戒善法)(一)不残杀而仁爱：佛教之不杀原不仅对人，而对一切生物也不残杀，故佛教之慈悲远非他教博爱所能比。但若依此彻底做去，便不能符合国法民情，故凡杀而能利益大多数人者，不受此戒限制，如除害虫杀敌寇等。其当仁爱者，如爱儿女，敬父母，尊师长，保护幼弱，和爱朋友，夫妇相亲爱，爱护国家民族，泛爱全人类，悯惜一切有情。(二)不偷盗而义利：人与人间财物的主权转移，必依正义，若不与而取，非分而取，无功而取，均谓之偷盗。偷盗，多由于赌博，闲荡，不事生产，不图立身等意志薄弱而起，故意志应使其坚强而从事生产。进一步，教育儿女，孝养父母，供奉师长，惠施幼弱，辅益朋友，分利亲属，交利国民，纳税以利国家。(三)不邪淫而礼节：现在各国多采一夫一妻制，若越此礼制，便为邪淫。淫乱多由于不尊重他人之人格，故防此应崇礼节。(四)不欺诳而诚信：人必待社会而后生活，而社会必待构成人类彼此诚信，乃能巩固。故社会安定，国家兴盛，实由于人民忠诚信义；而诚信之立，先戒欺诈。(五)不服乱性物品而凋善身心：五戒末条本单指戒酒，但现时应该将其放宽点，如鸦片、烟草及各种含有刺激性的东西，均宜戒除。因为这些东西多能腐败身心，昏乱性情，因而做出越轨的行动。上述诸事固当戒，即衣食、劳动、休息、聚谈、研习、每日亦须有常度，身心方可健康。”[12]历史上佛教界内部一直有儒佛交融思想的发展趋势，儒家道德伦理，在佛教界人士看来没有两样。如宋代著名契嵩和尚就说过，“其(佛教)五戒十善之教与夫(儒家五常)仁义者，一体而异名，此又有为者之所宜守也。”[13]另一沙门智圆则曰：“又浮图教曷乖背于儒耶

　　善恶报应者，福善祸淫之深者也。慈悲喜舍者，博施济众之极者也。折摄与礼刑一贯，五戒与五常同归。若乃反妄归真，亦犹地雷之复见天地之心也。”[14]明代憨山德清说的更直接，曰：“故儒以仁为本，释以戒为本。若曰：孝弟为仁之本，与佛孝名为戒，其实一也。以此观之，佛岂绝无经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独行于中国。佛随边地语说四谛，故夷狄皆从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15]又…

《佛教孝道的现代实践——以太虚大师论说为例(黄夏年)》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