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3)
目光從印順身上稍前移，就碰上了日本人的影子。
日本佛教學術研究者對印順法師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所謂“科學”和“理性”的批判性學術觀念的形成，還是對“大乘非佛說”邪見的引進、傳播，對密宗及印度中晚期佛教的否定，印順都堪稱是日本前輩的好學生。原來，這個中國佛教界的前衛型人物，竟是“哈日”一族的祖宗！
那麼，日人研究考證的水平到底如何？他們佛教學術研究的由來和成就，又怎樣呢？
從衆所周知的教科書事件、靖國神社風波、南京大屠殺受害同胞艱難的上訴曆程……，人們——尤其是東南亞人民——對大和民族主流的考證水平和曆史學識，著實不敢恭維。再加上“古時的印度不重文字記載的曆史記錄，而以口頭流傳爲主”，故此，考證水准和態度令人提心吊膽的先生們對那段(在時空上均)遙遠得多且文獻史料相當匮乏的文化現象所作的努力，就更難讓人放心了。
早有人說，當今日本佛教是末法的象征。這種觀點當然失之過激；我們相信，日本佛教界肯定有相當一部分人士學修都是非常不錯的。只不過，在總體上，“以戒爲師”等佛敕受到冷落，總不像是件幸事。若是再盛行以學術考證而隨意質疑聖教之風，後果恐怕就益發不容樂觀了。
平心而論，一衣帶水的日本人民具有相當優秀的民族精神和傳統美德，日本佛教也有過曾經的輝煌。自古以來，日本佛教便在多方面仰承了中國佛教的思想和行持，受益匪淺。到十九世紀中葉，由于種種原因(共業所感)，日本國內的排佛輿論開始擡頭，佛教遭到當時的儒學者和神道者的大肆攻擊。恰在這時，政局出現極大動蕩和更疊，支持佛教的德川幕府垮臺，天皇專製政府大力推行號爲“明治維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這一劃時代運動對日本近代史産生了深遠影響，積極的方面姑且不談，作爲佛教徒更加關注的史實是：欽定神道作爲國教；頒布了“神佛判然”令；同時，盛行王政複古思想，滲合歐化維新風氣，掀起了排佛毀釋的高潮。例如，命令門迹親王等複飾(還俗)，廢止宮廷佛教儀式，排除神社內的佛像，各地發生的燒棄經像、破壞塔寺、強逼僧尼還俗、將寺院改作醫院或學校等惡性事件亦接連不斷。整個佛教界均感覺到一次大法難的來臨。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發布布告，“開許”僧侶帶妻、食肉和蓄發，同時命令僧侶在法名前加上姓氏，進一步分化和打壓傳統的佛教信仰。在此種嚴竣形勢的逼迫下，佛教界不得不倉促應變，興辦社會教育和救濟事業，派遣僧侶出國考察、留學，特別是，機械移植西洋學術觀念而研究佛教之風，亦隨之而起。
關于這段曆史，《佛光大詞典》介紹得比較溫和：“【日本佛教】……明治元年(1868)，頒行神佛判然令，禁用以佛語稱呼神號、供佛菩薩形貌之神像、用木魚梵鍾等佛具，神社遂脫離佛教而獨立。同時，受“毀釋排佛”輿論之影響，朝廷以佛教在倫理實踐方面不及儒家，經濟建設方面不及西洋科學文明，政治目的方面不及神道等爲由，迫令僧侶用俗姓，解除僧侶食肉帶發娶妻之製。幸有福田行誡、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之屢次抗辯，並赴歐美考察，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之宗教政策，使佛教得以渡過困厄而進入新時代。明治二十年前後，自由研究佛學之新風氣普遍展開，在佛教原典方面，有南條文雄、荻原雲來、高楠順次郎等梵文學者，河口慧海、寺本婉雅等西藏文學者，長井真琴、高楠等巴利文學者；佛教史方面，有村上專精、境野黃洋。大正年間，複有織田得能、姊崎正治、望月信亨等人。同時，佛教大學如真宗本願寺派之龍谷大學、大谷派之大谷大學、日蓮宗之立正大學、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學、曹洞宗之駒澤大學亦紛紛建立。經典之整理，如縮刷大藏經、卍字正藏、續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等亦陸續刊行。又辭書之編行，日本佛家人名辭書(鹫尾命順)、佛教大辭彙(龍谷)、佛教大辭典(望月)、佛書解說大辭典等之問世，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教學之內容。信仰方面，在基督教與西洋哲學影響下，已逐漸脫離中國佛教之形態與觀念……”
村上專精寫的《日本佛教史綱》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當時日本佛教陷入的困境：““神國思想”的興起，打倒了幕府而使政權得以複歸朝廷。加上采取開國進取的新方針，佛教終于受其余勢的壓製，一方面遭到“排佛毀釋”之難，另一方面又受到破壞舊勢力的新潮流打擊，以至于一時失卻生氣。而且本來德川時期叁百余年的佛教，在朝廷、幕府支持下，得以恢複勢力並逐漸深入社會，現在一旦遭到這種政治激變，原來的寺院與檀那的關系就完全分離，寺院的維持和僧侶的生活，幾乎陷于絕路。而且像天臺、真言等宗，由于接受了“神佛分離”的命令，把佛陀、菩薩的尊像從神社內殿搬出，或加搗毀，或予出賣，甚至讓身披袈裟的僧侶轉入神社去當祠人。由此迄今，明治時代已叁十幾年，情況雖不無小變，但僧侶腐敗之聲獨高，大法墜落之悲日深。”
