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孝道的现代实践——以太虚大师论说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内容提要 佛教有没有孝道，佛教不讲孝，一直是一些批评佛教人士最爱说的话题，其实它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佛教是讲孝道的，而且一直在理直气壮地宣讲孝道。本文首先对中国佛教孝道思想的发展做了简单的梳理，认为历史上的儒佛“孝道”之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这是在当时为了遏止佛教势力发展的背景下而进行的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宗教文化之间的斗争，其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所以在理论上它有伪问题的嫌疑。其次。对当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佛教孝道观做了研究，指出他的孝道观有三个层面，一是儒佛伦理孝弟观的重置，但他力倡的仍然是传统佛教所说的大孝思想；二是佛教报恩父母孝弟观，这是；“奠定人间佛教的．基础”；三是佛教种福田孝道观，是以菩提心作种，做菩萨的大乘福田。在民国时期，“家族伦理”削弱的情况下，太虚并没有像当时社会上激进学者那样，彻底将儒家学说全部否定，而是主张改良或革新儒家的学说，把佛道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炉，建立一个全新的、特色的“新中国文化”。文中最后阐述了佛教孝道观的现代实践意义与做法，强调佛教面对转型期的社会，佛教孝弟观应该得到发扬。现今可以做的工作是：一、深入研究佛教孝道观的理论与历史文化。二、对原有的佛教孝道观思想进行提升与创新的工作。三、加大宣传佛教孝道观的力度。四、要树立实践佛教孝道观的典型。

　　关键词 孝道观 儒佛伦理 太虚 佛教研究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的基本规范的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宝贵的思想。经过周代礼制的孝道到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孝道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美德之一。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一直提倡孝道思想，本文就太虚大师的孝道思想做一些粗浅的研究，以释学人。

　　一、中国传统儒佛关于“孝道”的论争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东汉时传人中国。由于佛教强调出家、单身、剃除须发等等原因，历史上佛教一直被儒道二家判为没有孝道思想的宗教，并且给予强烈的批判，使佛教背上了“不孝”的罪名。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因为佛教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孝道，而且佛教历来主张要人尽孝，并把孝敬作为佛教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经典里面有过很多的论述。《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云：“佛告诸比丘，七不退法者，一日数相集会，讲论正义，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二日上下和同，敬顺无违，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三日奉法晓忌，不违制度，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四日若有比丘力能护众，多诸知识，宜敬事之，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五曰念护心意，孝敬为首，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六日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七日先人后己，不贪名利，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这里的“七不退法”，就是佛教的道德伦理标准，“长幼和顺”是佛教道德的根本目的，“孝敬为首”则是具体的道德实践。由此可见，早在释迦牟尼的时代，佛教就已经将孝道思想放在了其独特的教义思想体系中了。

　　中国的佛教是承袭印度佛教而来的，但是中国的佛教徒不是全盘接受印度的佛教思想，而是将印度佛教的思想予以改造后，最终建立了中国人的佛教理论。儒道两家指责佛教“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礼申。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又曰，全角守祀，继善之教也。毁貌易姓，绝恶之学也。理之可贵者道，事之可贱者俗”。[1]这是儒道两家从“夷夏论”这个角度来指责佛教的，说佛教出家，不要家庭，不祭祖宗，只尊佛骨佛发舍利，[2]并将此当作礼仪。佛家所谓孝敬经典，在道理上不够。悖离道德，违犯了顺理的原则。佛教自称全方位的守住祭祀，是继承了善的宗教；出家人剃发毁容，改变姓名，是绝恶向善之学，虽然从道理上说似乎是贵在于修道，但是从事情的现象来看，则是低贱粗俗。对此，中国佛教徒对此给予了回应，认为“今以废宗祀为犯，顺存嗜欲以申礼，则是孝敬之典在我为得，俗无必贱矣。毁貌绝恶自彼为鄙，道无必贵矣。爱俗拘旧，崇华尚礼。贵贱叠置，义成独说。徒欲蠢溺于凡观，岂期卒埋于圣言耶”。[3]佛教徒说，表面上看我们是废弃了宗祀，只孝敬佛祖，但是我们践行了孝敬的经典，世俗没有这样的事情，当是觉得低贱粗俗。出家人毁容与恶隔绝，你们鄙视，然而没有修道者不能显示其高贵之处。喜欢世俗，执著于旧的习惯，是崇尚中华的礼俗，这与佛家的贵贱还是叠置重合的，只是在教义上佛家独执一说而已。你们只是沉溺于凡人的眼界，岂不是遮蔽了圣人之言