上述文字告訴我們，除了歐風美雨侵襲的大氣候，特殊的社會轉型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激變，也是令近代日本佛教走上一條大違傳統精神的不歸路的重要原因。當然，一個多世紀後重溫那段曆史，一點不體諒當時日本“新佛教先驅”病急亂投醫的的苦衷而求全責備，是不對的。這裏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于夾縫中求生存的慌亂局勢下搞起來的佛學西化運動，到底具不具備雍容大度的氣質和頤指氣使的霸權，甚而成爲引領世界佛教發展的樣板，這個問題可能比想像中的要複雜得多！
之所以說它複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日本佛學家求得的“醫生”，並不怎麼高明。近代西方人在物質文明上的優勢，無形中轉換成了思想、精神上的優勢，確是傾倒了一大批自慚形穢的東方學士。于是，那年頭，只要帶點洋味的東西，幾乎都想當然地成了真理和文明的化身。明治時代去留洋的那些日本佛學家，想必亦不能自外，乍見西洋佛教學者的新奇論點和治學之術時，大概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這滋味，對他們掉過頭來生成對自家傳統文化的批判情結，應該是有幫助的。
然而，當時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研究，實在乏善可陳。這一方面是因受到語言溝通、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慣的限製，一方面也和他們近距離地結識佛教的時間不長有關。雖說17～18世紀的歐洲，就有一些著名哲學家(如斯賓諾莎、康德等)談及佛教，但不過是些缥缈朦胧的臆想而已。英國傳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發表的《巴利語語法和語言》，爲歐人研究南傳佛教提供了必要的工具。183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他的出使國收集到一些梵文貝葉經典文獻，分贈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英國人李斯
戴維斯夫婦在1881年建立巴利聖典協會，用拉丁文和英文將部分巴利系經論刊出。還有一項有名的“壯舉”是，20世紀初冒險家斯坦因叁次到中國和中亞“考察”，用不光彩的手段掠取了敦煌莫高窟秘藏的大批佛教文獻。直到1906年，傑克遜、埃侖等人才在倫敦組織起西方第一個較正規的佛教團體——英國佛教協會，公推李斯
戴維斯爲會長。但是，隨著創建人相繼辭世，該會不久便衰落下去了。在出世間福報上，那時洋人的表現似乎並不出色。
要說直到二十世紀中頁以後，西方社會才有緣認識到如來教法(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真實價值，産生較爲廣泛和清淨的佛教信仰，是不爲過的。而給他們帶來佛陀福音的恩人，占很大比重的便是藏傳佛教大師。
也許有人想：英人盤踞印度幾個世紀之久，難道他們在這方面也沒什麼大的建樹嗎？事實是，自十叁世紀伊斯蘭軍隊入侵成功後，佛教在印度本土幾乎完全隱沒，再加上沒有翔實的文字史料，那些西洋學者(打頭陣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後來零零星星跟上幾個大學教授)只得依靠極有限的考古文物(這需要接受伊斯蘭激進教徒的破壞力的考驗)，或是耐心地聆聽跟自己一樣無有佛教信仰的活著的印度人給他們講述爺爺的爺爺的爺爺那廂的缥缈傳說。剩下來的活兒，就是鼓動想像的翅膀，進行足夠勇敢的推測和判斷了。——這對于探索佛教這樣偉大神秘的文化體系而言，顯然是不夠的。
至于垂涎叁尺的西藏，他們那時幹脆就沒機會和平地深入。從《消失的地平線》一書及其引發的轟動效應可以看出，即便到二十世紀叁十年代，西方人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印象，還是那麼的離奇失真。這裏並不想否認該書在提升外部世界對西藏興趣方面的積極意義，只是想借此說明，西方人在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問題上的發言權，並非如物理、化學或機器製造等方面一樣可靠。
長期受著獵奇情趣、懷疑心態尤其是實執分別心左右的學術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大乘秘密教法的心靈傳遞的純淨性和有效性，的確是個問題！即便當時有正直、睿智的西方人想誠懇地貼近藏傳佛教的靈魂，他們卻難以完具必要的條件：充足的資金、精通藏語(或有可靠翻譯)、長期留住藏地、熟稔藏民族曆史風習、求得具相上師的慈悲攝受、對東方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感悟，尤其是堅定的佛教信仰、全面學習並通曉顯密佛法、接受正規灌頂並投入長期如法的實際修持……，這一系列對于如實把握一套高級精神修煉法門的靈魂並作出如理介紹而言至關重要的條件，顯然成了習慣于養尊處優翻閱紙張的學術研究者邁不過的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乘非佛說”、“密乘非佛說”、“密教興而佛教亡”等散發著濃烈的殖民地時代腐臭味的風言風語，從西洋學者、東瀛專家的口中以訛傳訛地吹向神洲大地，並借著形形色色的跟風者、賣佛賊的煽風點火蔓延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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