　　“夷夏论”的争论焦点是在于是否以中华为正统，传统的中国儒道两家把佛教判为夷教，认为佛教是外来的，不具备正统的资格，而反映在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佛教不讲“孝”，让人出家，不祀宗祖，违背了儒家的伦理，故“伤毁与礼教正乖，莲华非结绶之色，贝叶异削珪之旨。人以束带为彝章，道则冠而不带。人以束发为华饰，释则落而不容。去国不为不忠，辞家不为不．孝。出尘滓割爱于君亲，夺嗜欲弃情于妻子，理乃区分于物类，不可涯检于常涂。生莫重于父母，子则不谢。施莫厚于天地，物则不答。君亲之恩事绝名象，岂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欤”。[4]儒家的孝道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的，《孝经》里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将血脉的传承、血缘关系的亲情放到了很高的地位。

　　佛教讲出家，僧人不结婚，没有儿女，不延续血脉子嗣，这在儒家看来是最大的不孝。但是虽然佛教不讲血缘，并不等于不提倡不孝，佛教所讲的孝是指要尊敬老人，长幼和顺之孝，所以佛教认为自己的孝超出了儒家，是行最大的孝。东晋慧远法师专门指出：“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固不应以人废道。以道废人则宜去其服。以人废道则宜存其礼。礼存则制教之旨可寻。”[5]这里慧远已经指明了，从佛教的凡圣两道来看，在凡必讲“奉上之礼”，“忠孝之义”广载经典。出家人因为戒律的原因，不生嗣子女，但是他们住在深山修道，为众生修福，这也是一种大孝，所以“不违其孝”。正如时人所评价，“出家之于君父，岂曰全无输报

　　一念必以人王为愿首，四谛则于父母为弘益，方祛尘劫永离死生，岂与夫屈膝为尽忠

　　色养为纯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处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则不孝莫过于绝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于不臣，何不令称臣妾。以袈裟为朝服，称贫道而趋拜，仪范两失名称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劳，式彰三服之坠。则所不可而岂然乎”。[6]

　　综上可知，历史上的儒佛“孝道”之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佛教并不是反对孝道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下，佛教一直在强调要尊重孝道。古人之所以攻击佛教不守孝道，主要还是从“夷夏论，，的观点来看问题，其目的是想将佛教赶出中华地区，恪守尊崇华夏正统的地位，这是纯属政治权利和意气用事之争。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之后，儒佛两家孝道之争日趋淡薄，到了宋代，孝道思想全面引入佛教界内部。佛教界专门撰出《父母报恩经》，明代憨山德清大师就是将佛道与孝道并列之人，他说释迦牟尼成佛以后，“人王宫而升父棺，上忉利而为母说法，示佛道不舍孝道也”。[7]释迦牟尼是对父母最孝的人，他不仅自己成佛，而且也让父母成佛。憨山甚至提出佛“教本多生孝道人，常持一念奉慈亲。若将孝道求成佛，万行无如此念真。”[8]儒佛两家伦理思想调和的最大特点是在人常伦理方面，儒家的做人要求与佛教的做人准则被重置在一起。《禅林宝训》曰：““僧修戒定慧，儒行孝弟忠信，皆谓之德。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趋者，向也、取也。谓前之非理者当除，此之当理者宜取，要使学者趋向道德仁义而已。而已者，结尽无余之意。”正是因为儒道两家的伦理道德被重合以后，所以两家在社会上发挥的道德功能也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于人于家于国皆为有利，一改往日儒道两家批评佛教是破人破家破国的说法。古人指出：“又云佛家五戒杀盗邪妄酒，儒教五常亦复如是。不杀仁之大，不盗义之廉，不邪礼之正，不酒智之明，不妄信之至是也。先德云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行十善，则百人和睦。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故，我能仁设教大有补于治化矣。吁假若人人持五戒修十善，国家刑罚可以不用，太平可以坐致也。果能如是，况又感得诸天八部，下降阎浮，卫护凡世，风调雨顺，五谷丰殷，火盗潜消，灾殃殄灭。如斯利益，非但补于治化，抑亦利于存亡矣。《莲宗宝鉴》云使一人能行是道，以训于家，家以导于乡，乡以达于邦，以至于无穷，则天下之民涵道泳德，融神实相，高步无何，而极佛境界，岂止以为善人君子而已哉。夫如是，则何患乎忠孝不修，礼让不着欤。以此观之，岂非能仁之道与仲尼之道共为表里，以训于民耶。今之人多不察其所由，视其徒之不肖者，而迁怒于善人教法焉，岂可以道士不肖，而轻老子，士人不肖，而轻孔子，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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